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艺敏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即将高中毕业，学校组织一场横渡龙山岛的游泳比赛，让大家自由报名。我正犹疑之间，听同学说龙山岛上有一座石峡书院，很有些神秘。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赛，不想赛程过半，体力不支，只好中途放弃，被人拉上小船，然后换乘客船返程。我有点沮丧，望着渐行渐远的龙山岛，顾自发呆，因错过了与石峡书院的相遇，内心充满遗憾。

多年之后才明白，石峡书院早已沦为水乡泽国，哪怕当年我坚持游到终点，也是无缘与之相见的。

对淳安人而言，石峡书院文化学上的意义，远超建筑学上的意义，其文化学上的意义更深远、更恒久、更广阔、更有象征性。曾看过县内几位老先生写的回忆文章，言词中的尊崇与自豪扑面可感。有人做过统计，说石峡书院自创办以来，曾走出七十多位进士，其中还有状元、榜眼、探花。

（一）

淳安历史上共有三位状元，而南宋时期占了两位，他们分别是遂安瀛山书院的詹骙、淳安石峡书院的方逢辰。这不是偶然现象，证明书院文化教育成就斐然。书院性质虽属私学，却为古代中国官场培养、输送了一大批栋梁之才。书院看似管理松散，却有明确的学规，课程安排有序，松紧适度,与官学相比其教学生态更具活力、更有弹性、更加灵活，学术氛围也更独立、更自由。书院的“山长”具有绝对的权威。

石峡书院的初创年代，历来存有不同说法。有人说书院始建于淳熙元年（1174），按此推算，当属方逢辰祖父方谦所创办。可惜，淳熙元年之说，没有详实史料作支撑，有的只是关于方逢辰与黄蜕、何梦桂三人从小求学就读于石峡书院的片言只语，据此得出的推论。

近读余利归先生《“石峡书院”创建时间考》，文中提及元代文及翁所撰《故侍读尚书方公墓志铭》，内云：

（咸淳）五年己巳（1269），郊礼成，（方逢辰）列爵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除权兵部侍郎同修国史实录院修撰兼侍读。上日御经筵，虚心问道。公每事启沃，所以格君心者多矣。上眷隆渥，问公读书聚徒之所，奎画昭回，赐名“石峡书院”。赞书曰：近进士一科文章盛而古意衰，卿以儒硕创家塾，以程朱之学淑其徒，朕甚嘉之。七年辛未，典贡举竣事，除吏部侍郎。丁母令人忧，去国，哀毁至。服阕，除左侍郎，辞不就。贾相国十六年，而公屏居十余年。德祐初元，除公荆湖四川宣抚司参谋官，以父命辞，遂专侍汤剂，绝意仕途。寻除权户部尚书，改礼部尚书，皆不拜。是年夏丁父忧，公力疾负土营葬，惟恐不及。未几乡寇不靖，焚荡官舍民居。公居室虽毁而书塾岿然劫火之外。避地来归，命子梁等洒扫文庙，修葺书院廊宇斋序，日与生徒讲明修已治人之道，若将终身焉。

余利归先生据此认为：“从墓志铭来看，石峡书院，原本为方逢辰所创家塾，是其读书聚徒之所。至南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始赐‘石峡书院’额。七年，方逢辰丁母忧去国，即回家乡，修葺书院，日与生徒讲明修己治人之道。”

单凭这段墓志铭所述，就推断石峡书院为方逢辰始创，也难以令人信服。况且，三先生（方逢辰、黄蜕、何梦桂）年龄相差不大，肄业于石峡书院的记载由来已久，绝不是空穴来风。此外，方逢辰中状元后，曾给当时的淳安县令写过一篇《辞建状元楼》，内有“某自束发读父书，便以致君泽民自任。”（后文还将提及）。古代男子束发成髻是在十五岁至二十岁之间，“读父书”不能理解为读父亲写的书，而应该是在父亲的教导下读书，或者说是在父亲开设的书馆（屋）里读书。据此推断，石峡书院的前身便是方逢辰父亲方镕创办的书馆，它属于方氏的家塾，而且实实在在都与方逢辰有关，所有链接也均指向方逢辰。

