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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人民出版社近日推出了《走进新时代的乡村振兴道路—中国“三农”调查》这部重要的“三农”著作。作者五十年跑了近千个村落，走访了近万户农家。全书跨越了我国自土地改革以来的近七十年历史，内容几乎涵盖了东南西北中的中华大地。这位七十三岁的资深记者浓缩了对“三农”的深度观察和思考，提出了农民共同富裕，必须要逐步走上新时代以集体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乡村新社区道路。为此，我们特邀作者撰写了这篇文章。

童禅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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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广电集团原总编辑、省作家协会原主席程蔚东读了《走进新时代的乡村振兴道路——中国“三农”调查》一书后，在读后感中写道：“人民出版社最近推出的这部三十多万字的中国“三农”调查报告，几乎涵盖了东西南北中的中华大地，这是空间，也几乎跨越了新中国的七十年历史，这是时间。曾经长期担任广播记者，后又在政府领导岗位上辛劳的童禅福，年届73了，居然捧出这么一部巨著，献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的新时代，我是打心眼佩服”。这是一位新闻战线上的老领导对我的肯定和鼓励，扪心自问，我写这本书，是倾注了心血的。我国是自上世纪土地改革以来近七十年，特别是启动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经过艰难的探索，最终寻求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道路，我为之庆幸和欣喜。我写这本书也就是为全党、全国人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场烈火添一把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了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壮大集体经济，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对农村发展集体经济我是情有独钟的。我来自农村，对“三农”是熟悉的。新中国建立，土改，组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直到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我不是直接参与者，也可谓是一个见证者。上世纪大跃进前几年，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兴盛期，农业生产连年增产，集体经济日益壮大。我也是这一时期的幸运者，从小学到高中，正赶上这个年代，特别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我家人口多，兄妹三人在校念书，父母重病缠身，欠生产队的钱越积越多，我考取大学的1965年，欠生产队的钱已超过400元了，在那个时期，这是一笔很大的数字，是乡村里的集体经济给我创造了继续读书的条件，如果不是集体的帮助，且不说我能否读到高中毕业，考取大学，成为开化县当年仅有的七名大学生之一，就是像2017年全县考取400多名大学生也不可能有我的份。因为我当时家境太困难了，初中毕业或小学毕业就可能成为一个进城打工的少年打工仔了。所以我认为，土地集体所有的农业集体化制度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因此，我在聆听习近平总书记作十九大报告，当他讲到“壮大集体经济”几个字时，我情不自禁的鼓起了掌。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对家庭承包责任制也是深有感受的。1969年大学毕业到军垦农场劳动锻炼18个月后，分配到常山县广播站任编辑记者。当时常山县340多个大队，我几乎跑遍了。那时，农业学大寨，割资本主义尾巴，每个大队把能下田干活的劳动力几乎都捆在田头，一年正月初二下田，一直干到大年二十八九，每个劳动力工分只有两三分，也就是一个全劳力一天只能挣两三角钱，人越干越懒，田越种越瘦，这是一个大问题啊！正当这时，安徽省凤阳县小冈村18户社员立下了生死状，把生产队的土地承包到户了。从此，全国掀起了一场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不久，全国推行了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我下乡采访时，发现常山县五里村土地承包到户后，一年后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四下五里村，采写了长篇通讯《“讨饭村”翻身记》，五里村当时461户，1500多人，是常山县一个大的古村落，但这里农民对土地的情感越来越淡泊，人均口粮不足300斤，有一年，人均口粮只有201斤，人均年收入也只有三四十元。还有一年，每十个工分只有9分钱。1978年前后几年，每年有1200多人次外出讨饭，土地家庭承包到户后，人变勤土变肥，1981年，粮食总产达到126万斤，比1980年增长54%，人均口粮达到了510斤，全村无一人外出讨饭了。金华日报把《“讨饭村”翻身记》改成《五里翻身记》，这篇长篇通讯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时任金华地委书记厉德馨抓住五里村这个浙江省最早实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典型，对推进金华地区直至浙江省的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浙江省自1982年到1983年全面推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后，粮食总产从1978年的1467.2万吨猛增到1984年的1817.17万吨，亩产也从628公斤增加到790公斤，农民人均收入也从165元增加到466元。土地承包责任制彻底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是农村治穷的一剂良方。

