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书旗

父亲属羊，一九三一年出生，今年已届九秩，母亲属鸡，比父亲小两岁。今年的五一节，我们举办了家庭聚会，以庆祝父亲九十大寿。寿宴上没有外人，都是父母膝下的直系，儿辈、孙辈、曾孙辈，把三张大圆桌挤得满满的。堂屋中央，红底洒金的宣纸之上，斗大的“寿”字遒劲、飘逸，让满堂生辉；“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高挂的寿联，吉祥又喜庆。

端上蛋糕的时候，那些曾孙辈迫不及待地喊着：“太爷爷，吹腊烛、许愿、许愿！”父亲一口气把塑成“90”字样的腊烛吹灭了，脸上挂满了慈祥的笑容。我不知道父亲心里有没有许愿，但我知道父亲心里想的是什么，因为晚辈的好才是父母最大的心愿。从父母脸上舒心的笑容里就能看出，此时父母的心里充满了幸福。

父亲和母亲都没有幸福的童年。

母亲十二岁那年，外公因伤而生了一场大病，卧床不起。那年大雪不断，大年三十那天，一场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下了一天一夜，雪上加雪，越积越厚。大年初一外婆打开门一看，门外路上积起了齐膝厚的大雪，不能出门行走，便随手拿起灶门前畚火用的火锨去铲雪。不料雪太厚，用力太猛，那火锨的木头柄"咔嚓"一声断了。外婆望望躺在病床上的外公，一种不祥的阴影笼罩了她的心头。

两个月后，外公吐血而亡，印证了外婆的预感。

其实，外公的病是被国民党部队的兵用枪托砸伤引起的，跟雪没关系，跟火锨断柄没关糸，但却苦了这对孤儿寡母，那年母亲才十三岁。过了两年，外婆带着我的母亲改了嫁，母亲从此寄人篱下。

我的太祖父那一辈日子过得有点拮据，没给我祖父留下一砖半瓦，祖父那一代是靠租借别人家的房子过日子的。临解放前夕，祖父母与我的父亲、叔父及两个姑母搬到了离村一里地的寿益庵居住，这里原是一座庵堂，后来冷落了，便成了民居。这里与外婆的家只有一箭之遥，鸡犬之声相闻，我们的家和外婆的家虽不属同一村，但低头不见抬头见。父亲和母亲因此很快就熟了，后经我小姑母穿针引线，他们便成了终身的伴侣。

尽管这时已经解放了，也有了自己的土地，祖母的家庭豆腐作坊也搞得红红火火，又养母猪又养鸡鸭，家庭生活有了好转。但由于原来的底子太薄，祖父又身体不好，一大家子的吃口，光靠几分薄地的收成，仅能勉强糊口。

母亲与父亲结合的第二年，我呱呱坠地，家庭又多了一份负担，父亲觉得不能光依懒那点土地，农闲时得另谋一份行当，以解家庭之困。思前想后，还是觉得“担鸡子过岭”这份行当不错，主要是成本不大，又能“朝头种树黄昏遮荫”。

小时候，常听父亲讲过连岭的故事，大多说的是家乡的乡亲们为谋生而过连岭到安徽屯溪去做一点小生意的事，有挑猪肉、酒、腐乳、小麦、石灰、鸡、鸡蛋等农副产品到屯溪贩卖或以货易货的小贩，也有赶小猪过连岭的猪客。而连岭是当时家乡去屯溪的捷径，似今日的高速公路。这条路今天称“休龙古道”，南至淳安县汾口镇龙山街，北至安徽省休宁县城。

鸡蛋是祖母挨家挨户收购来的，从家乡到屯溪有一百二十多里路，翻山越岭的，还挑了一个装有八百个鸡蛋的担子，每百个鸡蛋六斤四两，加上箩筐干粮等差不多也有七十来斤重，一天要赶到屯溪，往往是天还未亮便动身了。

过十五都鲁村、经姚家、翻送驾岭，前面便是连岭的第一站连岭脚村了。连岭脚村坐落在大连岭的山麓，担客到了这里，大多会停下脚步歇一会，喝泉水，啃干粮，做上山前的准备。这里古木参天，瀑布成群，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可在担客的眼中，没有“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意，更多的则是“古道西风瘦马”的心情。

一条蜿蜒曲折的麻石板路，在柴草夹道的荒山野岭中向前延伸，路两边的植被并不十分茂盛，偶尔能见到几棵硕大的红枫鹤立鸡群般地兀立在远处的山坡上。过了三里亭，已是汗流浃背，到五里亭是一定要歇歇脚了，这里的涧水常年不断，歇下担子，咕咚咕咚喝个饱。

