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艺敏

　　（四）

　　据牟巘《重修石峡书院记》载：南宋景炎三年（1278年），浙西按察佥事夹谷之奇聿至严陵，以书院中更多故，渐至颓圯，命公之子梁为山长，任责经理。于是，所当兴修者次第为之。古意复振，书院悉用武夷规模，置居仁、由义、复礼、近智四斋。每旦籤讲，略说大义。

　　一边是元军铁骑滚滚，攻城略地，举兵进犯；一边是方梁接任书院山长一职，破土动工，兴修书院。石峡书院有使命当担，欲在废墟之上构建自己的文化体系，大有浴火重生的无畏精神。

　　随后方逢辰避地来归，方梁率人洒扫文庙，日与生徒讲明修己治人之道，修葺完工，诸生也渐渐来集。当时的情形是国土沦丧，士风颓靡；方逢辰父子所以振起而作，可谓成效显著。

　　改元之后，方逢辰一度亲自主讲于此，后由其弟方逢振主讲。据《宋元学案》记载，富山方一夔也曾主讲于此。南宋遗民黄蜕、何梦桂先后在此论道。汪斗建（字昌辰）在太学读书时伏阙上书攻贾似道误国,入元从方逢辰学并讲道石峡书院。吴兴庞朴也从方逢辰讲学。元明之际，应道惠、鲁渊、徐尊生也多论道于此，可谓大儒云集。

　　继方梁主持修缮石峡书院三十年后，元至大二年（1309年），达鲁花赤（地方军政长官）爱祖丁亲自担纲修建石峡书院任务，别为东西二祠。东祠以奉先生（方逢辰）,以先生之弟山房（方逢振）先生配。西祠以奉黄警斋（黄蜕）、何潜斋（何梦桂）二先生。新圣师，从祀像。周、程、张、朱四先生为宋朝理学之宗；方逢辰、黄蜕、何梦桂、方逢振作为石峡理学之流派。黄蜕、方逢辰、何梦桂合称“三元”，加上方逢振，合称“四隽”。石峡书院设蛟峰先生祠，立祀像，自元至大二年开始。可见，此次修缮在原有基础上，增扩了东西二祠，而且是官方主导的。不管出于什么政治目的，客观上对弘扬书院文化，普及书院教育是值得肯定的。

　　方逢辰的理学思想，承继的是朱熹学派，“以格物致知为本，以笃行为修己之要”，讲求“正心诚意”，推崇二程（程颢、程颐）、周子（周敦颐）与朱熹。从他目前遗存的著述看，他的理学并未形成体系，不足以开宗立派、以启山林，对后世学术产生深远影响，而只零星见于其散论文中，如《赣州兴国先贤祠堂记》（作于咸淳十年甲戌）曰：

　　周子将教人以穷理之所自来，不得不探天地之根、极万物之源以为言，故名曰太极。又以其形形而实无形也，故曰无极而太极。二程子将教人以体理之所实在，则不得不就日月事物切近者为言，故曰道不离器，器不离道。

　　这是《易经·系辞》关于“道”“器”关系的论述：“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器为道之体，道为器之用；体用一源，如影随形，所以说“道不离器，器不离道”。二程与朱熹用“体理”来表述，实质一也。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认为方逢辰“盖淳安之学皆宗陆氏，而先生独为别派一也”。在方逢辰的文章中确实可以看出，讲究“理”与“气”结合，在官场中更是一身“浩然正气”，不与内竖、权相沆瀣一气，敢于直言时政，导致“七起七落”，但在理学上绝非“独为别派一也”。