在加速工业化，推进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中，农民大量离开土地，进城打工了，到了2017年底，全国进城打工的人数达到了28652万人，农民进了城，逐步失去了对土地的热情，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小农经济已经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推进新时代农业现代化，“三农”问题也自然的由此逐渐凸显了出来，农村出现了“空壳村”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农民工问题，留守妇女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土地碎片化问题，土地抛荒和养老问题等等。我从省政府参事转聘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后，对乡村文化建设更加关注了，当前乡村文化建设如何？2014年底，我向省文史馆建议，是否可以开展城乡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发展趋势探索与研究的课题调研，文史馆同意了。从2015年开始，省文史馆专门成立了一班人马，选择了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中等水平的兰溪市农村文化建设进行了系统的调研，调研中，调研组同志感到农村的集体经济发展程度决定着农村文化发展的面貌，农村的集体经济又由农村的土地经营管理模式决定着。终于，发现“三农”问题的根子在于土地的经营模式。省文史馆在完成城乡现代化进程中新农村文化发展趋势探索与思考课题，并召开了浙黔文化合作论坛后，我撰写的《历史大变局下农村新集体经济的调研报告》在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馆主办的内刊《国事咨询》上加了编者按全文刊发了。

我从踏上工作岗位之后，虽然岗位一变再变，但下乡采访调研走村串户的那种朴素作风始终保持着。1986年3月的一天，我到浙江省磐安县的高石溪村采访，这是一个无电、无报、无广播的山村，人均经济收入只有47.7元，每家吃返销粮，我与山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个星期，回到杭州，带来了满身的跳蚤虱子。我写了“再也不能遗忘他们了”的调查报告，送到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报告中提出了“下山脱贫”的思路。高石溪村在政府的帮助下，家家下山脱了贫，走上了富裕路。再如2007年，在江西省乐平市的一次调研，那天下午三时许，来到鸬鹚渡口，人和车要过渡，船工说：“现在雨天水涨得很快，小车摆渡不安全。”经过我们的再三请求，小车上渡船了，但船工还是丢下一句话：“车子要返回，渡口肯定封闭了。”那天我们采访高家镇凤凰山垦殖场后，绕道返回住地已是凌晨两时许了。近50年来，我曾写过近200篇社会调查报告，多篇调查报告受到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直至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的肯定或表扬。因此我曾获得全国广电系统优秀记者和全国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近50年来我曾下乡采访调研过近一千个村庄，访问了近万户农家，对农民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在高石溪村采访后，回杭州不久，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寄送给高石溪村所在的小学5000元钱。1998年，吉林省遭受严重洪涝灾害，我也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向吉林省委组织部寄去5000元钱，并建议他们把钱转送到受灾最严重的农户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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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许多行为，家人不理解，特别是退休后，对“三农”的那份情，他们难接受，亲朋好友也劝说，你现在都年过七旬了，应是在家养老，过天伦之乐的日子了。我也思忖：在我的事业征途上，在各个关键点上，都曾留下过值得记忆的点点滴滴，我写的《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迟到50年的报告》人民文学出版后，获得了浙江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还曾获得首届范长江新闻提名奖，这一辈子已不缺名也不缺钱，是该休息了。但我几十年来埋在心底的那份对“三农”的情结和热情丢弃不下。对“三农”的长期的观察、体验和思考，觉得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太大了，如果不解决好，大部分农民始终富不起来，社会就不会稳定，“三农”兴衰，匹夫有责。我要为6亿农民去呼唤，要为党中央去分忧。从此，我奔赴了浙江、江苏、安徽、河南、河北、贵州、江西和天津等省市，大江南北不少省市农村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我选择了豫中华北平原的河南、河北、天津和东南沿海的浙江等四省市的刘庄、周台子、王兰庄、航民等8村1乡和其他农村，对两种不同土地经营模式的村落经济、政治、文化等进行了调查剖析后，我深深感到，两种不同土地经营模式导致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在对刘庄等8村1乡土地实行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经验总结后，我归纳出他们的三大优越性。