方逢辰（1221—1291），原名梦魁，逢辰二字是理宗皇帝钦点状元后赐的，于是他便以“君锡”为字。南宋淳祐七年（1247），黄蜕廷试第二名，俗称榜眼；方逢辰跑去祝贺，留诗戏言道：“状元留后举，榜眼探先锋。”意思说你这榜眼先去探探路，状元还是留待给我吧。虽然没有挑明了说，黄蜕还是听出了弦外之音，这才是方逢辰的性格。他打趣着回道：“欲将状元留地位，先将榜眼破天荒。”黄蜕心想书院自创办以来，从未有进入一甲序列的考生，那就让我来破了这天荒，才好把状元位置留出给你啊。

托黄蜕吉言，三年后（1250）方逢辰果然考中状元，恰好三十岁。这一年，严州知府赵汝历在府衙正街为方逢辰建造“状元坊”，牌坊背面题“甲第魁首”四字，荣耀尊显。事隔十五年（1265）后，何梦桂又中一甲第三名探花。一时间，石峡书院名声大噪。

方逢辰初入官场只补了一个无关紧要的“承事郎”，属正八品，后迁佥书平江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平江军在今天的苏州，相当于市政府秘书长一类的职务。宝祐元年（1253），召为秘书省正字，三年，方逢辰上疏理宗，指斥宦官与奸佞擅弄威福，言辞偏于激烈，理宗大为不悦，方逢辰只得告病求去。次年，程元凤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他极力推荐方逢辰，遭到朝中大臣反对，理由是说他“交游学舍”。

“交游学舍”竟然成了一项罪名，这里的“学舍”应指书院一类的场所，方逢辰接受各地书院的邀请，去讲学授徒，传播理学思想，这是官方禁止不被允许的。方逢辰本人十分重视教育，他曾说过：“今天下人心陷溺甚矣，急起而救之，责在学校。”（《全宋文》）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愿意到各“学舍”去讲学。

开庆元年（1259），方逢辰召为著作郎，次年是景定元年，兼权尚书左郎官，不久又因上书言事，得罪权相贾似道而罢官。方逢辰索性应聘婺州学堂，开坛授徒，盛况空前，从游者达数百人之多。景定二年（1261），朝廷意欲任命他为婺州知府，还未上任就罢；再出任嘉兴知府，屁股还没坐热，又到瑞州（今江西高安）任知府，不等届满又被罢官。景定总共不到五年，方逢辰在此期间起起伏伏折腾了三回。

据方逢辰年谱记载，这期间，他曾前往东阳蒋沐的“横城义塾”，参与修订《义塾纲纪》。元黄溍《文献集》之《怀远亭记》曰：横城义塾迎致故礼部尚书方公为之师。公时自著庭归卧蛟峰下，欣然为之出。其立教先德行而后文艺，凡所揭示一本于先儒，月书季考，具有程序，担簦负笈者不远数百里而来。居无何，闻廷议欲畀以婺之郡符(郡太守)。东阳婺属邑也,公遂撤皋比(讲席)而去。

方逢辰一有闲暇不是讲学就是修订教规，他似乎更适合从事教育事业，而不是在官场疲于奔波。

据方逢辰自己所言，他在横城义塾的活动，首先“与塾主相与订正所以为之条目，一旬之中，以九日读书讲明义理，而以一日为科举业，条画具行之。越月，塾主请载之册，曰：又当创新塾而恪守之”。清代《浙江通志》卷一八九引《金华先民传》云：“其教法一遵白鹿洞遗规，月书季考，砻石题名，二十名以前给赠币帛书籍，其余分赠有差”。方逢辰在横城义塾所施行之“教法”，即其与义塾主蒋沐“相与订正所以为教之条目”，名《义塾纲纪》。

方逢辰参与修订的《义塾纲纪》，实为横城义塾之学规，参考了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明确以“义理之学、修养之道”为教育宗旨，主张恢复古昔圣贤教人为学之意，提出“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为学生实际生活必须遵守的规约和思想教育的准绳。

