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藏于淳安县博物馆的朱熹手迹楹联“三瑞呈祥龙变化，百琴协韵凤来仪”和“三瑞堂”匾额，是南宋时期朱熹在康塘百琴楼讲学、会文、悟道等文化活动中，遗存的代表性艺术珍品，为世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朱熹遗墨，对于研究朱熹在淳安的讲学、会文、悟道具有重要的历史和人文价值。

说起朱熹手迹楹联和匾额被发现及被收藏的经历，尚有一段我与朱熹手迹楹联及匾额的不解之缘——

●章建胜

一九八六年的夏天，我调任姜家镇文化站站长。

原先在郭村乡文化站工作时，我对朱熹与瀛山书院的历史文化内容有所涉及。从胡宅村老中医胡岐山捐赠的五刻《瀛山书院志》中，我还了解到朱熹曾往返于“方塘”与“康塘”之间，知晓朱熹访詹仪之，不止于瀛山书院讲学，还有康塘访友会文之意。

我在郭村乡工作时，曾组织过业余作者采风活动，搜集整理了一些朱熹民间传说故事，并用钢板刻印成册。在搜集过程中，有业余作者搜集到朱熹在康塘的民间传说故事，如康塘“三瑞呈祥”传说，康塘“朱油茶”的来历，“游诗塘”朱熹画舫吟诗，朱熹与“百琴楼”的传说等等。调往姜家镇后，“康塘”就像强力磁场吸引着我，我主动向镇领导请缨联系康塘村，我想深入康塘村，潜心探觅南宋大儒朱熹在康塘的踪迹。

（一）

康塘村颇有来历。据史料记载：“北宋乾德元年（963年），师圣公，字允元，任公五代孙也，居家治生，不求闻达，乃因家故，渡淮北居数月。念遂安之乐土，有契于心，复自淳安之养村而迁遂安之金峰，构庐为庭而家焉。金峰之洪，又自此始。”也就是说，允元公念及遂安为先世宅墓所在，故从淳安县养村迁遂安金峰定居，初取村名为金峰庄，后人丁兴旺，安居乐业，实为康乐之地，故改村名为“康塘”。

初到康塘，我就被村庄钟灵毓秀、鸾翔凤集之气势所震撼。在村口有听琴楼，门楣书有“听琴楼”三字，楼内有朱熹题联：“琴声入耳，瑞气移人”。西侧为廊桥式建筑，廊桥两面墙壁嵌有石碑，既有文人题写“听琴楼”诗句，亦有乡贤撰写重修“听琴楼”碑记。

穿过听琴楼，古村宁静。此时的康塘村，整村有一半多的民居是明清古建筑。其中洪氏宗祠是最醒目、最典型的徽派建筑，白墙黛瓦，砖木结构，祠内墙上留有办过学堂的黑板和办过食堂的标语，但不见堂匾和楹联。听村干部介绍，“文革”时期破“四旧”时，这些楹联和匾额都不知所踪。

为了收集更多的信息，我们逐一走访了村中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有人说，楹联、堂匾还有百琴楼的瑶琴，可能还在，就是不知道被何人私藏了，上了年纪的洪秋发说：“我是见过这些物件的，瑶琴的琴壳是用一根粗大无节的竹子做的，琴壳背上有‘霜钟’二字，楹联和‘三瑞堂’匾的字，都是朱夫子题写的。”其间，大家还说起了村里的《康塘洪氏宗谱》，这也是大家一直关注的一个未解之谜。副书记洪培田说：“听说《康塘洪氏宗谱》藏在洪老三家里。”

于是，大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是不是可以从洪老三这里找到更多的蛛丝马迹？

当晚，我和村会计洪发平去了洪老三家里夜访。洪老三家住洪氏宗祠隔壁，外面白墙高耸，里面是两层楼，“四水归堂”形制。他住在靠大门一边的房间里，夏天了，也留着火炉，一个搪瓷罐放在火炉里，他将煨在火炉里的罐拿起来，喝着极浓的茶，手里拿着个旱烟筒，他说，茶瘾和烟瘾都很大。我开门见山地说：“听说你家里有《康塘洪氏宗谱》？”他一口否认：“没有！”

看得出来，他不信任我。为了让洪老三更好的了解我、信任我，第二天下午我又去到他家，陪他一起种田，晚上回来后，他说：“不嫌弃的话，晚上在我家吃饭。”我说：“好的。”吃过煮面后，我到村代销店，给他买了一条“大红鹰”和一条“雄狮”香烟。当晚，我和洪老三谈得很投机。天亮后，吃过早饭，他说：“田也种好了，没什么事，今天，我把宗谱拿出来给你看看，只准你看，把大门闩好，在屋里看，不能拿到外面去。”我说：“好的！”我将大门闩好，他背着一把锄头，带着我到楼上，他走到一大堆木炭前，用锄头挖出一个樟木箱，箱子是油漆过的，非常别致。

木箱里装有宗谱十四本，整个上午我一口气将十四本宗谱浏览了一遍，发现了多处闪光点。首先，谱头篇的“谱引”是朱松所写，我大为惊讶，朱松是朱熹的父亲，这说明朱松与康塘洪氏早有交往。我在《康塘洪氏宗谱》中发现，朱熹之父朱松，早在1141年，就到过康塘，比朱熹早到三十年。那年，适逢康塘洪氏重修宗谱，朱松为洪氏撰写了《康塘洪氏宗谱引》。朱熹父子与康塘洪氏有“通家之谊”的渊源，朱松官至司勋吏部员外郎，尝与洪皓同朝，洪皓后代及其康塘洪氏与朱熹父子维系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关系。