——实现土地合作与联合，建立新时代以新集体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乡村新社区，推进了乡村“三农”的全面振兴。浙江省萧山区的航民村靠6万元积累和6万元的贷款，12万元起家，办起了印染企业，在乡镇企业改制的浪潮中，全村26家企业，仍坚持集体所有，集体经营。2016年，全村集体工业产值达到124亿7000万元，利润8亿2100万元，为国家创造税金5亿零5万元。河南省新乡县的刘庄村工业起步早，从双音扬声器起家，接着食品厂、造纸厂、机械厂、制药厂相继建立。到了2015年，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了30亿元。河北省滦平县的周家庄乡实行乡村合一，村和生产组二级核算。土地一直实行集体所有、集体经营，企业全归乡集体所有。自1983年成立农工商合作社。全社农业、工业、旅游业、畜牧业、金融业全面发展。2016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07406万元，创造税金2960万元。浙江省奉化区的滕头村建起了1千亩规模的工业园，2016年，全村实现了社会总产值93.47亿元。浙江省路桥区的方林村依靠紧靠城市的优势，村集体工业、商业、农业一起上，2016年，仅千人的村，村工农业总值达到了10.5亿元，纯利润超过7800万元。地处国家级贫困县的河北省滦平县周台子村也是依靠村集体经济脱贫了、致富了。浙江省东阳市的花园村四十年实现了经济的三大跨越，2016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万元，村集体固定资产达到了15.13亿元。近三年，集体经济收入每年接近2亿元，这来之于民的钱，仅2016年一年，用之于民的人均资金就接近4万元。全村变成了一个“大花园”，成为4A旅游景区。天津市西青区的王兰村依托天津市的区位优势，一产转二产，二产转三产，形成了一个以钢铁、化工、仓储、物流、大型商业并举的多元化企业集团，村集体拥有固定资产超过60亿元，全面迈入了福利型的新型乡村新社区。天津市蓟州区的郭家沟村家办农家院推进了旅游产业的发展，不到200人的小山村，2016年，郭家沟村旅游加农家院收入就达到了3079.95万元，201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7.5万元。

——实现土地合作与联合，建立新时代以新集体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乡村新社区，没有暴发户，没有贫困户，家家都是富裕户。刘庄等8村1乡经济发展了，首先是想民、为民、富民。家家户户不仅有稳定增长的收入来源，也有稳定增长的集体福利。已不同程度做到了基本保障靠集体。村民还享有养老、医疗保险，除此每月还有各种生活补贴，教育补贴、奖励，节假日福利和老人福利享受。航民村每年每人仅股份分红就超过1万元。方林村2016年股份分红每人达到9000元。花园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承包到户，统一经营。村党委书记邵钦祥带领全村400多人富了。2004年，东阳市政府决定把花园村周边的马府、南山等九个村并入花园村。在邵钦祥带领下，并入的9个村承包到户的集体土地又实行集体经营。花园村4千多人，又家家致富了。到了2016年底，东阳市政府又把花园村周边的环龙、桥头等九个村又并入花园村，这新并入的9个村承包到户的集体土地又实行了统一经营管理，农业人口也从4577人增加到9272人。2017年5月，我在花园村村委会办事大厅采访，碰上刚并入花园村的青龙社区来办养老保险的一位长者，我问：“你们青龙村并入花园村，感觉怎么样？”这位长者十分欣喜地说：“好，我们每月每人可以到自己所在的社区不用钱领取大米30斤，鸡蛋2斤，猪肉2斤，茶油2斤，还享受着每人医保4000元等31项村里给的福利，简直是糠箩跳入米箩，怎么不好了。”我又有意问：“并村后，村上把你们的房子拆了，你们愿意吗？”这位长者又笑着说：“村上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分配，并给每户建房补助，旧房拆了住新房，这样利村利民的好事，家家乐意啊！”周台子村所在的县是全国国家级贫困县。2015年该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5565元，而周台子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3000多元。村党支部书记范振喜介绍说：“我们村走的是以新集体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乡村新社区道路，虽然起步迟了，但我们可喜的是，全村没有一户暴发户，也没有一户贫困户，全村700户农家，农民人均收入7000元至20000元的却占到了600户以上，年人均收入超20000元的农户不足40户，年人均收入6500元至7000元低收入农户也只有60户左右。而且我们村人均最低收入也超过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00元以上。”

