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贵

　　如今提起什么箱子，似乎大大落伍了。过去，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居民，一般一个家庭的家具中都少不了箱子。记得乡下女儿出嫁时，父母亲送的陪嫁礼中都少不了一对箱子。而如今，除了外出旅游中看到人人都拖着一只具有时代感的旅行箱外，在家庭内的家具中，箱子早已被淘汰，即便是乡下也不时尚做箱子了。传统中的箱子，渐渐淡出人们日常生活的视线。

　　在我们淳安威坪地区，过去的箱子还称作“书箱”，即放书、放学习用品，专为孩子上学读书用的箱子。“书箱”，分木板箱（一般用杉树板制作）和竹箱（用毛竹编织而成），经济条件好的才买得起帆布箱。在我的记忆中，一只陪伴我读完三年高中的书箱，时时浮现在脑海之中，怎么抹也抹不出去。随着岁月的推移，那种特有的情感却越来越深了。

　　过去，我们乡下的孩子出门到外面读书，都兴配一只或两只书箱。

　　我爷爷是个秀才，一辈子从事乡村教育。从我爷爷手上传下两只（乡下习惯称作一担）毛竹编织的书箱，我爸和我伯父分家时，各分得一只。我家这一只一直被视作宝贝，直到我读高中了才舍得给我用。

　　1958年8月底，我到如今的建德市梅城镇（历史上称严州府，当时是建德地区所在地）的浙江省严州中学读书。从乡下老家到梅城很远，当时要两天才能到达，所以只能放寒暑假再回家。这样，爸妈才舍得把爷爷手上传下的竹箱给我读书用。开学时，我大哥挑着一头是装满生活用品的竹箱，一头是棉被等行李送我去上学，同行的还有本村读高三的江明久。

　　我读书用的竹箱称作“书箱”，质地很好。长约75cm、宽约50cm、高约85cm。箱子分上下两层。上面一屉放书本、文具、碗筷等；下面一层大些，主要放衣物、鞋袜等。有个箱盖，盖上箱盖还可以上锁。箱的两边各一个铁环，穿进绳子就可以挂在扁担上挑了。这只书箱，陪伴我读完三年高中。毕业后，我被保送到空军雷达学院读书，只有两天时间无法回家了，只好委托在严州师范学校读书的、邻村（现合为一个行政村了）的方晓风挑回到驮岭脚村姑夫家，然后由大哥到姑夫家挑回家去。

　　前几年，我想起这只书箱时，询问了侄儿江锦红。他说“竹箱是一对（即两只），他家也有一只，后来都被虫咬而烂掉了。”这说明，爷爷手上传下的是一对书箱。

　　叶家源的三坦村是个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偏僻山村。然而，自古以来三坦村村民却十分重视教育，培养子女入校读书。本地素有“卖掉茅厕板也要让儿子上学读书”的传统，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一点，在叶家源是出了名的。过去，三坦村人要从山沟沟跳出“农门”、变成拿工资吃饭的“城里人”，就只有一条路——读书。学有成就，才能改变“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人生轨迹。

　　新中国成立后，三坦村都独自创办村级小学，一般都以祠堂当教室，设备很简陋。而到了四年级，就需要到叶家中心小学（时称叶家完全小学）就读，成为住校生，一个礼拜回家一次。从西源村走到叶家中心小学有15华里山路，还得翻过一座名叫“山甘岭”的山岭。开学时，学生要自己从家里挑床铺、柴火、玉米粉、菜等到学校去。每年春节后或暑假后，学校开学之时，因小学生年纪小，一般都由父亲，或哥哥、或姐姐挑着行李送到学校去。

　　那时，农村读书的“书箱”，都是用杉木板制作、又油漆成红色的木箱子。常常是一头书箱一头柴火、玉米粉和菜竹筒。由于到叶家中心小学读书的人多，都结伴而行，又必须从叶家村中间小路经过。这样，长长的队伍行走在山路上和村中的小弄堂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时，叶家、光辉、杨家畈等大村庄的村民们，私下就把叶家源三坦村称赞为“书箱之村”。

　　叶家源里不但重视教育，读书的人多，而且刻苦、追求上进。通过读书，考上中专、大学，进而跳出“农门”，走进城市拿工资吃饭的人也多起来了。20世纪80年代，三坦村仅西源自然村，担任中、小学教师的就有10人。这对一个几百户、数千人的大村庄来说并不值得挂齿，而对一个只有60来户、200多点人口的小山村来说，平均6户就有一个人民教师，倒也是一件不易之事。进入21世纪后，别说是大学生，研究生也不稀奇了。

　　书箱之村书箱多，书箱唱出文化歌。母亲对我说：“原先一对箱里都装满了爷爷留下的书。”从爷爷传到孙辈的一对书箱，装满的不仅仅是一些发了黄的旧书，而是装满了一种文化；传承的不仅仅是一对箱子，而是传承一种良好的家风。

　　书箱，传承着三坦村重视教育的好村风，也盛满了三坦村培育人才的文化情。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余青青 姜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