七月流火，山路无遮无拦，天上的太阳毫无顾忌地炙烤着路面上的石板，热浪一阵阵扑面而来，中暑是常有的事。

到了冬天，岭上的风特别大，气温比山下低很多，一路林寒洞肃，冰凌雾凇。虽风景绝美，但却苦了这些过岭的担客了。曾有一次，父亲与同伴一起挑鸡蛋过连岭，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到了啸天龙，刺骨的东北风一吹，眉毛冻得梆梆硬，双手十根手指都被冻僵了。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在这节骨眼上，伙伴的草鞋绳断了，但他已冻僵的双手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草鞋绳重新系好。情急之下，父亲卸下担子过去帮忙，当终于系上时，却见地上两只箩筐上的八根绳索被冻得像钢筋一样立在那里，上面还横搭着一条扁担……

到了箬帽尖，六十里连岭眼见走了近三分之一的路程，看看太阳也近当头，担客便会在山棚宿店稍作休息，吃个玉米粿权当中餐。

又走横贯二十里的石板路，过啸天龙便是安徽的地界了，这里的景象与岭南截然不同，植被葱郁，古木参天，无论怎样干旱，山涧始终流水潺潺。下坡路使担客的脚步快了许多，过石门，经余村过渡到达目的地屯溪，住宿休息，第二天再去联系客户。

屯溪的商业非常繁荣，类似农贸市场的交易场所物资非常丰富，大到耕牛生猪，小到针头线脑。也有专做蛋禽类生意的店铺，批发零售都可以，父亲熟门熟路，便把鸡蛋挑到这里。

交易成功以后，父亲会在收来的货款中拿出一小部分，采购一些日用品带回家乡以货易货，肥皂五个鸡蛋换一联（两块），洋火一个鸡蛋换一盒，斜条（针线活锁边用的斜纹布条）也是若干个鸡蛋换一尺。

一年多的时间，父亲三天一个来回，过了五十多次连岭。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老父早已耄耋有加，每当忆及当年过连岭，总不免唏嘘感叹一番：“挑七十多斤重的担子一天到屯溪，像做梦一般，不知那时是怎做到的。”

父母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他们年轻的时候正是农村集体化时期，为了挣工分养家糊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家里家外，很少看到他们有休息的时间，用那时候的话说，是“一天到晚卖给田地里了”。

从农村成立人民公社起，父亲便开始担任生产小队长了，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才卸下这副担子，个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已知道。唯一可以令他欣慰的是，那时村里共有八个生产小队，而父亲所领导的第五生产小队年年都能取得好收成，为此还得到了淳安县政府的奖励——一张大红奖状和三十元奖金。

父亲虽然很忙，但没有忘记对子女的爱，在那么艰苦的生活环境下，一直供我们上学。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父亲穿着漏水的雨鞋为我送新解放鞋的事。

初到汾口中学就读的那一年隆冬，一天，噼噼啪啪的雪籽落了一个下午。临傍晚，呼嘯的东北风裹挟着鹅毛般的大雪，漫天飞舞，让人眼花缭乱，远处的山峦渐渐地隐没在一片灰蒙蒙的雾气之中。

那天晚上，明显比以往寒冷了许多，本不厚重的棉被，更显得首尾不能相顾，总觉得四面透风。天还未亮，早已辗转反侧，睡意全无，不待起床铃声响起，我便把被窝掀开一条小缝，探头探脑地把眼瞄向窗外。

窗外已是白色的世界，路边一排排簇立平整的冬青树上，被一溜儿拳头般厚的白色绒毯覆盖，苦棟树光秃秃的枝桠上，裹上了毛绒绒的雪花，便不再显得凋零。

起床铃声响起以后，洁白无瑕的路面便被凌乱的脚步踩揉得粉碎，道路中间的脚印窝里已渗出积水，飘落的雪花遇水即化，不一会，脚印窝里便被积水填满。

教学大楼耸立在空旷的操场上，偌大的操场是由一座黄泥土山坡修建而成的，此时操场通往教学大楼的路已是一片泥泞。

我穿着一双半旧的布鞋，踮着脚尖左挪右腾，深一脚浅一脚地好不容易走到教学大楼，鞋子还是湿了一大半，袜底也湿了一块，上课的时候，一双脚像踩在冰窖里。那时的同龄人大多没有胶鞋，一个冬天也就两双布鞋换洗，也有在布鞋底上钉上一块有韧性的木板，如樟木、桕子树、棕树等以防水，因此雨雪天气弄湿挨冻是常有的事。

