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艺敏

　　淳安历史上共有三位状元，而南宋时期占了两位，他们分别是遂安瀛山书院的詹骙、淳安石峡书院的方逢辰。这不是偶然现象，证明书院文化教育成就斐然。书院性质虽属私学，却为中国官场培养输送了一大批栋梁之才。

　　我于去年出版的《是真名士自风流》一书中，写了16位淳安历史名人，没有把方逢辰收录进去，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方逢辰一脉世系图谱传承有序，大体清晰，无需再去考证；二是有关他的介绍文章已经够多，无需再去赘述。我喜欢带点挑战性的工作,别人嚼过的馍吃着不香。近期有人看到我还在写淳安人物，问是不是打算再出一本续集？我内心自问，若果如此，如何给方逢辰定位呢？

　　一

　　最佳点是从书院入手。

　　方逢辰重视教育，他曾说过：“今天下人心陷溺甚矣，急起而救之，责在学校。”（《全宋文》）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一生中起起伏伏，七起七落，在宦海中沉浮。不如让他早点登场吧。

　　方逢辰（1221年--1291年），原名梦魁，逢辰二字是理宗皇帝钦点状元后赐的，于是他便以“君锡”为字。方逢辰与黄蜕、何梦桂三人肄业于石峡书院，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黄蜕廷试第二名，俗称榜眼；方逢辰跑去祝贺，留诗戏言道：“状元留后举，榜眼探先锋”，意思说你这榜眼先去探探路，状元还是留待给我吧。虽然没有挑明了说，黄蜕还是听出了弦外之音，这才是方逢辰的性格。他打趣着回道：“欲将状元留地位，先将榜眼破天荒”，黄蜕心想书院创办七十余年，从未有进入一甲序列的考生，那就让我来破了这天荒，才好把状元位置留出给你啊。

　　托黄蜕吉言，三年后（1250年）方逢辰果然考中状元，恰好30岁。这一年，严州知府赵汝历在府衙正街为方逢辰建造“状元坊”，牌坊背面题“甲第魁首”四字，荣耀尊显。事隔十五年（1265年）后，何梦桂又中一甲第三名探花。一时间，石峡书院名声大噪。

　　二

　　方逢辰初入官场只补了一个无关紧要的“承事郎”，后迁佥书平江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平江军就是今天的苏州，相当于市政府秘书长一类的职务。宝祐元年（1253年），召为秘书省正字，三年，方逢辰上疏理宗，指斥宦官与奸佞擅弄威福，言辞偏于激烈，理宗大为不悦，方逢辰只得告病求去。次年，程元凤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他极力推荐方逢辰，遭到朝中大臣反对，理由是说他“交游学舍”。

　　“交游学舍”竟然成了一项罪名，这里的“学舍”应指书院一类的私学，方逢辰接受各地书院的邀请，去讲学授徒，传播理学思想，这是官方禁止不被允许的。

　　开庆元年（1259年），召为著作郎，次年是景定元年，兼权尚书左郎官，不久又因上书言事，得罪权相贾似道而罢官。方逢辰索性应聘婺州学堂，开坛授徒，盛况空前，从游者达数百人之多。景定二年（1261年），复出任婺州知府，不久又罢。再出任嘉兴知府，屁股还没坐热，又到瑞州（今江西高安）任知府，不等届满又被罢官。景定总共不到五年，方逢辰在此期间起起复复折腾了三回。

　　度宗即位，咸淳元年（1265年），召为司封郎官兼直舍人院，实录院检讨官，寻迁秘书少监、起居舍人。其后历任秘阁修撰，三年，出为江东提刑，徙江西转运副使。五年，权兵部侍郎。七年，迁吏部侍郎……累官至户部尚书，丁母忧去国，从此绝意仕途，归隐石峡书院著书讲学，终老一生。

　　宋亡之时，方逢辰59岁，正是暮秋时节。元世祖忽必烈下旨征召他，派出的使臣级别不低，是御史中丞崔彧，国家最高监察机构负责人。既然是皇帝征召，直接拒绝驳回多有不便，不妨委婉一点，赋诗言志吧，题为《被召不赴》：

