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象武

1951年，我出生在淳安县的一个小山村里。三四岁前不记事，五六岁后感受最深的就是过大年。我赶上了好时候，1955年到1958年的春节，给我烙下了难忘的印记。

那是新中国成立后和谐、温馨的岁月。国家完成了一系列治理、改革措施，加上风调雨顺，农民过上了从未有过的安稳日子。过年，自然而然就充满了仪式感。

春节的气氛从腊月初张罗煎糖就有了。还记得我跟着父亲到菜地里起甘蔗，剥叶、清洗、斩碎、榨汁，熬成晶莹剔透、细腻丝滑的糖浆；看着母亲将冻米、粟米、芝麻、黄豆、玉米粒炒熟，然后用蔗糖加麦芽糖拌、煎、榨、压，切出一片片酥脆香甜的米糖、麻糖、豆糖，还有捏成块的豆粒糖、玉米糖。我们小孩子就开始天天盼过年。

腊月月半杀年猪，是过大年的又一前奏。年猪杀好后，要请亲朋好友来家吃猪肉，因故没来的，要送一碗猪肉上门，以示“有福同享”。

过小年一般在腊月二十四，我们是腊月二十七。此时年货基本备齐，粽子、米粿等易于保存的食品也已做好，可以坐享美味了。小年夜饭虽不及除夕宴丰盛，但因食材都已备好，档次亦非日常可比，起码鱼和猪肉是有的。放过鞭炮，一家大小坐在一起聚餐，提前感受春节的氛围。

“廿七做豆腐，廿八杀鸡鸭，廿九除尘起甘蔗，三十煮米羹、拆猪头、炒果子……”按照老祖宗定下的规矩，每天都有事情做。尤其是年三十，整个白天全家人都忙得不亦乐乎，谓之“假忙三十日”。

一大早，母亲和姐姐就在厨房里开始切菜、煮米羹，我们男孩子则围着父亲写春联。父亲裁纸，我们磨墨；父亲写字，我们牵纸、摊晾。一幅幅散发墨香的春联和一个个斗大的“春”字晾干后，又帮着拿糨糊、递春联去张贴。当所有房门和屋柱都贴上彤红吉祥的对联、春字、利市纸时，眼前顿觉灿然一新。特别是负责管理画轴与绢灯的堂哥，在中堂和两厢挂起太公太娘画像，并将点着蜡烛的八角彩绘大绢灯，髙高悬挂在堂中，把栽着紫红色南天竺与碧绿万年青的花盆摆在上横桌两头，中间放置烛台、香炉，点烛燃香跪拜时，年味更扑面而来了。

“拆猪头啰！”姐姐的欢呼声，让我们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厨房里，聚集在灶台旁，看母亲拆解煮熟了的猪头。每当拆到精肉，母亲都要掰下一小块，轮流塞到我们嘴里。热乎乎的猪头肉那个香啊，至今尚在唇齿间。接着是炒果子，花生、瓜子、板栗、蚕佛豆、玉米粒、麻条、番薯片……一样样伴随灼热的桐砂，在锅铲翻飞中由生变熟，成为喷香可口的零食。炒熟一样，母亲都会铲出少许，摊晾在砧板上让我们解馋。

午后，除了忙年夜饭及炒好初一至初五需用的小菜，还要到菜地里取甘蔗洗净备用，并清洁室内外及个人卫生，因为按年俗，三十日傍晚送灶至正月初五接灶前厨房禁炊（可在火炉上热羹、煨粽、烘粿吃）。年夜饭后至初五不得洗衣、扫地；且须布置住房，在打扫卫生、保持整洁基础上，摆好烛台、灯盏、果盘等用品，更换窗纸，张贴年画。那时年画种类繁多，毛主席像是必须的，还有《女拖拉机手》《我们上学去》《亲密的友谊》《瑞雪兆丰年》《小放牛》《龙凤呈祥》和杨柳青年画《莲年有余》等，这些年画色彩浓烈鲜明，构图新颖细腻，涵盖当时新兴工业景象、农业科技进步及传统戏曲、民俗风情、历史传说各类题材，为大年夜守岁和整个春节，营造出无比温暖欢乐的情境，也成了我们难以忘怀的忆念。

日暮时分送灶，年夜饭前放鞭炮，阖家依次跪拜太公太娘，入席后小孩子不许乱说话，要说就说吉利话，一切都得按祖制礼仪来。年夜饭是团圆宴，鸡鸭鱼肉、香菇木耳、莲藕冬笋、韭菜豆腐、青菜萝卜十几道菜不能少。饭后长辈给孩子们发压岁钱，小伙伴串门互访；放关门炮辞旧，守岁，大家围坐火炉旁，边吃花生瓜子边听父亲谈古论今。凌晨，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跟随父亲去放开门炮仗，然后回到房内洗漱，吃“莲子枣”“长长利市面”。

天一大亮，我们小孩子都穿着崭新衣裤，蜂拥而出，在满地爆竹红屑中寻找未炸响的鞭炮；上午向长辈拜年后，在晒坦里撇铜钱铜板、跳圈、踢毽子，看舞狮子跳竹马，晚上在祠堂里看大戏；初二开始走亲戚；初五送太公太娘和灶神归位；初六起大人可“发利市”干活，但走亲访友演大戏等节庆活动，会持续到正月十五闹元宵、舞龙灯后才结束，甚至有二月二“龙抬头”还在走亲戚拜年的。

后来，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又逢一些其他的原因，年味渐弱。至1966年后，传统年俗、浓厚的年味又慢慢回来了。再后来，父母又前后离世，我就再也没有过心心念念的传统意义上的春节了。但老家、春节，从未在心中淡去，是我永远的情和爱。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邹楚环 汪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