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艺敏

瀛山书院之“得源亭”内，现存碑刻七通，其中王畿的《瀛山书院记》最为“高大上”，字数也是最多的，约2260余字。

王畿（1498——1583），字汝中，号龙溪，山阴绍兴人，明代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他是王阳明弟子，也是“浙中学派”创始人。王畿创造性地发扬“心学”，认为“心、意、知、物”四者只是一事，若心是无善无恶的，那么意、知、物亦皆无善无恶。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像佛学中“空明无碍”的意思？

王畿的这篇碑文牵涉到一桩公案，那便是扬“心学”，贬“理学”，即“尊王辟朱”。他写《瀛山书院记》的缘由，碑记中已经明确无误告诉了大家：“明隆庆戊辰，宛陵周子恪来令遂。周子伯兄太常君怡，尝从予与绪山钱子游，深信师门良知之学。其治遂也，以振起斯文为己任，每携同志诸子弟访瀛山方塘之旧，锐意兴复，聚材鸠工，辨方正位，命方应时董其役，方嘉会、方言等任其劳。经始于七月之望，再越月而落成，凡为屋二十有四楹，仍匾曰‘瀛山书院’。中为‘格致堂’，前为‘登瀛亭’，后为‘二贤祠’，规制宏丽，而数百年之既废者焕然复新矣。应时谓事不可以无纪，因受命于周子，走书币来征言。”

说在隆庆戊辰（1568）年，宛陵（今安徽宣城地区）的周恪任遂安知县，他的长兄周怡（隆庆元年，擢太常少卿，故称太常君怡），曾游学于我和钱德洪，对恩师王阳明的“良知”学说深信不疑。周恪把振兴文化事业作为己任，与方应时等人倡复瀛山书院，并于隆庆二年七月十五日动工，历时两个多月完工，修整房屋二十四间，使瀛山书院焕然一新。

王畿写这篇碑记的时间是隆庆三年（1569），即瀛山书院修复后的次年。方应时那时还是一介生员，他作为修缮项目的主持人和管理者，认为文化复兴这么大的事，不能没有一篇记文，于是受命于县令周恪，“走书币来征言”，带着书信和稿酬来请我写篇记文。

碑记文字委婉，若不细加甄别，容易忽略作者的真实意图。书院作为一个文化阵地和学者讲会的平台，政府历来重视并时刻留意。王畿作为王阳明弟子，时时处处不忘播撒“心学”的种子，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促使书院由朱熹的理学转向阳明心学，占领思想高地。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直到明万历七年（1579），宰相张居正出头，不惜得罪“心学”，力劝神宗禁毁阳明讲学书院，黜先生，逐弟子。朱熹理学重新成为学界主导，阳明心学黯淡退隐。清朝开始，“尊朱辟王”已成为主流。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刻瀛山书院记》就未收录王畿的这篇记文，有些地方志中即便收录，内容也刻意进行了删减，弱化了作者的本意。

我们来看看王畿在碑文中都说了些什么。

他说：“自阳明先师倡‘致良知’之教，风声遍于海内，凡名区胜地，往往创置书院，以为聚友讲学之所。”这话确是实情，没有虚夸的成分。自从阳明先生创立“心学”以来，大江南北盛行了百余年之久。

接着道：“夫道有本，学有机，不探其本，不循其机，虽豪杰之资无从而悟入。千古圣贤，惟在会理性情。是谓喜怒哀乐未发之中，道之本也。”在王畿看来，“良知”是每个人先天自足的本体，就是那一点虚明，无需学习、无需思虑、无需修正；若是你不能体悟这一点，纵使你具备了豪杰之士的资质，也难以悟得进去。“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便是作圣之机。听上去是不是有点“玄”？这与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有本质的区别。

我们知道，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其中的“知”便是良知的意思，不是我们理解的知识、知道的意思，“良知”就是我们先天的道德本心，“良知”发动就是“行”。善念发动保存它，恶念发动剔除它，时时观照它。所以他说：“世上的人都外衣冠内禽兽，心理不一，言行不一，我太恐惧这样的事，所以揭‘知行合一’之教。”

王阳明为说明这个“良知”，作了一个很形象、生动的比喻：“良知犹如主人翁，私欲犹如豪奴悍婢。主人翁沉疴在床，奴婢便敢擅作威福，家不可以言齐矣。若主人翁服药治病，渐渐痊可，略知检束，奴婢亦自渐听指挥。及沉疴脱体，起来摆布，谁敢不受约束者哉？良知昏迷，众欲乱行；良知精明，众欲消化，亦犹是也。”（《传习录拾遗》）

关键的话还在后头：

“颜子没而圣学亡，千载不传之秘，始终于濂溪而传之明道，曰主静无欲，曰定性无事，此其的也。龟山、上蔡、豫章、延平皆令学者先立大本，观未发已前气象。师友渊源，相守以为学脉，沿至考亭，学始一变。其曰为学在于穷理，穷理在于读书，读书在于循序致精，而居敬持志以为之地。隔涉几重公案，延平尝欲授以未发之旨，自谓当时贪听讲论，又方酷好训话，不得尽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无一的见，易简支离，孰同孰异，必有能辨之者矣。”

