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利归

里商村现存明朝成化二十三年商辂“圣旨”，宗谱载录，题为《文毅公特进赠爵加谥诰命》。两者文字一致。诰命载“……故少保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商辂……兹特赠特进荣禄大夫、太傅，谥文毅。”圣旨与宗谱原文如此，则商辂去逝后朝廷受赠特进荣禄大夫，应该无疑。

然而，再看宗谱其他记载，却处处记为“特进光禄大夫”。初以为修谱有误，复又翻阅旧籍商汝颐编的《商文毅公遗行集》、商振伦撰《明三元太傅商文毅公年谱》，却发现都为“特进光禄大夫”。这与圣旨相左。难道是“圣旨”作伪？然而从材质、暗纹来看，又确实是真品而非赝品。

《商文毅公遗行集》收录了王献所作《行实》一篇，尹直所作《墓志铭》一篇，杨子器所作《传》一篇，谢迁所作《神道碑》一篇。查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三有尹直《少保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赠太傅谥文毅商公辂墓志铭》《少保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实录）》，《墓志铭》载，“卜闻，深见悼惜，赠特进荣禄大夫太傅谥文毅”，《实录》亦相同。查《明宪宗实录》卷二百八十成化二十二年秋七月辛酉实录，亦载“卜闻，赠特进荣禄大夫太傅谥文毅，遣官谕祭”。这些“原文”说明当时商辂是“特进荣禄大夫”，证明“圣旨”是真的。

既然“圣旨”及《明实录》等史料均载明是“赠特进荣禄大夫”，商辂子孙编撰的《遗行》《年谱》又为何说成“赠特进光禄大夫”？

这可能与商辂生前既为“荣禄大夫”有关。商辂生前既为荣禄大夫的史料不少。

《商辂年谱》有成化十八年壬寅四月送门生黄华出宰金溪所作《赠黄进士出宰金溪序》，落款即为“成化十八年壬寅四月之吉，荣禄大夫、少保、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致仕淳安商辂弘载序”。《年谱》孝宗敬皇帝弘治二年己酉纪商汝颐《敕》有载“尔吏部司务商汝颐，乃荣禄大夫、少保、兵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傅谥文毅辂之孙，翰林院侍讲，赠奉政大夫尚宝司卿良臣之子。”（新修谱《汝颐公初授吏部司务敕命》中载“故光禄大夫……特进荣禄大夫”，颠倒了）。两则资料说明商辂生前既为“荣禄大夫”。

除此之外，还有资料说是商辂生前为“荣禄大夫”。

一是广东韶关商辂撰《观风亭记》碑，是成化十五年商辂为韶州知府威坪横塘人王宾而作。碑刻落款是“成化十五年岁次己亥，赐进士及第荣禄大夫少保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致仕淳安商辂记”。

二是新昌县商辂撰《明赠礼部右侍郎俞公神道碑》，是商辂为同朝为官的俞钦之祖俞用贞写的墓碑，立石时间为大明成化十四年岁次戊戌，碑文之前冠“荣禄大夫少保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淳安商辂撰文。”

三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商辂撰《谢安像赞》，其落款为“成化十九年岁次癸卯二月之吉，荣禄大夫少保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致仕淳安商辂赞”。

现存这么多资料显示商辂生前既为“荣禄大夫”，当为不虚。既如此，生后皇帝“赠特进”应该不是再重复一个“荣禄大夫”，而应是升一格的“光禄大夫”。

抑或商辂“赠特进荣禄大夫”圣旨是一份“写错”的圣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