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书旗

乍一听“劳动手册”这个名称，80后可能不知所云，以为这应是一种指导性的小册子吧，其实不然，它是当年集体化时期生产队供社员记录“工分”用的小本子。

集体化时期的农村，一个村是一个生产大队，一个生产大队又分为若干个生产小队。比如说我们村比较大，有三百几十户，便分成了八个生产小队，一个生产小队有四十多户人家、近百个正半劳动力。这么多人怎么管理？当然得有制度和措施。首先，得选举一个大公无私、各种农活都能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基本都是男性）任生产队长，同时被选举出的，还有副生产队长、会计、经济保管员（出纳）、粮食保管员等，这些成员便是一个生产队的领导班子。每年的年初，生产队都会组织召开一次大会，无论男女，只要是平时参加生产队劳动的人员都要参加，会议的内容很重要，是关乎到每个劳动力切身利益的“评底分”。

所谓的“评底分”，就是评定每个劳动力一个劳动日的报酬等级。等级分好几个档，最高的一档是10分，称正劳力，也就是说，一个标准的男正劳动力，干一天活能挣10个工分。由于每个人的体能不一样，底分也会不一样，但大部分成年男性都是10分的底分。不够10分底分资格的，从9.5分一直往下调，每隔0.5分一个档次，最低的只有2～3个底分，这些低底分人群，主要是那些辍学的小孩（那时没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或有病残的残疾人。而最引起争议的，是妇女的底分，只要是女性，无能你是多么地年轻强壮，都是半劳动力，最高的也就5分的底分。

底分相当于职工的基本工资，出早工和加夜班会加分。那时候的生产队，一年中除了秋收冬种结束以后到春耕生产开始以前的这段时间以外，其它大部分日子都是要出早工的，俗话说“三早抵一工”嘛。正劳动力一个早工记三个工分，其他的人就以此类推了，打个折，四舍五入。

集体化时期虽说劳动方式是集体化，但也不全都是大呼隆，一些特殊的农活还是要按件计酬的，比如说割草（包括喂牛的甘茅草和做基肥用的黄茅草），一般每百市斤10个工分；挑栏肥，采用毛估估计件的方法，把一个牛栏清理干净了，算若干个工分；“拼稻桶”则是更大一点的承包，所谓的拼稻桶，是为了提高劳动效率而把某一片要收割的稻子估一下多少工分，承包给个人收割，人员由承包人自由组合，完成后所得工分三一三十一匀分，称“拼稻桶”。还有拔秧、插秧等很多农活都是可以承包干的。因此，一个生产队上百号人，底分不一样，干的活不一样，每人所得的日工分也就不一样了，为了让每个付出劳动的社员都放心，“口说无凭，字墨作主”，于是便有了记录工分的“劳动手册”，便有了“评工分”。

每天晚饭过后，生产队的队屋里便会亮起电灯，社员也会陆陆续续地到队屋里来“评工分”。工分不是早就定好了吗？为什么还要评呢？是的，不但要评，而且每个晚上都要评，因为，每天的劳动内容不是都完全一样的，除了基本的底分，还要看你今天的劳动内容。比如说，某人是8分的底分，而他又出了早工，正劳动力一个早工是3分，打个八折，算2.5分，他今天挑栏粪，是个吃力活，加2分，这样算来，他今天一共是12.5分，会计会把这个数字记在他的“劳动手册”上，再盖上生产队长的印章，每天如此。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某某几个人，为了把地里剩下不多的活给收尾了，省得明天再来多费工夫，而超过了收工的时间。这样的社员，不但要表扬，分也是要加的，不能让先进的吃亏。那又该给他们加多少分呢？半分也行，一分也可，但得大家来评，发扬民主。平日里像这样临时而定的事情很多，凡是事前没说、而事后又应该加分的，都要由大家来评定，起码大家得知道这件事。加分的理由很多，只要是大家公认你确实是多干了，都是有得加分的，而所有的这些，都要当天记录在每个人的劳动手册上，不能过夜，以免遗漏，这便是每天都要“评分”的理由。工分的来源不止只有劳动所得，还有“肥料工分”。什么是肥料工分呢？就是每家每户都要把猪栏肥和人的大小二便过秤给生产队，由生产队统一调配施肥，生产队根据农户上交肥料的数量给予相应的工分。一个生产队有几十个家庭，这分那分的都要记到劳动手册上，而会计只有一个，所以，生产队屋里的电灯每天都会亮到很迟。那么，这记在“劳动手册”上的工分又该怎样转换成劳动所得呢？这便有了当年的另一个名词：“做方案”。

“做方案”又分粮食方案和经济方案，前者是集体产出的粮食怎么分配到人，后者是集体经济收入的分配，当然，前提是留足了发展生产的备用资金。粮食分配主要分两大块，一是基本口粮，即人口定量粮，那时的农村人也是有定量的。二是工分粮，两者按比例，这样分配的目的，主要是保证那些吃口多、劳动力少的家庭不致于因工分少而饿肚子。而集体收入的分配，则主要取决于一个家庭所获取的工分。那么10个工分的报酬是多少呢？不一定，但我们生产队10个工分能分红0.86元人民币，这在全县是名列前矛的。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劳动手册”在家乡的农村存在了二十多年，它记录的，不仅仅是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同时被记录的，还有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