中午时分，雪小了许多，可天仍是灰蒙蒙的，除了行人的脚印，山恋与田野没有别的颜色掺杂，一片灰白。

忘记了是谁告诉我待会儿我父亲会到学校里来，“会是什么事？送菜吗？”我思忖。

怕父亲找不到我，一下课，我便快步向操场的东边方向走去。路口那片梨树上的积雪被风一吹，掉落的雪花旋转飞舞着扑向我的脸宠，我本能地缩了一下脖子。

我紧盯铺满白雪的来路张望，可父亲的身影没出现在我的视野，我不能确定父亲是否真的会来，但还是朝下坡的路段走了过去。路边的桕子树的树枝已被剪掉，孤零零地伫立在凛洌的寒风中瑟瑟发抖，我不由又打了一个寒颤。

父亲来了，头上戴着一个箬帽，腋下夹着一个包裹。没待我问，父亲告诉我说给我买了一双解放鞋，趁着下雪天生产队里无事便给我送来，说着便把包裹递了给我。

从家里到学校约莫五六里路，父亲说，自己脚上那双补过多次的套鞋漏水了，但不冷，走雪路一步一滑的，全身用劲，蛮暖和的。看着父亲通红的鼻尖，我不知父亲说的是不是真话，只觉得一阵阵寒冷的东北风夹着细雪直往自己脖子里钻。

我目送父亲迎着凛洌的东北风渐渐远去的背影，手捧透着父亲体温的包裹，一溜小跑到了寝室，迫不及待地穿上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双解放鞋。

也许是岁数小不懂事，也许是太高兴了，当时竟没有太多感恩的心念。但过去这么多年了，或许他老人家早已忘记，或许根本就没有放在心里，而我则永远不会忘记。

父亲是个责任心极强的人，在担任生产小队队长期间，把一门心思都扑在了生产队里，无暇顾及家务。这样一来，母亲就更加辛苦了，除了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还有一大堆家务等着她，如一日三餐、喂猪养鸡、晾晒摘菜、洗衣捣衫等。而一家人的缝缝补补、鞋头袜脚的，基本上都是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完成的。

每年的初夏，自留地里的苎麻便成熟了，收割回来以后，趁还未干枯时把皮剥落，用特制的刮刀把纤维外面的表皮刮掉，然后晒干，收藏备用。农闲的时候，取出部分干苎麻浸水，使其湿润，撕成丝，搓成线。这种线称为“大布线”，是专门用来纳鞋底的，工艺相对简单些。又取出一些干苎麻，也把它湿润了，先捻成一根长长的纱，卷成团，然后两股合一股搓成线，这种线称“细布线”，是专门用来缝缝补补的。

线搓好以后，只是半成品，还不能用于缝纫，得经过漂白、捣洗等工艺。传统的漂白剂是草木灰，而尤以黄豆秸杆的草木灰为最佳。

漂白工艺操作不复杂，锅里加水，放下搓好的线和草木灰，水烧开了，小火慢滚，慢慢来得用半天时间。起锅后拿到大溪埠头上，用洗衣棰用力捶、用力捣，边捣捶边漂洗，直至浆清线白，晒干了便好用了。

这一切，都得依靠母亲的一双手。

冬季到了，离过年也就不远了，一家人的鞋头袜脚又得母亲操心了。那时候，虽不能每年过年都添新衣，但一双新布鞋还是得做的，否则便接不上茬了。因此，母亲的这一双手也就更加繁忙了。

一天的忙忙碌碌过后，收拾完了锅盆瓢碗，母亲便会端出“织箜”（针线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纳鞋底、缝鞋面，常常是深夜了，那盏煤油灯仍然亮着。到了过年前几天，看看活儿紧张了，为了赶着大年初一我们几个小孩有新鞋穿，赶通宵是常有的事。

最早陪伴母亲的是一种点青油（桕子榨的油）的“灯盏”，一个盛青油的小碟里，放置一根毛线粗细的灯草，供点燃，灯光如豆，光线微弱。

后来有了煤油，便用上了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灯。有时买不着煤油，就用柴油代替，柴油烟大，时间久了，脸上鼻孔里全是黑烟尘，眼睛也变得模糊起来。母亲不时地用针尖挑着被烧得生花的灯芯，灯火一闪一闪的，又亮了许多，看来母亲的眼晴因熬夜太多也花了。

煤油灯下的母亲，是她那一代人年轻时生活的真实写照。如今，父母亲都已耄耋有加，但令我们宽慰的是，他们身体尚可，仍耳聪目明，思维敏锐。我每次从外地回家看望他们时，母亲总是操劳着要给我做点吃的，父亲也把自己种的菜往我家里送，我也不过分推辞。因为我知道，勤劳一辈子的人是闲不住的，而为子女付出，永远是父母心里最高兴的事。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叶青 王志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