（二）

《白鹿洞书院揭示》尽管得到官方的认可，宋理宗时颁行于太学与州县官学，成为官定的正式学规，民间书院义塾也普遍采纳。但《白鹿洞书院揭示》是作为学生道德行为的规范、原则，而缺少相关学业、课程的具体规定。《义塾纲纪》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详尽地规定了横城义塾的教学、作息内容以及奖惩措施，主要有以下内容：

义塾教职员工及其职责：宋代书院一般设“山长一员,教养之事皆隶焉”。山长以下设堂长、讲书、司录、学录等。民间书院因其规模小，山长、教师、执事一人兼任也属正常。但横城义塾规模较大，教职员的设置大体仿照州县官学，人数较多，分工甚细：学长一人，掌赞公堂教导之事，以身规矩之。学谕二人，掌教谕之事。直学一人，掌书塾一切事务。司纠兼掌仪一人，掌学规及每日谒祠会揖、月朔会拜、春秋释菜之礼。司宾一人，掌宾客迎送交际之事。司计一人，掌一月金谷出入之数。司日一人，掌公堂一日事务及诸斋坐斋、请假员数。司膳二人，掌一日公厨之事。斋长，每斋一人，择斋生中齿长者为之，掌规矩一斋之事。

学生的入学资格及其待遇：横城义塾接受四方学子入学，“凡入塾者，不限其来，始入为陪供生，考其德业而升行供生”。这里说的“陪供生”，是指学生需自备钱米；学生经德业考核合格，才有资格升为“行供生”，即由义塾日供钱米，免费食宿。这是一个创举，办学灵活有弹性，而且将学生德（品德）业（成绩）与食宿津贴挂钩，以此激励每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讲授、修学规定：“望日点请职事一人讲书。”义塾每月中旬举行一次会讲。诸生各执经以听，有疑者问，有见者说。午后供小课，史评论说策略间之，或间以赋前二韵。晚间闻鼓再升堂，长、谕签请三人以隔日所看史，诸生应答、书簿如早间故事。

考试规定：义塾效仿太学及州县官学“月书季考”之法，规定每旬之三日举行“课试，上、中旬本经，下旬论、策间之；每试十人取拔三人。”考试分“堂试”“拟试”两种，也接受义塾之外的人来参加考试，“在外士友就试者听，若试中后行食并要坐斋。”于拟试后还“砻石题名，二十名以前给赠币帛书籍，其余分赠有差。”以为学业优异者的奖励。

学生行为规范及其奖罚：从对学生的道德行为规范要求上，与州县官学偏重于禁止惩罚之学规稍异，横城义塾较为讲究劝诱引导，仅规定“人定时堂上击鼓，诸斋方许就寝，未鼓前撞点，有先寝者议罚”“诸生犯规矩者，司纠弹之议罚”等数条。

义塾经费管理、使用规定：书院为可持续性发展，蒋沐于“割田租一万以隶焉”之外，对义塾的经费管理、使用也有详细的规定。横城义塾的经费支出除建置、维修书院费用以及老师薪金之外，还承担着“行供生”的食宿费用和义塾杂项开支等。

方逢辰在《义塾记》中，称誉其“教育有节”，“若夫起居出入有度，登降揖逊有数，周旋游息有矩，条目纤细备具。”其中许多内容是官学所不具备的。可以说《义塾纲纪》的修订，直接影响了此后石峡书院的办学方向。

方逢辰《义塾纲纪序》落款为景定辛酉（1261）二月朝奉郎新知嘉兴府方逢辰君锡甫序。

度宗即位，咸淳元年（1265），方逢辰召为司封郎官兼直舍人院，实录院检讨官，寻迁秘书少监、起居舍人。其后历任秘阁修撰，三年，出为江东提刑，徙江西转运副使。五年，权兵部侍郎。七年，迁吏部侍郎……累官至户部尚书，丁母忧去国，从此绝意仕途，归隐石峡书院著书讲学。