接下来，我又找到了朱熹两篇佚文，一为《三瑞堂记》，一为《百琴楼歌》；还找到了文学巨匠陶渊明为其姑父洪绍写的《墓誌铭》。在卷十二我还找到了《尚书绍公偕王夫人墓图》，我用复写纸将墓图复制下来，墓图标有武强山脉，琅琯塔、茅山下、木连村等标识，我想《康塘洪氏宗谱》“洪绍公墓图”中发现了木连村的相关记载，这对新编的《淳安县志》有考证价值。

从《康塘洪氏宗谱》记载中了解到：朱熹至少三次到过康塘。朱熹第一次到康塘，是在乾道辛卯年（1171年），为访友抵瀛山书院詹仪之故里，商讨“格致之学”，途经康塘时，结识了村中隐士洪志曾，彼此相见恨晚，遂成契友至交。

朱熹第二次到康塘，是在乾道癸巳岁（1173年），其年，“春笋怒发，亭亭直上数丈余，峭直无节；池内莲实，每枚体大如盏，清芬逼人；荷下之菱，其大如枕，水溢味甘。”对此三异，洪志曾问朱熹是否花木之妖？朱熹曰：“草木得气之先者也，和气致祥，则动植之物先应焉！”朱熹笑答：“这是‘瑞’啊！”是年大比，洪氏三子，一榜同登。当年洪氏新其祠宇，洪氏宗祠落成之日，朱熹颜其堂曰：“三瑞。”欣然为洪氏宗祠题匾为“三瑞堂”，并附之联曰：“三瑞呈祥龙变化，百琴协韵凤来仪。”为记述“三瑞”其事，朱熹还撰写了《康塘三瑞堂记》。

朱熹第三次到康塘，是淳熙已酉岁（1189年）二月，时隔十五年之久。在这次逗留期间，除了为《康塘洪氏宗谱》撰写了《旧谱引》以外，还为会文聚社的“百琴楼”写了《康塘百琴楼歌》，这首歌赋，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这位文化大师与康塘洪氏之间的真挚情谊。

我将《康塘洪氏宗谱》中发现的朱松为康塘洪氏宗谱写谱引，朱熹两篇佚文，陶渊明为洪绍写墓誌铭及尚书绍公偕王夫人墓图誊写好，寄给县志办。当时的县志办主任孙平赶到姜家镇找到我，说我寄给县志办的《康塘洪氏宗谱》中相关史料均已收悉，很是珍贵，可以为新编县志补白。随后，我带着县志办工作人员一行，到康塘村翻阅了《康塘洪氏宗谱》，确实了朱熹佚文和其它史料。

（二）

后来的几个月，我一直在康塘村为寻访朱熹手迹匾联奔忙，几个月下来，找寻朱熹手迹“三瑞堂”匾联，无果。正在我感觉挫败，准备放弃时，事情突然来了转机。

有一天，洪老三叫我到他家里去，一进门就闩紧门，跟我说：“我看你做人做事诚实，靠得住，才和你说，我家里藏了朱熹手迹的楹联，我拿给你看。”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于是，洪老三扛起锄头，又带我到了楼上那堆木炭前，用锄头挖出了一副楹联，联曰：“三瑞呈祥龙变化，百琴协韵凤来仪”。洪老三叹了一口气说：“得来这副楹联也不容易，那时候祠堂里的匾额、楹联统统拆下来，放到祠堂门口烧火堆。当时还是副书记、大队养猪场场长洪培田站出来说，匾和楹联还是有用的，匾可以做大队养猪场的猪栏屏，楹联可以作水笕，烧了岂不可惜，这样，才算留下来。”

七十多岁的洪老三，解放前于严州师范毕业，曾教过书。他深深地知道这些楹联的历史价值。前几年，他半夜三更到乌石庙田塍边将楹联挖出来，悄悄地背到家中，放在木炭堆里掩埋起来。

我跟洪老三说：“这楹联不是祖传文物，应该上交国家，由国家来保护更安全，也可发挥它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洪老三毕竟是读过书的人，他慨然应允。

楹联找到了，那“三瑞堂”匾在哪里呢？

我找到当时的村书记洪南源和村委会主任洪大康，召集村“两委”会议，集思广益。会上，原养猪场场长洪培田说：“七六年后，我下山当了几年生产队长，耳闻养猪场有堂匾做猪栏屏之事。”但是，大队养猪场已经停办七八年了，猪场里的物品都被搬空了，谁也不知道这块匾还在不在？

当天下午，我和村书记、主任还有洪培田一起，爬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后，到了养猪场。猪场房屋已成危房，猪圈尚存，就是很少见有猪栏屏，大家察看了几遍猪圈，没有发现有匾。这时，洪培田忽然想起来，另一幢房屋里还有一个猪圈。我们急匆匆地跑过去，蹲下一看，果不其然是块匾，好在“三瑞堂”三个字是朝外的，无大碍，不然早就让猪拱得一塌糊涂了。

过了两天，我电话里跟县文保所鲍绪先老师说了此事，他第二天立即来到姜家，我陪同他到康塘村看了“三瑞堂”匾额和楹联，匾联均为篆书，落款为“新安朱熹”。当天，村里安排人，用手推车将匾联送到姜家镇，暂时存放在镇文化站内，隔了一个礼拜，我将楹联、匾额如数送到县文保所。

回眸过往意阑珊，万般记忆舞翩跹。如今，我踯躅于康塘山水间，翻阅那尘封的遗文古籍，朱熹那神逸于康塘的道道屐履，习静于“环翠池”的仙风道骨和“百琴楼”讲学、会文的谆谆教诲，仿佛历历在目，萦萦于耳。漫步在康塘山道上，我恍惚间能看到硕儒朱熹飘逸的身影，尽管他离开康塘已有八百年。

千岛湖新闻网编辑：邹楚环 徐翠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