王畿这里说：“颜子没而圣学亡，千载不传之秘。”这是《传习录》中师徒间的对话。王阳明弟子一个叫陆澄的心里久存了这段疑惑，所以他向老师提了出来。王阳明告诉陆澄说：“颜回是体悟孔子圣道最全面的，所以他死后，你看孔子‘喟然一叹’就知道了。颜回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这是他看透学透以后才能说出的话，博文、约礼为什么善于教导他人呢？学者需仔细思量。圣道的全部，即便圣人也难以用语言表达给他人，必须求学者自己用心体悟才行。颜回说：‘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亦即文王‘望道未见’之意。望道而未见，才是真见识。所以颜回死后，正宗的孔子圣学就不能很好地传下来。”

“龟山、上蔡、豫章、延平”是指四个人，有必要解释一下。王畿说的“龟山”即杨时，字中立，号龟山。他是程颐、程颢的弟子，与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先生”。又与罗从彦、李侗并称“南剑三先生”，是公认的“闽学鼻祖”。

上蔡先生即谢良佐，因他是蔡州上蔡人，故有此称呼。他还是上蔡学派的创始人，是心学的奠基人，是湖湘学派的鼻祖。他上承二程之学，下启朱熹之学，在理学发展中真正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

豫章即罗从彦，字仲素，号“豫章先生”，豫章学派创始人。他认为默坐澄心，“不唯进学有力，亦是养心之要。”如果“心官不肯思”，就会误入歧途，成为“死灰枯木”。

“延平”即李侗，字愿中，福建南平人，学者称“延平先生”。他是程颐的二传弟子，也是朱熹的老师。他认为万物皆统一于天理，主张“理与心一”，体认“天理”的最佳方式就是“默坐澄心”。朱熹曾将老师的语录编为《延平答问》。

“沿至考亭，学始一变”，这明显是在批评朱熹了。朱熹人称“考亭先生”，说他老师延平的学说传到朱熹这里，学说开始变味了，只是讲什么“为学在于穷理，穷理在于读书，读书在于循序致精，而居敬持志以为之地。”这些“穷理、读书、居敬、持志”的功夫，距离“道”的本体相差甚远。

接下来话锋一转，道：“自先师发明不学不虑之旨，以开来学，循溓洛之绪，上遡洙泗之传，所谓未发之中也。慎其机于不睹不闻之微，推其至于无声无臭之妙，范围曲成，通昼夜之道，而知者惟此而已。”

说他恩师的“致良知”学说，追循濂（周敦颐）、洛（程颐、程颢）之余绪，往上溯源洙泗（孔子）儒学之道统，是“未发之中”的虚明状态：“不睹不闻”、“无声无臭”，静默澄明，不着一相。按照我的理解，这就是道家所谓天地初始的“混沌”，佛家证悟之后的“空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因为这种状态一旦用言语解释，便著了“相”，难免以偏概全，听者如坠云雾之中，不得真谛。也难怪禅师只能等候机缘，瞅准时机，靠猛然一声“断喝”来相助弟子开悟。正可谓“一声一乾坤，一花一世界”。

王畿想起了老师曾经说过的话：“先师尝谓‘格致之说有异，每疚于心，因取晦翁全书读之，晦翁固已深悔之矣。’”这里更以朱熹的口吻，深悔自己偏重外在事物的“致知”过程，而忽略了对“心性”的揭示。

王畿写这篇碑记时已是七十二岁的高龄，文末有“不肖年踰七十”句，但他还想“策杖访瀛山，相与登格致堂，问活水之源”，目的是“申究先师与晦翁证悟之因，以助成弦歌之化，非徒一叹而已也。”

这个愿望在第二年，即隆庆四年（1570）就达成了，王畿应门生周恪的邀请来到瀛山书院讲会，据方宏绶《四刻瀛山书院记》载：“隆庆庚午，周侯恪以礼请抵瀛山，发明格致之学，风驰云附，称盛绝焉。”王畿为了宣讲“心学”也是拼了，他以73岁的高龄应邀来到瀛山，把阳明心学作为瀛山书院讲会的主旨，并迅速占领了这个阵地。巧的是，这一年秋试，方应时考取了举人。史载他“喜聆钱、王绪论”，为此，王畿特作《梦征篇》勉励方应时，莫要辜负了师友兴办瀛山讲会的期望。

隆庆六年（1572），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瀛山书院将周恪奉祀于乡贤祠，并改“二贤祠”为“三先生祠”。你想，周恪只是离任遂安，并未过世，这时候书院把他与朱熹、詹仪之一并奉祀，可见阳明心学一脉在瀛山书院的尊崇地位。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叶青 马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