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艺敏

（四）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被人称之为“儒教文明”是有道理的。“儒教文明”的“教”不是宗教，而是人文教育，是以教育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和文化形态。

与这种文化形态相匹配的，除文庙儒学之外，还有文昌阁、魁（奎）星楼、六星亭等文化辅助建筑。

据民国《遂安县志》记载，六星亭，县东二里许，万历间知县韩晟建。像六星亭、文昌阁之类的文化辅助性建筑，是为补风水、兴人文、作人气而构建的。

韩晟虽说只是一个举人，但他知五行、辨地理，对文化与教育的感知力和执行力，明显强于一般人。儒学修缮结束之后，随即又安排汪乔年等人，按山辨位筹建六星亭，选址于县东二里许的松山之上，这里面大有讲究。亭成之后，韩晟亲自作《建六星亭记》，阐述了个中缘由。建六星亭的原因如建砥柱台一样，因为县治东方卑卑培塿，为县之左臑，地轴倾矣，即地势偏低。而砥柱台与县右学宫，两者悬衡，若挹若抱，识者过之，谓位次不合。为邀福水口，广励学宫，在松山建亭，可以祛众疑而作之气也。

六星亭，据记载“亭基广三丈高埒焉，为觚六（六面六角亭），为栏楯窗棂十二，出郭仰睇，卓乎其若笔也，锐乎其若剡也。近而谛视，焕乎若翚飞也，矗乎若浮玉也。”上发天光，下培地纪，中炳人文，亭名六星，盖取《史记˙天官书》“斗魁戴匡”之义，文昌六星呈半月形，在北斗魁星前。韩晟在其所编《遂安县志》序中写到：“不佞惟睦属六邑，夫非六星之系于北斗，六律之禀于黄钟欤？”当时睦州下辖淳安、遂安、桐庐、分水、建德、寿昌六县，与斗魁之上六星相对应，故有此说。六星亭，与文昌阁、文昌亭寓义大体相类，关乎文气、文运。

文化是个系统性工程，韩晟这一通操作下来，仍然觉得不够完美。他在县城走访过程中，发现县治东面，原南宋状元詹骙故址建有的狮山书院，早已倾圮坍塌，移作他用。韩晟对于书院现状不是不知道，朝廷在这方面态度暧昧，并不鼓励和倡导书院教育。早期由于宰辅张居正的提议，在全国禁毁书院，变卖书院资产等行为，使民间的书院建设元气大伤。

韩晟作为地方官员，没有刻意去揣摩上意，因为他明白，官学只为极少数人提供受教育机会，作为民间私学的书院，办学灵活变通，能给平民百姓子弟提供一个接受教育的平台，这才是教育的本质。于是，他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在狮山书院原址恢复书院建设，更名为五狮书院。这是韩晟基于对教学本质的敏锐嗅觉所做出的判断，当行则行，纯粹简单。

据万历《遂安县志》卷一，韩晟写有一篇《五狮书院记》，内云：

学校教立书院，无异骈拇。后世滥觞则鹿洞、鹅湖为之嚆矢，然群有志之士课之，以振举苴补，劳来兴起于是焉。藉不必尽讲学也。遂安前峙婺山，后则五狮扆焉，故以名院旧矣。其院有堂、有庑、有亭、有台。……余涖事以庚戌六月，修复则于九月，颓者兴，缺者备，黯者丹垩，陵夷者缭以周垣，池之淤者濬之，台则为栏楯以护之。余暇日偕二三僚佐，振□直上薄层，云送飞翔，俯睇林水翳然，便有濠濮间想又一时也。台名状元，故詹学士居在焉，触目夫心，有油然前徽之念，鲁人之陟岱岳，必于东山，吴人之涉沧凕，必于震泽，即此意落成……

其文意为，学校教育创立书院，它属于官学的附属与补充。书院发端起源于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起初聚集有志于教育事业的人来主讲，用来提振学风，弥补不足。以恩德招他们来，书院便这样逐渐兴起。遂安县城，前有婺峰耸立，后有五狮倚靠，所以，书院旧址就以“五狮”命名。五狮书院有堂、有庑、有亭、有台……我到遂安县上任时间，是在万历庚戌（1610年）六月，修复五狮书院则是在九月份。原先倒塌的重新修复，缺失的补备齐全，霉变发黑的墙体粉刷变白，四周平毁的用围墙护之，池水淤积的把它疏通。状元台则用栏楯围护起来。我闲暇之时，偕同二三个同僚，登上书院楼阁，有云送飞翔之感。俯瞰林木溪水的野景，顿有一种暇逸超俗、悠然自得的情趣。状元台，是南宋状元詹骙的故居所在，目之所及，心中油然生起对前人美德之思念。鲁人登泰山，必然去往东山；吴人欲渡大江大河，必然选择太湖。我选择在状元台创立“五狮书院”也正有此意……

记文后面，附录了“院课租给田并地租数”：共租银一十二两，钱四分四厘。

九都二图土名唐家坞田：七分七厘二毫。

湖塘田、土名项村田、洞畈田。

七都四图土名大麦坞田、地；土名木竹坞田、地。

三都二图土名前溪头地；土名黄坑口地。

七都一图土名双溪口田；七都四图土名横源地；四都下一图土名前庄边地；五都二图土名角山地、宅下畈田。

十八都上一图，土名预备仓后地、土名巴墅溪边地。

我注意到末尾一行字：“以上田地俱万历三十九年韩侯晟置”。整个遂安县共有十八都，韩晟考虑详备周全，他在修复五狮书院的第二年，随即为书院置办了大量学田，几乎遍布大半个遂安城。