　　其次，我也不认可黄宗羲所谓“盖淳安之学皆宗陆氏”的说法，窃以为，淳安学者其实大多数是宗朱氏的“理学”，朱熹几次三番到瀛山书院讲学，私淑弟子云集，“理学”成为一门显学，起到了很好的引领示范作用。陆九渊并没有来过淳安，南宋时期，“心学”传播还属于初始阶段，许多学者仍然将它归于“理学”的范畴。钱时作为淳安“心学”的代表人物，他只是陆氏的再传弟子，著书立说，开坛授徒，取得学界广泛的认可，也都需要一个过程。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理学名家钱时”，有人微信上留言说，应该叫“心学名家”。这个建议提得好，我先前就有过考虑，历史问题往往如此，同一现象站在不同时代、不同角度去看，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当时的“心学”远未成气候，大众的认可度和辨识度不高，把“心学”（二陆）、“象数”（邵雍）、“元气”（张载）、“太极”（张栻）等其他学派皆归于“理学”，这是可以理解的。朝中大臣甚至有斥之异端邪说，指摘为“伪学”的，这些都不足为奇，新生思潮从来都是伴随骂声而诞生的。话说回来，如果“淳安之学皆宗陆氏”，那么，直到明代王阳明弟子王畿莅临瀛山书院，也大可不必借《瀛山书院记》一文，隐晦地表达“心学”意欲主讲瀛山书院，充分利用其弟子周恪（时任遂安县令）和其兄周怡（太常少卿）的便利条件，力促书院由朱熹的理学转向阳明心学，占领文化思想高地，尽可能地争取热衷者、信奉者和追随者，比如像方应时这样的，从瀛山书院走出来的高才生。

　　书院作为一个文化阵地和学者讲会的平台，历来成为各派学者眼里的重要资源，不辞辛劳、辗转游学，传播各自学术主张，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自我意识的觉醒，文化表达的张扬、炽热、活泼、宽松、自由。

　　（五）

　　先祖的遗风流韵悠悠绵长，始终在方逢辰的血液里徜徉，不成理学家，必为教育家。

　　方逢辰在《青溪县修学记》中讲述了兴学的重要性：淳祐辛亥（1251年），石孝闻为令尹，志于修建学校，立志“以礼义救人心之溺”，并带头捐赠俸禄，同乡也相于筹措，终于宝祐二年（1254年）竣工。方逢辰称赞石孝闻此举：“固足以见尹无仇民之政”，一改青溪县多年以来，官吏以赋税为功，“守迫之令，令迫之民”，以至于“弱者买吏为安，强者伍吏为市”的局面，鼓励官员积极兴学。

　　另在至元乙丑（1265年），他受邀作《常州路重修儒学记》一文，认为三代以来，“学校废，教法衰，人之道不立，天下遂为纷纷争战之场”，教育崩坏是导致国家体系、人伦纲常崩坏的主因，此后，之所以斯文未丧，皆因孔孟之教不废：“后之学孔、孟者，其以四书为根本，以六经为律令，格物致知以穷此理，诚意正心以体此理……庶不负天之未丧斯文之意。”在方逢辰看来，兴学办教育不但可以知礼义、守斯文，而且可以固人心、稳社稷。

　　至元戊寅（1338年），方逢辰之子方梁出任石峡书院山长。儿子接替书院“山长”之位，乃是顺理成章。这样方逢辰就可以腾出更多时间著书立说。

　　所著《名物蒙求》一书，成为我国早期儿童读物之一。方逢辰在《名物蒙求·序》中说：“童蒙未识宇宙内事，虽此身不识其所从来，况同胞同与者乎！法当从事物上起。予弱冠时业书馆，苦于初学聪明不开，为作蒙求一卷，教之以天高地下，万物散殊，人物之大原，人伦之大本，次及其饮食、衣服，切己日用处，使之先识其名，次通其义。”

　　该书由浅近到深远、由具象到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符合童蒙时期的思维规律。两千余字的四字韵语，读之朗朗上口，对天地万物产生浓厚的兴趣，触发儿童强烈的好奇心，引导儿童探索的脚步。

　　（六）

　　方逢辰归隐期间以诗词寄怀，他现存诗歌数量不多，总共四十二首，收录于《全宋诗》。

　　《蛟峰先生文集》卷三，收录一篇方逢辰状元及第后，县里打算给他建造一座状元楼，他听闻后立即给当时的县令石孝闻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写了篇《辞建状元楼》书信，读之情真意切：

