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明华

　　说起范仲淹，人们自然而然会想起他的传世名作《岳阳楼记》和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令人欣喜的是，范仲淹这样一位大家曾出知睦州。但范究竟是何原因才出知睦州，是高升还是贬谪等问题，苦于手头资料缺乏，一直无解，心中不免遗憾。近日，一个偶然机会从好友处获得了《宋范文正公（仲淹）年谱》，方才了却一桩心愿。

　　一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人。

　　后人评价其“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疆为良将，在庙堂为贤相，在文坛为大家”，系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出生于徐州（一说出生于真定府，即今河北正定）。两岁时失怙，其母谢氏改嫁长山（今山东邹平）朱文翰，范仲淹改名为朱说（天禧元年，1017年，复本姓范）。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历任广德军司理参军、兴化县令、秘阁校理、河中府通判、右司谏、睦州知州、苏州知州、权知开封府等职。康定元年（1040年），宋夏战争爆发，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屯田久守，巩固西北边防。回朝授枢密副使，后拜参知政事，推行“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自请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皇佑四年（1052年），病逝于赴颍州任中，年六十四。谥“文正”，世称范文正公，有《范文正公文集》传世。

　　二

　　范仲淹文武兼备，性格刚直，屡因秉公直言而遭贬斥，仕途多舛。除庆历新政失败自请出京外，此前共有三次遭贬谪。第一次遭贬和第三次遭贬，分别发生在天圣七年（1029年）和景佑三年（1036年）。

　　天圣七年（1029年）十一月冬至，宋仁宗率百官在会庆殿为皇太后（刘太后）祝寿，而在天安殿受朝。时任秘阁校理的范仲淹上疏:“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理；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以行家人之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意思是，作为人子，仁宗皇帝若是在皇宫内为太后祝寿，是尽孝之道；若是作为皇帝，在朝堂之上率百官为太后祝寿，则有损君体权威。接着，范仲淹又上疏，请掌权的刘太后还政于“春秋已盛”的仁宗。结果，刘太后将范仲淹贬为河中府（今属山西）通判（兼行政，非知府、知州属官，又称“监州”）。这是范仲淹第一次遭贬。

　　景佑三年（1036年），宰相吕夷简独揽大权，范仲淹向仁宗皇帝上“百官图”，指出官员任用的大权应由皇帝亲自掌握。这一建议激怒了吕夷简，他向皇帝投诉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结果，宠信吕夷简的仁宗皇帝将范仲淹贬知饶州（今江西波阳）。这是范仲淹第三次遭贬。

　　出知睦州，是范仲淹第二次遭贬。说起此次被贬的原因，有点可笑。

　　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掌权的刘太后去世，仁宗皇帝开始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任右司谏。仁宗皇帝不太喜欢刘太后给他安排的郭皇后，一次后宫美人尚氏在仁宗皇帝面前，对郭皇后言语相侵，郭皇后非常愤怒，打了尚氏一个耳光。仁宗皇帝上去阻挡，结果打在了仁宗皇帝的脸上。仁宗皇帝大怒，在太监阎文应和宰相吕夷简的撺掇下，决意废除郭皇后，“诏称皇后以无子愿入道，特封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别居长宁宫。（宋苏轼、朱熹序，《范文正公（仲淹）年谱》，王云五主编，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出于言官的职责所在，范仲淹义不容辞地向仁宗皇帝上书，极言“皇后不当废”。“（十二月）会郭后废，（范仲淹）上书切谏，又率百官、御史伏阙争之，不得。明日，特留百官，揖宰相廷争，方至待漏院，有诏出知睦州。（清《光绪严州府志》卷十二“遗爱上”）”与范仲淹一同被贬的还有御史中丞孔道辅，他出知泰州，孙祖德等人则被处以“罚金”。

　　宫廷斗争往往是很残酷的。而身陷其中的人物，其命运往往也很悲惨，有时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仅过了两年，到景佑二年（1035年）十二月，“郭皇后暴薨，中外疑内侍阎文应置毒。（宋苏轼、朱熹序《范文正公（仲淹）年谱》）”听闻此事，时任吏部员外郎兼知开封府的范仲淹以死相谏，“劾奏其事，即不食，以家事属（通“嘱”）其长子，曰‘吾不胜，必死之。’（同上）”仿佛是另一个抬棺死谏的海瑞。好在仁宗皇帝“卒听其言”，将阎文应发配岭南。阎也不得善终，不久即死于赴岭南的途中。