在共富共享的环境中，民心向着集体向着党，社会安定，和谐幸福，有困难通过集体都能解决，使得这8村1乡，几万人十多年来，没有农户上访，生活祥和，睦邻融洽，家庭和睦，社会平安。

——实现土地合作与联合，建立新时代以新集体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乡村新社区，推进了乡村文化蓬勃兴起。刘庄等8村1乡已是充满着现代化气息的乡村都市了。他们住的是排屋式、别墅式的新社区，这里除去老人与孩子，几乎全部进入了村办的现代化企业，而且不同程度吸引了大量的外地就业人员。这里的就地城镇化，实行了城乡一体化，解决了当下多数农村“空壳村”，无钱办文化，无人享受文化的问题。参与农村文化活动，本地的、外地的，老中青各层次都有，为农村文化的活动影响力、吸引力带来了勃勃生机。

坚持集体，发展集体，依靠集体，奉献集体，维护集体是8村1乡思想意识形态最突出的特征。在这种集体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理想信仰积极向上，宗教信仰、宗教影响大为减弱，这里几乎无宗教问题。相反，在以农户家庭经济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就是另一番情景。刘庄等8村1乡毕业的大学生，为集体所吸引，纷纷回乡就业，这些集体经济培养出的新型人才，愿意回到集体，参与集体经济社会生产管理，一方面是集体经济的发展，带给青年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另一方面，这里与城市无大差异的乡村都市生活也吸引着他们。航民村1996年，就投资了2000多万元建成了综合性的文化中心。方林村2000年就投资了1100多万元，建起了村民学校、老年大学、老年俱乐部、图书馆、阅览室等设施为一体的文化中心。花园村投资了2亿多元，建立了花园娱乐城。刘庄和周家庄都建立起了创业展览馆和农民艺术团，周台子村建成了全国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周家庄乡建立了农民文化宫。王兰庄投资3000多万元建起了星光老年活动中心、村图书馆、梁斌文学馆、“一二·九”运动纪念馆、青少年活动中心，村上还办起了评剧团、秧歌花会等文化娱乐场所、团队。郭家沟村把文化建设与旅游事业结合起来，让游客和村民共享。

