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丽艳

　　初夏，种下的番薯经过夏雨的滋润抽枝发芽，长出了长长的嫩绿的藤蔓，犹如记忆田埂上的牵牛花，充满希望和活力。

　　每到这个时节，外婆总是提前一天去菜地里剪来番薯藤，摘下又长又粗的小杆子，捆扎成一把一把，连同四季豆、西红柿、辣椒等自家种的蔬菜，第二天一早赶一个小时的路，背去镇上的菜市场卖。那个时候，村里老人没有其他经济收入，只靠种蔬菜卖钱，贴补家用。

　　刚从菜地剪来的番薯藤是很长的，同样也被外婆捆成一把把，有序地放在竹篾编制的菜篮里提回家。这个时候的我，常常是在外面晒坦里玩，被从菜地回来的外婆顺带唤回家。因为接下来，挑番薯杆的活儿是我最乐意做的一件事。

　　外婆家的房子是那种老式的四个房间的天井房，紧邻的还有一排厨房，也带一个天井。从我记事时起，原本与外公外婆同住的大姨一家五口，由于红星厂的搬迁，已举家去往嘉兴，所以每个房间都有一张或简或繁的老式雕花床。除了外公外婆睡的那个房间和床，其他三个房间、三张床都成了我玩乐和睡觉的场所。

　　外婆把番薯藤倒在天井里，拿来晒干的棕榈叶，我搬来两条小矮凳，一老一小开始忙活起来。外婆拿起一根番薯藤，噌噌噌地不出几秒钟，就麻利地把藤上粗壮的杆子采撷下来，而我才不慌不忙地拾起一根番薯藤在摆弄着玩呢！待我摘了一半，抬头一看，外婆脚边已经躺着两把用棕榈叶捆扎好的番薯杆了。我在心里嘀咕：外婆的大手肯定有什么魔法，做什么事情都那么快。

　　一边嘀咕着一边小手就不安耽了，从番薯藤的末枝上摘下一根细小的番薯杆，熟练地剥去一大半的皮，然后从没皮的地方一小截一小截地掰开，顺着有皮的那边挂下来，最后隔一截把那段番薯杆抠掉。这是外婆教我做的一种“首饰”，做完可以挂在耳朵上，也可以挂在脖子上，甚至可以套在额头，随意佩戴，只要你喜欢。我做完两根“首饰”当耳坠，在耳朵上挂好，问外婆漂亮不？外婆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线：“漂亮漂亮，艳艳最漂亮了。”听到表扬的我，屁颠屁颠地又开始帮外婆干活。

　　从外婆家到镇上，现在开车只需要几分钟，那个时候却是靠双脚去丈量的，这一个小时的路程却是我最喜欢走的一条路。一到周末就急急赶往外婆家的我，定然是要住上一晚的，第二天一早，我还要跟随外婆去镇上卖菜呢。

　　应该是凌晨三四点钟，天还是灰蒙蒙的。农村老人都习惯早睡早起，平时四点多起床的外婆这天会起得更早，因为要赶去菜市场占位置，去晚了好位置就被人占去了。刚读小学的我亦不知是哪里来的动力，那么早起床，又一路小跑跟着外婆赶一小时的路。现在想想，难道喜欢跑步的我就是当初这么练出来的？

　　这一路，我跟外婆聊了什么，已然没有了任何记忆，但是那种快乐真的是打心底冒出来的，任世间斗转星移，都挥之不去。

　　赶到菜市场，外婆找个好位置，把所有的菜就地铺开，等着镇上的居民前来购买。在等待的间隙，外婆把捆好的番薯杆解开，一根根地开始剥皮，因为剥了皮的番薯杆更让居民喜爱，价格也能卖得高一些。

　　想来，外婆应该也是喜欢带我一起去卖菜的。上了学的我已会算术，算个账找个钱已不在话下，而且还能帮忙一起剥番薯杆皮，可以早点把菜卖掉，早点回家做农活，一举多得。

　　记得有一次，菜已经卖得差不多，只剩几把番薯杆，去买零食的我碰到几个小朋友，便一起玩耍起来，全然忘了外婆让我早点回去的嘱咐。待我回到摊位，外婆生气地嘟着嘴：“如果你早点回来帮我剥皮，这把番薯杆也早就卖掉了。”

　　看着临近中午的点，外婆只得收起那把番薯杆，带着我回家，这把番薯杆便成了中午我们的下饭菜。不知道为什么，外婆那句无心的责备，连同她那双因剥番薯杆皮而变得黑黄的双手，像烙印一样刻在我脑海里，让我一直自责。

　　我上高中后，外公外婆被大姨接到嘉兴养老，房子也卖给了别人，“外婆家”成了一个回不去的地方。每年过年去外婆村里走亲戚，我都会在那个房子门口走一圈，从高中到大学，从大学到工作，一直到现在有了孩子，一年又一年从未间断。

　　驻足在外婆家这栋典型的江南天井房，看着白墙因年岁久远而长满青苔、布满黑斑，看着曾经再熟悉不过的石头门槛，看着紧闭的大门上的圆形拉环，所有儿时的记忆瞬时涌现，又感觉模糊不清，就像睡梦中外婆的脸。

　　离开几年，突然发现厨房那边坍塌了，成了危房，又过了几年，新房拔地而起，取代了记忆中的老房子。曾经的外婆家，就这样从我的世界彻底消失。

　　或许等我老了，我还会给孙辈讲述我在外婆家的童年，那些雕花床，那些卖菜的清晨，那把番薯杆……那个没有电子产品、没有空调冰箱的童年，他们不会拥有，就像我们不会拥有的老一辈人的童年。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叶青 姜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