　　三

　　再让我们来看看范仲淹任睦州知州时睦州的状况。

　　检析睦州的历史沿革，我们可以看出，自唐武德八年（624年）始，睦州所辖的地域实际已相当于现在淳安、建德、桐庐三县市所辖的地域。而至唐神功元年（697年），睦州州治从原淳安县治贺城迁至建德县梅城，睦州州域已基本定型。此后至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方腊起义失败，睦州改为严州。

　　范仲淹是于明道二年（1033年）冬“有诏出知睦州”的，但正式启程离开京城汴京应是在景佑元年（1034年）春正月。“景佑元年（1034年）甲戍，（范仲淹）年四十六。是岁春正月，出守睦州。（宋苏轼、朱熹序《范文正公（仲淹）年谱》）”据范仲淹写给恩师晏殊的《与晏尚书》（或名《睦州寄晏尚书》）可以得知，他于同年农历四月十六日抵达睦州。检析范仲淹的相关诗文可以得知，他在睦州实际呆了约半年时间之久，到十月中下旬，才赴苏州任知州。若是从景佑元年（1034年）春正月算起至当年十月，《光绪严州府志》称范仲淹“岁余徙苏州”（卷十二“遗爱上”），大致也是不错的。

　　天圣、明道、景佑均是北宋仁宗的年号，此时正值北宋中期。从现今两宋史的研究成果来看，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经济社会已高度发达，但这并不能说明北宋中期的睦州亦已非常发达。尽管诸多史料称睦州（严州）为“望郡”，但睦州（严州）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山多地少，土地贫瘠，人口稀少，经济社会发展仍相对落后。有资料显示，当时六县的总人口仅为24万。即使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到了南宋末期，睦州（严州）的经济仍是相当困窘，百姓生活较为穷苦。

　　南宋状元方逢辰（1221年—1291年）曾为《新定续志》作序，在序中他对当时严州的情况作过详细的描述。他说:“严于浙右为望郡，而介于万山之窟，厥土坚而瘠，上不受润，下不升卤，雨则涝，霁则槁。厥田则土浅而源枯，介乎两山，节节级级，如横梯状。其民苦而耐，其俗啬而野，其富户者亩不满百，其赋则土不产米，民仅以山蚕而入帛，官兵月禀率取米于邻郡以给，而百姓日籴则取给于衢、婺、苏、秀之客舟。较之浙右诸郡，其等最下下。”意思是说严州地处山区，土地贫瘠，产米不足自给，日常军民所需大米仰仗周边地区供给（清《光绪严州府志》卷二十五“艺文上三”）。

　　米少绢多是严州特有的状况，因此严州必须以绢来换取周边地区生产的大米，以解决口粮不足问题。很久以来，严州就曾与婺州开展米绢互易，即严州代婺州上解绢，而婺州拨米给严州用以充当军粮。可是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婺州经常不能及时拨米给严州，进而产生纠纷。为此，曾任严州府学教授的吕祖谦后来代张栻（曾任严州知州）写下了《严婺两易米绢札》（清《光绪严州府志》卷二十四“艺文上二”）。

　　“景定二年十月，省札户部申照得严州代婺州解绢以充上供，婺州拨米还严州充军粮，其来非一日也。迩年两郡互有申请，施详案牍，其曲不在严而在婺。盖严代婺解绢，乃承户部拘集，不可稽违；婺还严之米，既无统摄，率是违欠。甚至开庆年间尚欠二万余石，宜乎严之有请于朝，欲就代解之绢从本州折籴米，径令婺自解绢……及谓婺州所报，见有米一万石以待本州取发者，平时率是虚绐以脱，本州先次解绢本部，今与酌可行之说，为悠久之计，严州解本部之绢不患其不足，婺州还严州之米深虑其失信，欲催严州之绢，当先催婺州之米……”限于篇幅，恕此不能引用吕《札》全文，但可以说明的是，吕祖谦在《札》中详述严婺两易米绢纠纷的原委，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早在乾道中，张栻、吕祖谦执掌和分教严州时，吕祖谦就曾代张栻向朝廷作《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奏状》，请求朝廷“蠲除”严州丁盐钱绢（清《光绪严州府志》卷二十三“艺文上一”）。之所以向朝廷乞免丁钱，原因就在于严州“地瘠民贫，丁盐钱绢，额数繁众，民不聊生。此赋不除，永无息肩之日。”严州当时的经济可见一斑。