这些文化中心、展览馆和文化宫，既是群众文化娱乐中心，也是展示社会主义理想、集体主义精神，宣传教育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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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庄等8村1乡走以新集体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乡村新社区道路，家家富裕了，邻里和谐了，实现了四个“真正”，真正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坚定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信仰和理想；真正实现了就地就近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真正做到全村家家户户共同富裕，真正做到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抓，农民群众生活过得丰富多彩。在深化农村改革中，他们走出了一条制度创新的新路，我感到，我撰写的《历史大变局下的农村新集体经济》的调研报告，虽然在《咨询国事》加了编者按刊发了，但这内刊发出的声音还是太小了。那段时间，我整天在思考着……。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此，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一直在寻求农民的富裕之道。刘庄等8村1乡虽然规模有大有小，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全省（市）乃至全国的名村，有的甚至扬名世界，像藤头村是世界十佳和谐村庄。他们村的带头人都是全省（市）乃至全国的名人，有的甚至在世界上也有名望，不少村支书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和党代表，如刘庄村的老书记史来贺曾是全国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2003年4月22日，73岁的史来贺不幸逝世，中央组织部还发了唁电。周台子村的书记范振喜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和十九大代表，最近，又以“时代先锋”的形象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习近平、李克强、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分别到过其中的不少村，浙江的航民、滕头、花园和方林四村都曾是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切和信任的村。他们今日已实现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这8村1乡应是我国农村广大农民兄弟向往的幸福家园。当然，像刘庄等8村1乡这样的村落全国应当还有不少。但从我走过的农村，发现的并不多。我要去歌颂他们，我要去宣传他们，去全面阐述刘庄等8村1乡坚持以集体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乡村新社区这条道路。我要写一部书，去全面反映中国的“三农”，经过艰难的调研，不少地方还是一个人自费去走村串户的，我写的这部书要有明确的立场、观点，要具有强烈的启发性、借鉴性和指导性，让其有思想，有温度，有深度。在对写好的8村1乡9个典型后，再次逐一审读，排查，筛选，最后把全国知名度很高，但有争议的两个典型村给删掉了，近3万字的采访、写作成果也就忍痛割爱了。再次选取了靠集体经济融入市区的天津市西青区王兰庄村和依靠青山绿水致富的天津市蓟州区郭家沟村。春节前我冒着严寒，赶到天津，采访结束后，返回杭州，老伴已被女儿、女婿送进医院动手术了。近两万字的两个典型就在医院陪老伴的病房里写成的。特别叫苦连天的是我的打字。过去在位时，学了三次电脑操作都没学成，退休后，吃苦了，打一个字都得求人，我写的调查报告，特别是这本中国三农大调查，30多万字呀！老花眼加白内障，戴着老花镜，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圆珠笔，有时候甚至凭着感觉，一字一字在白纸上画。圆珠笔也不知道写掉多少支，反正手稿加一遍一遍求人打印的修改稿加在一起将近一米高。中国“三农”大调查才终于杀青完稿。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就解决“三农”问题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宣言，并亮出了“壮大集体经济，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行动纲领，这一切正是我采写这部《中国“三农”调查》的初心。

我的初心就是在中国农村选择一批走以集体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乡村新社区的典型，树立一批榜样，成为全国新农村建设的旗帜，给全国农村以示范。我衷心盼望壮大集体经济，乡村早日得以振兴。

我的书稿写成了，如何去发挥最大效应，我个人的力量太单薄了，但我很自信，我要借力，借人民出版社这块国字号的金字招牌，让他向全国发声。我拿着书稿，忐忑不安地走进人民出版社的大门，人民出版社马列编辑一部主任崔继新接过书稿，粗粗翻了一翻说：“这是一部为乡村振兴推力的巨著”，崔继新这位有敏捷眼光的编审，当即接下了书稿，而后又说：“我会积极向社领导推荐，争取尽早在我社出版”。有中国“第一社”社长之称的黄书元，他是社长、书记一肩挑，又是全国政协委员，他是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为了加快速度，黄书元社长为该书出版开设了绿色通道，超常规的特批了。之后，书名一改再改，最后在社长办公室商定书名，又是这位人民出版社的社长、书记黄书元一锤定音，确定了书的题目，并和我签下了图书出版合同，这时，我一直悬着心终于放下了，2018年4月，《走进新时代的乡村振兴道路——中国“三农”调查》作为人民出版社的重点书目推向了全国，发出了强大的声音。人民出版社对这部书的出版也十分自信，2018年4月，陈鹏鸣副总编辑在新书发布会上说：“我社在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不久后，出版的这部重要的‘三农’著作，一定会助力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凭着我对“三农”的观察和认识，浓缩了我对解放以来“三农”的追寻和思考，用“脚”跑出了这本《走进新时代的乡村振兴道路——中国“三农”调查》，该书序言中开头曾写下了：

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之一。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全面推行的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是亿万农民的呼唤和时代选择。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建立新集体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乡村新社区是新时代中国通向共同富裕的历史必然和发展趋势。

这也是我对我国“三农”走过的这近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历程思想积淀的全部释放和思考。

2018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我们坚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迈进新时代中，“三农”问题将彻底告别历史，全面振兴乡村就在“明天”。

2018年6月8日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刘波  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