　　万里皇华遣使辀，

　　姓名曾覆御前瓯。

　　燕台礼重金为屋，

　　严濑风高玉作钩。

　　丹凤喜从天上落，

　　白驹须向谷中求。

　　敲门不醒希夷睡，

　　休怪山云着意留。

　　万里之外皇帝派遣使者，来征召于我。无奈归意已决，心如止水，哪怕是用燕昭王招贤纳士所筑的黄金台，以及黄金打造的屋子，自己也丝毫不为所动，愿学那东汉名士严子陵，隐居垂钓于严陵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白色的骏马本应有远大的志向，不应该絷于空谷之中。这里的丹凤和白驹比喻贤者和隐士，但因生不逢时，迫于环境就连白驹也只能“向谷中求”。想当年隐士陈抟，曾受周世宗召见，高卧不醒，坚不出仕，怪只怪山林白云着意要挽留于他。

　　如今，山林白云着意挽留于我，这一留便是终身的约定。崔彧是文臣也是直言敢谏之人，他对方逢辰心存敬意，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再劝已然多余。与白云有个约定够浪漫的，崔彧不禁心生羡慕。

　　“石峡书院”无疑是最好的约定去处。

　　三

　　去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淳安博物馆为胡建民的水下古城摄影，成功举办了一个展览，60余幅照片的文字说明由我撰写，当我看到他传送过来“石峡书院”内拍摄的照片时，不由得有些小激动。其中竖式石匾“理学名家”，四字楷体阴刻，乃度宗皇帝御笔，尤其引人注目，匾额制作精良，四周云龙纹罩边，贵气雍容。由皇帝赐匾“理学名家”，想来方逢辰当年名头一定不小。

　　但据我看来，淳安历史上能称理学家的只有钱时一人。方逢辰的理学思想，承继的是朱熹学派，“以格物致知为本，以笃行为修己之要”，讲求“正心诚意”，推崇二程（程颢、程颐）、周子（周敦颐）与朱熹。从他目前遗存的著述看，他的理学并未形成体系，不足以开宗立派、以启山林，对后世学术产生深远影响，只零星见于其散论文中，如《赣州兴国先贤祠堂记》曰：

　　周子将教人以穷理之所自来，不得不探天地之根、极万物之源以为言，故名曰太极。又以其形形而实无形也，故曰无极而太极。二程子将教人以体理之所实在，则不得不就日月事物切近者为言，故曰道不离器，器不离道。

　　这是《易经·系辞》关于“道”“器”关系的论述：“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器为道之体，道为器之用；体用一源，如影随形，所以说“道不离器，器不离道”。二程与朱熹用“体理”来表述，实质一也。

　　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认为方逢辰：“盖淳安之学皆宗陆氏，而先生独为别派一也。”我们在方逢辰的文章中确实可以看出，讲究“理”与“气”结合，在官场中更是一身“浩然正气”，不与内竖、权相沆瀣一气，敢于直言时政，导致“七起七落”，但在理学上绝非“独为别派一也”。

　　其次，我也不认可黄宗羲所谓“盖淳安之学皆宗陆氏”的说法，窃以为，淳安学者其实大多数是宗朱氏的“理学”，朱熹几次三番到瀛山书院讲学，私淑弟子云集，“理学”成为一门显学，起到了很好的引领示范作用。陆九渊并没有来过淳安，南宋时期，“心学”传播还属于初始阶段，许多学者仍然将它归于“理学”的范畴。钱时作为淳安“心学”的代表人物，他只是陆氏的再传弟子，著书立说，开坛授徒，取得学界广泛的认可，也都需要一个过程。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理学名家钱时”，有人微信上留言说，应该叫“心学名家”。这个建议提得好，我先前就有过考虑，历史问题往往如此，同一现象站在不同时代、不同角度去看，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当时的“心学”远未成气候，大众的认可度和辨识度不高，把“心学”（二陆）、“象数”（邵雍）、“元气”（张载）、“太极”（张栻）等其他学派皆归于“理学”，这是可以理解的。朝中大臣甚至有斥之异端邪说，指摘为“伪学”的，这些都不足为奇，新生思潮从来是伴随骂声而诞生的。

　　话说回来，如果“淳安之学皆宗陆氏”，那么，直到明代王阳明弟子王畿莅临瀛山书院，也大可不必借《重修瀛山书院记》一文，隐晦地表达“心学”意欲主讲瀛山书院，充分利用其弟子周恪（时任遂安县令）和其兄周怡（太常少卿）的便利条件，力促书院由朱熹的理学转向阳明心学，占领文化思想高地，尽可能地争取热衷者、信奉者和追随者，比如像方应时这样的，从瀛山书院走出来的高才生。

　　四

　　书院作为一个文化阵地和学者讲会的平台，历来成为各派学者眼里的重要资源，不辞辛劳、辗转游学，传播各自学术主张，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台。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自我意识的觉醒，文化表达的张扬，炽热、活泼、宽松、自由。