　　四

　　一般而言，在农业社会如果一个地方的粮食都不能自给，那么百姓的生活肯定是困顿的。严婺米绢互易，对严州来说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无独有偶，南宋最后一任严州知州、后降元任元建德路总管的方回在写《建德府节要图经序》时，对严州的经济状况也作了与方逢辰同样的描述:“其（指严州）物产之宜，万山丛蔽，山居八，田居二，往往以樵薪为生，仰米旁郡。地狭人稠，土瘠民瘘，浙西诸郡皆腴，而此独穷陋。（清《光绪严州府志》卷二十五“艺文上三”）”

　　既然南宋末年严州的经济仍是如此，那么在两百多年前的北宋中期，睦州的经济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试想，若是高升，会到一个经济落后的地方吗？由此推断，范仲淹从一个京官变成一个经济落后地方的知州，只能是贬谪。

　　那么，睦州何以能称为“望郡”？关于这个问题，上述的方逢辰和方回在各自的序中也作了很好的解答。“而严之所以为望郡而得名者，不以田，不以赋，不以户口，而独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有子陵之风在也。（方逢辰语）”“郡所以名于东南而望于时者，以严子陵之钓台在焉，而三朝之潜藩也。（方回语）”也就是说，睦州之所以能被称为“望郡”，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有子陵之风在也”。淳熙间，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也曾被贬（知）严州，辞行时孝宗皇帝安慰他道:“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清《光绪严州府志》卷十二“遗爱上”）”也许，在当时大多数人甚至是皇帝的心目中，严州实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唯有山水胜景值得称道。确实，山水胜景历来与厚重的历史人文是一对孪生兄弟，相依相伴。睦州（严州）山水奇异，风光旖旎，历史上吸引了无数文人骚客驻足留连，而这其中又以东汉严光（子陵）为代表。这些文人骚客的到来，使得睦州（严州）积淀了丰厚的人文底蕴，产生了有别于它处的人文风情。董弅即说:“惟严为州，山水清绝，有高贤之遐躅。（宋·董弅《重修〈图经〉旧序》，清《光绪严州府志》卷二十五“艺文上三”）”

　　第二个原因是睦州（严州）为“三朝之潜藩也”。所谓“三朝”，即宋太宗赵匡义、宋高宗赵构和宋度宗赵禥。三人在上位皇帝前，睦州（严州）皆是其封地，故称“三朝之潜藩”。正因为如此，故咸淳元年（1265年）度宗一上台，即将严州升为建德府。

　　睦州历来是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历史上多为官员贬谪之地。如唐代辅佐过武则天的名相宋璟、协助唐玄宗夺得帝位的刘幽求、曾任唐肃宗丞相的房琯、著名诗人刘长卿和杜枚等，都曾被贬出任睦州州官。同为受贬的睦州州官，范仲淹感同身受，他一抵睦州便写下了《新定感兴五首》诗（新定即睦州），其中有“稀逢贤太守，多是谪官来”句，算是对其自身境遇最好的注解。

　　明嘉靖己未年（即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严州重建三先生（即范仲淹、张栻、吕祖谦）祠，祠成请徐阶（明嘉靖后期至隆庆初年曾任内阁首辅）作记。徐阶在《严州重建三先生祠记》中写道:“文正公在明道中，以司谏贬知严州（应为睦州）。后乾道初，宣公（指张栻）以直秘阁起知州事，而时成公（指吕祖谦）实为郡博士，至今征文献者宗之……（清《光绪严州府志》卷二十四“艺文上二”）”实际上，在后世人眼中，范仲淹遭贬出知睦州系常识，并无其它。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叶青 王志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