　　某照得本县见差,修造司打量基址,欲议建楼。问之,则曰为某设也。此固是乡邦胜观,贤令尹之盛心,于某何辞。然某为见田里嗷嗷,县庭烈烈。某自束发读父书,便以致君泽民自任。每观后稷视天下饥,由己饥之。伊尹见一夫失所,若己推而纳之沟中,作而叹曰:彼何人也! 某仰蒙圣渥,尘忝甲科，则又将以致君泽民之责自任矣。爰自期集来归,闭户焚香,置书一卷,将前贤事业日夜讨论,将天下利害日夜静思,求所以报君父而慰苍生,岂有虑周四海而不及父母之邦乎!且淳之为邑,吏猾民贫,斧斤之余,元气有几？遭霜之叶,不可以风。毒民之尤,莫如里役。一人之身,责之警捕,责之风火,责之桥道,责之督赋,责之追会。文移如山,欲其顷刻为之僮散。卒徒如云,欲其仓卒为之唤集。抛买不时,欲其质田贸屋而为之偿纳。县道倚之如命脉,而使之如奴隶,取之如外府,嫉之如他仇。自去年创置白纳旬解钱米,谁生厉阶,其祸最深!充一月之役,扫其家资之半。充数月其役者,其家扫地矣。贤令尹下车之初,首闻明榜罢此弊例,一邑闻之为之鼓舞。曾几何时，罢而复行。迩来乡之父老过门者曰:“子闻‘保司白纳旬三百，典尽妻儿无擘画’之诗乎？”曰:“未也。”“子闻‘龊标八九十年同,百万豪家一夜空’之诗乎？”曰:“未也。”“子闻县家建楼之议乎？”曰:“尝闻之矣。”父老勃然告曰:“楼则闻而田里咨怨则不闻,苍生何赖于子？”某竦然下拜曰:“某之罪也,旦夕当请于贤令尹,以造楼之费少纾保司白纳之祸。”此举于某无益,于贤令尹有益。其从与否,某虽不敢必,若楼,则决不容于不罢。惟高明实利图之,须至申闻者。伏乞照会。谨状。

　　听说县衙工程部门欲选址建造“状元楼”，方逢辰一打听原来是为自己建造的。他惊惧不已，给这位长者拜揖道：“这是我的罪过啊，早晚会将这件事禀告县令，省下建造状元楼的经费，或许略微可以解除那些杂税之祸吧。”文中还表明了他读书的目的是“上要为国家君主效力，下要为百姓苍生谋福。”并对当时百姓要承担繁琐苛细的税目十分担忧。

　　方逢辰设身处地替淳安老百姓着想，官府想要建造“状元楼”，因其财力不足，必然巧立名目，盘剥百姓，把费用转嫁给淳安每一位老百姓头上。这样修建的“状元楼”只能让他内心不安。于是，他秉笔直言，敢于针砭时政，敢于有错必纠，敢于无视流俗，敢于为民请命。这是他骨子里的性格决定的。

　　宝祐三年（1255年），方逢辰因直言上书得罪理宗挂冠回籍，是年冬十月去访朋友卢珏，有诗《题卢可庵天边风露楼》：

　　龙泉三尺倚天横，

　　浊气滔滔我独清。

　　一柱高台仙掌起，

　　愿推一滴活苍生。

　　他的诗中表达一种高蹈之情，与屈原放逐沅江时的心气是相通的：众人皆醉我独醒，不与流俗共沉浮。“愿推一滴活苍生”，此语与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吾不为也”恰恰相反。方逢辰“致君泽民”不改初心，只要是对天下有利，哪怕有一滴仙露也愿意推济苍生。

　　（七）

　　方逢辰性格刚正劲节，不同流俗，上得罪皇帝，下得罪权相，我查阅《宋史》未见有其传记，正遗憾之间，偶然看到明代学者杨廉的《跋富山十景诗集后》，内中叹曰：“（杨）廉早岁得蛟峰集读之，如获海外奇宝，尝爱其‘燕台礼重为金屋，严濑风高玉作钩’之句，然亦未尝不概叹《宋史》不为之立传也。”（《杨文恪公文集》）看来有这样遗憾的人不止少数。

