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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淳安文化”座谈会想到的
发布时间:2020-09-17 12:53:27

鲍艺敏

  前些日子,县文广旅体局主办了一个主题为“深入挖掘淳安文化,提升淳安文化软实力”的座谈会。尽管不巧患感冒,笔者还是按时参加了。与会人员来自党史办、党校、文联、文广旅体以及部分乡镇党委书记和分管领导等。大家的发言都很真诚,有的还很有个性,激情飞扬;乡镇领导则语接地气,对乡村文化现象喜忧参半,中肯实在,是那种“当家始知柴米贵”的感慨与深刻。这些之于我多有启发和感触。记忆中类似的座谈会近十余年来参加过多次,对此我也认真思考过、梳理过、探讨过。但始终没有一个确定的认识,暂时没有结论也无妨,姑且算有感而发吧。

  

  文化虽包罗万象,但语境是有源流之分的。文化离不开人类生活,若追本溯源,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当属“源”文化范畴,它们是指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存。

  拿浙江史前文明谱系源流为例,有嘉兴南湖马家浜文化、余杭良渚文化、余姚河姆渡文化、萧山跨湖桥文化、浦江上山文化等。上山文化遗址是2000年以后发掘的,据测定距今一万多年,是跨湖桥文化的源头,也是我省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可见钱塘江上游不仅仅是河流的源头,同时也是文化的源头。

  淳安文化虽然没有考古报告证明,但从境内发现的玉琮、玉钺以及陶器的鱼鳍形鼎足、T字形鼎足,生产工具则有石斧、石犁、石耨、有段石锛等,皆具有典型的良渚文化特征。可见,淳安的文化类型与良渚文化相同。不要小看了这些特征,中华民族号称五千年文明史,但真若让你拿实物去证明五千年文明,不知道愁苦了多少考古学家。良渚文化以其真实完整的古城遗址、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和等级分明的葬制等,一一实证了长江流域史前生活稻作农业发展的高度,并且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空缺。去年七月终于成功申遗。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曾与《钱江晚报》联合,推出关于“新安文化”系列文章50篇。我是审稿组成员之一,每篇文章见报前都要通过我们审看,说实话,印象深刻的文章不多,讲故事的则不少,新安文化不能靠故事来支撑,需要令人信服的实证史料。

  新安文化是从新安江流域来界定的文化,不是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在考古工作中,发现某几种特定类型的器物,经常在一定地区的某一类型的居住遗址或墓葬中共同出土,这样一群有着特定组合关系的遗存,即可以称之为“某某文化”。由于它们总是共同存在于同一文化层或是墓葬中,表明它们属于同一时代。一个文化不能由一种特征来划分,只有许多特征的总合,才能把一个文化和另一个文化区分开来。新安文化缺乏考古实证,只能属于泛文化概念。

  既然从流域来界定文化概念,避免不了上、中、下游文化的比较。淳安恰好居中游,上游是徽州地区,下游是建德地区。新安江流域上、中、下游文化的共性和差异性在哪里?需要我们去对比研究。有人提出“建德人”牙齿,以此来证明新安文化。这枚牙齿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会同浙江省博物馆专家,于1974年冬,在建德李家镇新桥村乌龟洞发掘的,同时发现的还有大量古脊椎动物化石。“建德人”牙齿尽管距今约十万年,也只能说明那时已经有人类在此生活,严格地说它们没有文化属性。文化除了反映人类的生存状态,还有人类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生产工具、生活器皿、生活设施、宗教信仰等等。

  这次座谈会上有人提出诸如睦州文化、严州文化和淳安文化的概念,这是从地域来界定的文化概念,与新安文化概念只有范围的大小,没有本质的不同。

  

  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我觉得是有门径可寻的,那便是想办法了解那个地方的历史人物。

  古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话蕴含着逻辑的某种必然性。这个“一方人”既有时代的烙印,也有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的烙印。我前几年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叫《淳安人》,里面就剖析了淳安人与遂安人的性格特征,包括语言、习俗、脾气和行为,特征非常鲜明。淳安人与遂安人性格特征如此,何况是安徽人与建德人呢?