（五）

韩晟对教育的执著，可以说不遗余力。教育的本质就是摈弃繁冗、摈弃浮躁、摈弃稠浊，走向简约、走向稳静、走向本真。从这个意义上说，五狮书院的学子是幸运的。他们只需安心学业，不必为生计发愁。内心安详踏实，可以助力他们心无旁骛，专注地完成学业。

可以预见，五狮书院的教育环境纯粹，我甚至觉得，相比于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更加单纯，更接近教育的本质，更人性化，更趋本真，学生的心理负担更小，快乐更多。如此一来，这些学生今后走出书院，走向社会，哪怕没有中举、哪怕没有做官，我相信在其他领域，他们一定会得到社会广泛的尊重，因为他们身上的精神气度，与书院教育是高度契合的。天启、崇祯年间，三边总制汪乔年、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方逢年，都是从五狮书院走出来的栋梁之才。

书院作为官学的一种补充，同样承担为国家输送人才的责任，参加科举考试也成为必然的选择。科举制度产生的初衷应该是人才选拔制度而非教育制度。但事实上不知何时它开始绑架了教育，教育不再立足于教育本身，而是服务或屈从于科举，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

我们是否有资格去评判科举制度的优劣？因为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的人才选拔机制仍存在很大缺憾，仍需努力去探索、去建构、去完善。学校被家长绑架，学生被分数绑架，而学校、老师和学生又被社会绑架。老师累、家长累，学生更累。整个社会好像也无能为力，都觉得疲累。读书本来是件快乐的事情，现在弄得全社会背负沉重的负担，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大家似乎心里都明白，又似乎都不甘心，所有的症结指向清晰，但欲给多方松绑谈何容易？社会很现实、社会很残酷，说实话我们距离“学而优则仕”的年代虽然已很遥远，但方方面面依然未摆脱其窠臼。“道”输给了“术”，“德”败给了“智”，“有用”战胜了“无用”。

（六）

韩晟主政遂安四年期间，为文化建设打出的最后一套组合拳，便是聘请家居的毛一鹭编纂《遂安县志》。韩晟担任主修，同修者还有刘尹鹤、方逢年、汪乔年。这是已知最早的版本——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年）本《遂安县志》，也是明代唯一存世的《遂安县志》。

壬子版《遂安县志》共分四卷，卷首为新旧序，卷一为方舆志、营建志、食货志，卷二为官师志、选举志，卷三为人物志、武备志，卷四为艺文志，成为明代遂安珍贵的历史文献。

据查证，上海图书馆现藏有明万历壬子刊本《遂安县志》，此编为毛一公、毛一鹭纂成于万历己亥（1599年），壬子（1612年）复为修补刻行，也就是说毛一公也参与了修纂。此志只有北京图书馆藏有抄本。这套《遂安县志》的来历还颇具戏剧性。当年，上海图书馆派员到造纸厂检查回制废纸，偶尔检得县志残书一册，系为原刻。因此书残缺不全，兹参抄本著录，其志例分为八门：一曰“方舆志”，自沿革迄水利凡十目；二曰“营建志”，自县署迄养济院凡十四目；三曰“食货志”，自户口迄物产凡六目；四曰“官师志”，自官制迄属职凡八目；五曰“选举志”，自征辟迄貤封凡九目；六曰“人物志”，自名儒迄方伎凡九目；七曰“武备志”，分城池、教场、弥盗三目；八曰“艺文志”，分碑、序、纪、铭、表、诗、书七目，总其子目凡六十有六。以县治图、县城图、学宫图，列于方舆志沿革篇之后，图与沿革无关，处置似若不当。

无论毛一公是否参与了修纂，壬子本《遂安县志》，都是韩晟知遂安县事任期内完稿并刻板印行的。

韩晟来去都很匆忙。乡试中举之后二十年，朝廷任命他为遂安知县，他猛然从广东博罗，匆匆履任浙西遂安，四年时间弹指一挥间，他为遂安县做了四件文化大事：重修儒学、兴建六星亭、创建五狮书院，主持纂修《遂安县志》。件件关乎文化教育，桩桩敲定落在实处。四年期满，韩晟走了，归隐博罗城东别墅，给遂安百姓留下一个久远的念想。

豫章祠下荐芳馨，

想到先生静夜澄。

世降几人闻大道，

言堙何处觅师承。

坐凝盆水心方息，

悟入空濛岸始登。

千载讲堂人仰止，

时从四百望崚嶒。

这是韩晟回到家乡博罗，为罗从彦所写的《豫章祠谒罗公从彦》诗。罗从彦是宋代理学家，号豫章先生，晚年授博罗主簿，任期四年，后入罗浮山中，常在朱明洞南的钓鳌石静坐，创立“静中观理”说。他认为默坐澄心，不唯进学有力，亦是养心之要。静中观理，尽心知性，思而有道，道为至高之性善，欲立言必先立德。

我想，中华文明之所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从未间断，离不开文化的引领和创建，离不开我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离不开我们民族的认同感和感召力，使得它能代代传承。你看，在山野平畴的乡间，以宗族为基本单元，那些自发创建的一座座书院（书屋、书舍、书馆），透过院墙发出的琅琅书声，不正在播洒文化传承的种子，弘扬那个至高性善的“道”吗？

五狮书院的讲堂，从韩晟创建伊始，就一直被人“仰止”。从某一个侧面来看，这何尝不是韩晟自己人生的真实写照呢？

千岛湖新闻网编辑：邹楚环 梁津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