江涌贵

父亲撒手人寰已六十年了。我是最后送终的，还清楚地记得他离我而去那一时半刻的情景。

那是1959年11月15日，当时我正在严州中学读高二，这一天学校领导告诉我“父病危速归”。16日一早，我就从建德梅城出发，当时交通很不方便，第二天傍晚才赶到家。

当我心急如焚地赶到父亲病床前，他已经昏迷不醒。我焦急大声地呼唤着“爸爸！爸爸！”一边用手紧紧地抓住他的双手。父亲听到我的呼唤后，眼角溢出了泪水。人病到这个程度，连一口稀饭都没得吃，还是吃玉米粿。听堂嫂说，父亲曾对母亲说“想吃点猪肉”，当时大家都很困难，七找八借才借到点猪头肉，然而他已吃不下任何东西了。

我在床前陪伴了两天。11月19日晚饭后，父亲的脉搏由强到弱，大约晚上八九点钟，脉搏停止跳动。我记得很清楚，“咕咚”一声父亲一口气掉下去的声音。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父亲已经永远地离我而去了。悲痛的眼泪如泉水般涌了出来，我马上去叫与堂嫂聊天的母亲。母亲和堂嫂过来了，一阵悲恸的哭声传出破旧的泥墙。我紧紧抓住父亲当时尚有余温的双手，久久不愿松开……

因为家庭穷困，父亲小时从未上过一天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母亲也一样，从未读过一天书。所以，父母都希望下一代能读书有文化跳出农门。我虽然出身在一个从未受过文化教育的家庭中，但父母对我们的家庭教育却十分严格而朴实。记得小时候，父母对我教育得最多的就是“不准拿人家的东西，自己的东西要爱惜好、保管好……”为了灌输这些大道理，还会对我们讲许多小道理，比如“小来偷针，大来偷金”“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等等。

1948年初，也就是我9虚岁那年，因为是舅舅邵贵堂当老师，父母亲让二哥带着我一起去离家十里路的庄家村读书。村上还有江明强、江锦传等人一起，每周六下午放学才步行回家。4月4日周六放学，妈妈对二哥说：“因派兵役、抽壮丁，你哥要去当兵。”家里既不想让大哥去当兵，又没钱买一个“兵役”，急得父母团团转。二哥说：“逃又逃不掉，买又没钱买。我去，土地不能卖！”4月5日是清明节，二哥就顶上“壮丁”到威坪镇去当兵了。这样，就我一个人去学校了。我们读书、吃住都在庄家祠堂里，上课在中堂，住在后堂两边厢房里，中间摆放故人牌位，楼上堆放空棺材等杂物。当时我和江明强搭铺(即合伙盖一条被)。有一天晚上，庄家村病故了一个人，先是有人在搂上搬棺材，后又是送牌位，来来回回声音很大。当时我毕竟是个八九岁的小孩，基本上还是睡着的，只是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走动、搬东西的声音。第二天早上，江明强有意吓唬我，问我：“昨晚鬼来了，你看到没有？”我说：“没有看到。”他绘声绘色地说：“我看到了，舌头伸出来长长的，吓死人了……”听他一说，我吓得浑身发抖。周六下午放学回家，我就对母亲说：“庄家祠堂里有鬼，我害怕，我不敢去读书了。”

周一早晨，按规定要背上菜竹筒去上学，我因为害怕“鬼”，宁愿上山砍柴火，也不愿去读书了。平时我农活少干点、柴火少砍点，父亲从来不责怪我，这次我不去读书伤了父亲的心。他黑下脸冲我吼道：“快上学读书去！”我说：“不！”“去不去?”父亲顺手拿起靠在房门边的小杉木棍，“去不去？叫你读书都不去，打断你的腿!”说着，举起小木棍朝我腿上打来，一边打一边吼：“去不去？叫你读书都不去，那还了得？”当时，那根小杉木棍都打断了。邻居和母亲最后夺下父亲手中的半截木棍，把他劝开了。母亲擦擦我的眼泪，轻声细语道：“你爸爸打你也是为了你好。听话，到学校去读书，做个有文化的人，长大了弄一碗快活饭吃，不像你老子吃一辈子没文化的苦。”母亲把一竹筒菜交到我手里，哄着我去读书。

前几年，我在写回忆录时专门写了这一情节，题目是：“棍棒挥打，打出一个书呆子；好言相劝，劝出一个好学生。”我之所以记下父亲打我这件事，是为了感谢父母的良苦用心，而不是记恨父亲。虽不能说棍棒底下出孝子，但严格教育还是必要的，我一直这么认为。在我家乡素有“卖掉茅厕板，也要培养儿子读书”的良好风气，这在威坪叶家源是出了名的。在那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父母亲还让我去读书是很不容易的，真的很感谢父亲对我的那一次痛打。

父亲离我们而去时，我还在高中读书，还不懂得报恩和尽孝。十年后，母亲也驾鹤西去，那一次我未能回家为老人送终。想到他们，更多的是内疚和自责。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叶青  方志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