  文化并不神秘,它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文化的核心是人物,是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轨迹,是一个个人物的活动轨迹,构成了一个个文化现象。文化虽不是摆设,但它却是有坐标有排场的,文化的坐标和排场靠人物去定位和支撑。这就不难理解,各地争抢历史名人的动机。比如说美人西施的故里,诸暨人说是诸暨人,萧山人说是他们临浦镇人,而且都有考据文章作佐证。北宋农民起义领袖方腊也一样,淳安人说是威坪人,安徽人说是歙县人,寻谱索隐还出版了书籍。围绕着名人展开的各种争论,从来没有停歇过。就连某个名人在某个场所写的某首诗(如朱熹在瀛山书院写了《咏方塘》诗,其他地方也在力争),甚至于在某块石头上歇过脚,也铺天盖地去考证一番,这样的事例在全国范围举不胜举。

  名人除了历史本身留存的遗迹、遗物之外,他们身上还有许多炫耀的光环和趣闻逸事,铺陈演绎,引人遐想。不可否认,名人是文化的觉醒者,是文化的传播者,是文化的创造者,是文化的引领者,他们自带文化的磁场,成为地方文化的坐标,吸引着一大批追随者仰望那定盘的星。说白了,人们是冲着你的文化坐标去的。有了文化坐标,排场自然就大了,最终叠加为一种集体意识,大众从众,历来如此。

  

  谈论文化切忌急功近利,也切忌两种情绪:一种是妄自菲薄;一种是妄自尊大。原先的山里人说话没有底气,脚下总是迟疑迈不开步子,现在新安文化的中心似乎在发生转移,于是甩开臂膀,步伐大开。这并非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应该用事实说话,经得起推敲,经得起验证。

  有人提出用大项目带动文化。我不敢苟同,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项目确实可以带动文化设施、文化活动,那只是文化的表象,不能改变文化内核。文化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一种存在。文化能改变人气质,塑造人形象,影响人面貌。真正的文化人能处变不惊,能平和待人,能从容安适,能气定神闲,能顺势而为。这些绝不是三五年功夫就能带动得了的。

  挖掘淳安文化目的是为当今社会服务,县文广旅体局局长方必盛在主持座谈会时提出三个问题:“淳安文化有什么?需要挖掘什么?文旅融合怎么融?”我觉得很有意思。首先,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恭圣仁烈杨皇后、三元宰相商辂这样的一二线历史明星,有心学的嫡传正脉、理学家钱时,有“浙中三毛,文中三豪”的毛际可,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陈硕真,有北宋农民起义领袖方腊等等。

  不必讳言忌谈农民起义,这恰恰是淳安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是有了这种不畏权势的抗争精神,才能理解商辂《罢革西厂疏》的意义所在;才能理解徐廷绶敢于在锦衣卫大狱救助钦犯海瑞的行为;才能理解何梦桂、方一夔在高压之下,不事元朝的高洁之举。故此,充分挖掘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影响和作用,疏通地方文脉,彰显人文精神,无论是对淳安文化,对淳安旅游业,还是对淳安经济发展,我想都尤为重要。

  杨桂枝、商辂、陈硕真、方腊,围绕这些历史人物的历史事件,毫不夸张地说,某种程度上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对家族的传承和对后世亦有深远影响。何不考虑将其拍成电视剧,扩大影响力,使妇孺皆知,成为街头巷尾的话题,让历史名人走进当代生活,文化的基元通过群体的发酵,排场自是不同,如此局面我想也是政府愿意看到的。

  关于文旅融合,说白就四个字“知行合一”。“知”就是读万卷书,“行”就是走万里路。饱读诗书后,走出去看看名山大川、世间万象,与腹中诗书加以印证。于是,就有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放飞视野,荡涤胸襟,借用当下流行语叫“诗与远方”。

  诗是此岸的梦想,远方是彼岸的实境,两者产生共情,便有了诗情画意。联想到千岛湖文创产品,我想除了地方特色和实用功能之外,还应留点虚白和诗意。

  是的,虚白该用文化去填补。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叶青 姜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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