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运生

狮古山是我县著名的革命根据地，素有淳安“小井冈山”之称，其闪光点有二：一是1934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狮古山送驾岭打了场漂亮的阻击战；二是1935年，中共闽浙赣省委派独立师政治部主任刘中林率部来到狮古山开展游击斗争，并于翌年6月正式建立中共下浙皖特委。

关于送驾岭阻击战，小时候父亲带我途经送驾岭脚百步阶时曾多次对我讲起过。至于为何而打，战况如何？父亲虽讲不清，但这里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我采取参考有关史料与实地采访、勘察相结合的办法，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地还原当年送驾岭阻击战的相关情况。

据史料记载，1934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铜山、白马、上坊一带突围至龙川的塔底、鲁村，向皖赣边境转移，经姚家、送驾岭，遇敌第49师追击至送驾岭西侧、敌补充第1旅追击至送驾岭东侧，在两面受敌的严峻情况下，红军侦察连利用有利地形，虚作声势，两面开火，巧妙应战，造成敌第49师与敌补充第1旅相互混战，并趁机顺利撤出，向大连岭转移。

现有各类史料记载的送驾岭阻击战的战斗过程都是一致的。但是涉及具体的战斗规模、战损情况等，例如该战役红军究竟牺牲了多少人？杀敌多少人？当时投入的战力情况如何？却是众说纷纭。

我在寻找参考资料时，曾找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淳安活动大事记》一文，内有一份《敌机在淳安境内追击红军及损失情况表》表内明确记载：“1934年9月25日，敌机3架次，在鲍家村（今浯溪村）上空投弹4枚，无伤亡；同日，敌机3架次，在连岭脚上空投弹3枚，亡33人，伤很多，亡的均为红军。”

为弄清送驾岭之战人员阵亡的准确数据，当地村干部数次带我实地勘察送驾岭之战遗址，找到了安葬阵亡人员的三道公墓，其中葬于石门内山与烈山桥西的两道公墓已塌，幸墓碑仍在，墓碑上分别刻有阵亡人数、立碑时间与立碑人。

这三道公墓以送驾岭为轴心呈三角状分布，第一道公墓在送驾岭西侧，土名叫“石门内山”；第二道在送驾岭东侧，土名叫“烈山桥西”；第三道在连岭脚南，土名叫“查坞桥头”。三道墓碑的刻写格式相同，皆为竖刻，右侧刻阵亡人数，中间刻“孤魂碑”三个大字，左侧刻坐落位置、立碑时间。根据墓碑上的石刻记载，三道墓碑均为民国二十四年小阳月（1935年10月）立，立碑人均为遂安县西北乡人。

三道公墓内安葬的阵亡人数、身份都不同，第一道公墓石刻记载“安葬阵亡官长军士共计五十六人”；第二道公墓石刻记载“安葬阵亡军士共计二十九人”；第三道公墓石刻记载“安葬阵亡军士及死难人民共计三十五人”，三处合计一百二十人。  

发现这三道公墓后，不仅弄清楚了送驾岭之战阵亡人员的具体数量，还能从不同的埋葬位置，大致推断出墓内军士的不同身份。如第一道公墓在石门内山，此地在送驾岭西侧的五洲源，是当时红军与敌第49师作战的地点，据此推断阵亡人员应为敌第49师的人员。第二道公墓在烈山桥西，此处在送驾岭东侧的双源涧，是当时红军与敌补充第1旅的作战地点，阵亡人员应为敌补充第1旅的人员。而第三道公墓在连岭脚南，此地离送驾岭两股敌军混战的主战场约八里，是红军大部队转移皖南翻越大连岭的必经之地，且敌机在此投了3枚炸弹，阵亡的应该都是转移途中的三十三名红军。但墓碑上刻的却是“安葬阵亡军士及死难人民共计三十五人”，那多出来的二人是谁？据推测应该是蒙难的民众了。

三道公墓的发现完善了部分党史资料表述中的不足，这是值得欣慰的。可若是能找到佐证送驾岭之战战况及战后当地民众是如何建筑这三道公墓的依据，那就更加完美了。但要找到这样的依据实在是太难，就在我对寻找“依据”并不抱希望时，一次意外发现让这一切成真。

当时我为了采访、勘察的方便，一直都吃、住在浯溪村（原鲍家村）。一日清早，我到村中溪埠头去洗漱，无意中发现埠头上有爿很大的青色洗衣石板上有碑刻，职业的敏感引起了我的好奇，赶快把石板撬起来，抹去污垢，仔细看了起来，一看到碑额上“福善齐登、三道公墓”这几个字，我就被牢牢地吸引了，原来这竟是记述送驾岭之战及建筑三道公墓的碑记。

据此碑文记载，第一道公墓石门内山葬阵亡军士五十六人（送驾岭下）；第二道公墓烈山桥西葬阵亡军士二十九人；第三道公墓连岭脚南葬阵亡军士三十五人（又葬遗骸八人）。而且碑文中还记有“两军鏖战一昼夜，受枪弹丸死者以数百计……赖有地方信士仁人及慈善家诸君子，固募集资金，将此次被戕骨骸收集而埋之，爰为铭记尔勇壮兮，舍身军途烽火相接兮……”等内容。

此碑文一是印证了三道公墓的埋葬地点、阵亡人数，唯一不同之处是在第三道公墓埋葬人数后面用括号加了“又葬遗骸八人”字样，就是说实葬人数是四十三人。为何会出现实葬人数与孤魂碑上刻写的人数不符？其实，稍加梳理也不难理解：从时间上推算，送驾岭之战是1934年9月间，三道公墓碑均是1935年10月刻立，中间隔了一年余，而“福善齐登碑”则是1938年正月刻立，与三道公墓碑的刻立时间相差了两年多。也就是说，送驾岭之战的阵亡人员在战役一年之后才得以安葬，第三道公墓内安葬了三十五具遗骸之后，又在连岭山麓、沟壑找到了另外八具遗骸复埋之，故在镌刻“福善齐登碑”时做了补充。二是反映了送驾岭之战惨烈程度，描述战火惨烈用“两军鏖战一昼夜，受枪弹丸死者数以百计”表述，这也从另一角度佐证了战役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