　　先祖的遗风流韵悠悠绵长，始终在方逢辰的血液里徜徉。不成理学家，必为教育家。

　　方逢辰在《青溪县修学记》讲述了兴学的重要性：淳祐辛亥（1251年），石孝闻为令尹，志于修建学校，立志“以礼义救人心之溺”，并带头捐赠俸禄，同乡也相于筹措，终于宝祐二年（1254年）竣工。方逢辰称赞石孝闻此举：“固足以见尹无仇民之政”，一改青溪县多年以来，官吏以赋税为功，“守迫之令，令迫之民”，以致于“弱者买吏为安，强者伍吏为市”的局面，鼓励官员积极兴学。

　　另在至元乙丑（1285年），受邀作《常州路重修儒学记》一文中，认为三代以来，“学校废，教法衰，人之道不立，天下遂为纷纷争战之场”，教育崩坏是导致国家体系、人伦纲常崩坏的主因，此后，之所以斯文未丧，皆因孔孟之教不废：“后之学孔、孟者，其以四书为根本，以六经为律令，格物致知以穷此理，诚意正心以体此理……庶不负天之未丧斯文之意。”在方逢辰看来，兴学办教育不但可以知礼义、守斯文，而且可以固人心、稳社稷。

　　“人生而群，不可无教”，这个理念来自于父亲。

　　方逢辰父亲名叫方镕，字伯治。据嘉靖、光绪版《淳安县志·儒林》载：少以词章名两魁，郡试后，弃举业，尽心圣贤知行之学。日训诸子，所讲明必以穷理尽性为先，至于应事接物，则以持敬实践为功。后授宣教郎，秘书省检阅文字转奉直大夫，两淮制置司参谋官。

　　方逢辰是家中老大，二弟方逢振，字君玉，景定三年（1262年）进士，历国史实录院检阅文字，迁大府寺簿。宋亡退隐于家，讲学于石峡书院，人称山房先生。三弟方逢源。

　　妻子名叫邵满，据方逢辰《恭人邵氏墓志铭》载：“方逢辰之妻，乃吾母夫人之姪也，名满，生于嘉定癸未十六年（1223）六月十日，以淳祐辛丑（1241）归于我……男三人：国孙、梦孙、鄱孙；女三人：省女、福女、孑女。”可惜34岁那年就去世了；方逢辰在墓志铭中称赞妻子“秉心塞渊”，说她持家用心，踏实深远。

　　另据《蛟峰先生阡表》载：“（方逢辰）再娶朱氏，子男三人，长梁太学生，次栋，次杰。女三人，长（德纯）适修职郎无为军无为县主簿徐敏中，次（德恭）适武学生项雄飞，次（德温）适邵元廷。”

　　朱氏所生长子名叫方梁，于至元戊寅（1338年），出任石峡书院山长。据牟山献《重修石峡书院记》载：“至元戊寅，浙西按察佥事夹谷之奇聿至严陵，以书院中更多故，渐至颓废，命公之子梁为山长，任其经理。”

　　儿子接替书院“山长”之位，乃是顺理成章。这样他就可以腾出更多时间著书立说。三元宰相商辂曾在《蛟峰方先生文集序》里说：“兹先生裔孙渊应贡来京，偕其姪兵科给事中辅，持先生遗文见示，俾为之序噫！先生之文如秋霜烈日，类其为人，览者当有自得。奚俟予言，特以用世之志有禾尽遂，人固无能知者。”

　　商辂说的这个“裔孙”，是方逢辰五世孙方渊，搜集整理了方逢辰散失的文章，辑为《蛟峰方先生文集》八卷，亲自到京城请商辂写篇序言。商辂对此评价颇高，谓之“文如秋霜烈日”，跟他的为人一样，正气凛然，豪健奇挺。

　　商辂在其文集序言中还有提到：“其职业止于修撰而已，先生所著有《孝经章句》《易外传图说》《尚书 中庸 大学释传》《名物蒙求》诸书，是皆文集所未载者。”

　　归隐期间方逢辰也是以诗词寄怀，他现存诗歌数量不多，总共42首，收录于《全宋诗》。

　　作为薪火传承人的方逢辰，教化育人是立德，书院传承是立功，著书立说是立言，此谓之“三不朽”。方逢辰的“七起七落”与其文化品格息息相关。他是一位官员，更是一位学者，一位教育家，一位传薪者。传薪者一个重要的标签，就是不会被浮云遮眼、欲念加身，不会随波逐流、与世沉浮。这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坚守，是一种自信，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力量，更是一种融入骨子里的高贵。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程就 姜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