　　《宋史》是官方修的，自古以来，百姓心中有杆秤，不入官史无关紧要，只要踏实深远就足够了，后人会铭记在心。“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孟子所谓“贤者”的标准。“石峡三贤”自此以超逸的情怀传递着文化的信息。

　　师道尊严，香火奉祀，必要的仪式感不可或缺，三十年后，石峡书院又特为方逢辰建立塑像，元徐持敬《立蛟峰先生塑像记》载：“至顺三年（1332年）冬十月朔，故侍读尚书蛟峰先生方公塑像成，诸生徐持敬以下四十二人乃舍菜以告曰：‘先生以幅巾深衣像，待缘如爵。谕者每谓宋三百年，而此郡山川之灵，磅礴坱圠，仅先生一人出状元高科者，盖天下无与为比。此足为先生荣。然未知先生刚直之气，不附时相。归剏书院，一以教学为事，直与白鹿洞同一气象。’”

　　徐持敬也是石峡书院的弟子，他率领其他弟子四十二人，行古代“释菜礼”，向先师祭奠，说他“刚直之气，不附时相”，我非常赞同。

　　三元宰相商辂曾在《蛟峰方先生文集序》里说：

　　宋蛟峰先生学圣贤之学，期以行圣贤之道，制科首选，才猷已概见矣。自是而入参法从可也。进秉钧轴可也。而乃使之低徊于群僚中位，不副其名，而才弗竟其施，遂使致君泽民之术，徒见于书疏文字之间。夫然后浩然而归，与一二同志，举圣贤之道，讲而明之，以诏示方来。此石峡书院之名，所为与洙泗同传于悠久也欤!予生也晚，素勤想慕。往岁家食时，尝敬造石峡山中，追寻先生遗躅，而断烟落日，惟见残碑数片欹斜于芳草之间而已。兹先生裔孙渊膺贡来京，偕其侄兵科给事中辅，持先生遗文见示，俾为之序。噫!先生之文如秋霜烈日，类其为人。览者当自有得，奚俟予言。特以用世之志有未尽遂，人固无能知者。此予之言，所以不容已也。先生姓方氏,讳逢辰，字君锡，别号蛟峰，世家严之淳安。擢理宗朝进士，累官吏部侍郎、礼部尚书，阶中奉大夫，爵淳安县开国男，而其职止于修撰而已。先生所著:有《孝经章句》《易外传图说》《尚书、中庸、大学释传》《名物蒙求》诸书，是皆文集所未载者。黄文献公晋卿,撰先生阡表有曰:“公之道虽不行于当时，而其学有以传于后世。”

　　商辂所谓“文如秋霜烈日”，说他的文章跟他的为人一样，正气凛然，豪健奇挺。

　　中国文化历来有“尚贤”一说。方逢辰符合士人眼中贤者的形象。所谓贤者，乃德行与才能兼备，得志时能让天下人受益，哪怕不得志也要约束自己，加强道德修养。单是考中进士未必可以称贤，历史上的贪官污吏大多是进士出身，后世留有骂名的也不在少数。

　　方逢辰贤从何来？

　　方逢辰之贤源于其文化品格，教化育人是立德，书院传承是立功，著书立说是立言，此谓之“三不朽”。方逢辰的“七起七落”与其文化品格息息相关。他是一位官员，更是一位学者、一位教育家、一位文化人，文化人一个重要的标签，就是不会被浮云遮眼、欲念加身，不会随波逐流、与世沉浮。这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坚守，是一种自信，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力量，更是一种融入骨子里的高贵。

　　缅先贤之伟业，启来哲之坦途。我们走进宋元更迭的朝代、走进水下的石峡书院、走进方逢辰的内心世界，是为了追踪哲人之贤路，探寻淳安历史的血脉根源。

　　水下的石峡书院既朦胧又清晰、既恍惚又真切。只是不再有当初的神秘感，我也不再为当年没有畅游到龙山岛，中途放弃而无法释怀，不再残留往昔的那一丝遗憾。因为我追随的脚步始终不曾停滞，追随文化、追随先贤、追随他们坚实的足迹，我将再次把目光投注到下一个书院、下一个文化名人的身上。

　　让每一次遗憾，都成为未来可期的铺垫。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邹楚环 王志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