（三）

宋亡之时，方逢辰五十九岁，正是暮秋时节。元世祖忽必烈下旨征召他，派出的使臣级别不低，是御史中丞崔彧——国家最高监察机构负责人。既然是皇帝征召，直接拒绝驳回多有不便，不妨委婉一点，赋诗言志吧，题为《被召不赴》：

万里皇华遣使辀，

姓名曾覆御前瓯。

燕台礼重金为屋，

严濑风高玉作钩。

丹凤喜从天上落，

白驹须向谷中求。

敲门不醒希夷睡，

休怪山云着意留。

诗中传递了一个信息，效仿东汉名士严子陵，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隐士陈抟，高卧不醒，坚不出仕。

如今，山林白云着意挽留于我，这一留便是终身的约定。崔彧是文臣也是直言敢谏之人，他对方逢辰心存敬意，既然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再劝已然多余。与白云有个约定够浪漫的，崔彧不禁心生羡慕。

石峡书院无疑是最好的约定去处。

2020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淳安博物馆为胡建民的水下古城摄影，举办了一个展览。六十余幅照片的文字说明由我撰写，当我看到他传送过来一幅幅石峡书院内景的照片时，不由得有些小激动。我想通过这些碎片化的短镜头，拼接成一座完整的书院全景。我的努力没有变成现实，但这种想法一旦生成，便一发不可收拾。

于是，我查找资料，决定一探书院究竟。2003年，由大连出版社出版、严建刚主编的《湖底回声》一书，收录方浩然的《石峡出芝兰——石峡书院散记》一文，据方浩然先生的回忆，“书院座落在石峡山谷中。龙山北麓山脚下的石壁和长龙山脚的石壁在这里形成一个葫芦口，天然生就的石峡，把书院的建筑物掩没在深处，两岸青山相对出，石峡最狭窄处不过数米，一股清流缓缓地从峡中流出，水声潺潺，清彻见底，细石可数。从县城北门向北走约里许，穿过一片面积约数百亩的田畈，便是石峡处。此地建有一凉亭。再穿过长约二十米的石峡，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又一片大田畈展现在眼前，远望正前方小山包下，黄墙青瓦，便是石峡书院的建筑物了。”

《湖底回声》还载有应树芳先生所撰《石峡书院》一文。应先生回忆道：“书院旧址，离贺城不远。自贺城北门行两华里，有一亭立于龙山山尾端，沿渠走则峰回路转，此处，流水淙淙。续走数百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有良田百余亩，四周环山，苍松翠柏，覆盖山岗，望之无际。山丘之下，有一大院，就是石峡书院。书院屋舍俨然，占地五亩余，其规模之大，算得上全县之最。院门高数丈，高悬直匾‘理学名家’。院门内有‘石峡书院’匾额。”

方浩然、应树芳两位先生都是1930年左右生人，方浩然先生今年已作古，他们青少年时期就读于石峡书院，对书院的描述虽有小出入，但大体上是可信的。石峡书院以俯临石峡而得名，光绪《淳安县志》卷二“方舆志二·学校”记载：“在县东北三里龙山麓”，即今千岛湖中心湖区龙山北麓。这与方浩然、应树芳两位先生的描述基本吻合。胡建明先生水下探摸书院遗址时，定位于龙山岛北码头外300米的地方，距离老县城大约三里。

应树芳先生文中提到的“理学名家”匾额，胡建明在水下探摸过程中也拍有照片，一同发给了我。“理学名家”乃竖式石匾，四字楷体阴刻，乃度宗皇帝御笔，匾额制作精良，四周云龙纹罩边，贵气雍容。胡建明先生还有些石质匾额上的文字拍不太全，经我查找资料，推断为书院门联，上联为：继往开来，天传日月家传宝。下联为：重今厚古，地有山河国有材。

石峡书院是幸运的。它创建于南宋时期，虽然几经兴废，命运多舛，但结局是圆满的，历经七百多年的风雨沧桑，直至新安江水电站筑坝蓄水，才最终淹没于千岛湖底。

千岛湖新闻网编辑：邹楚环 徐翠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