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柳叶儿

佛豆，是家乡常见的一种农作物。种佛豆的地，不会离家太远，也不会那么大片。要么是平地里的一长畦，要么是屋脚的一小块菜地。

父亲翻地，打坑，我学着撒种。一坑只需三两颗豆种，盖上细土，父亲总不忘再撒上一把炉灰。我至今想不明白，那一把炉灰的作用。

幼苗是怎么出土的，又是怎么长大的，我从未关心过。只是到了开花的季节，我才发现，佛豆的绿，是灰白的绿。一朵朵佛豆花，白中有紫，紫中带白，中间的花瓣上还有两抹黑色的印记，宛若涂了墨水一般。不管远看，还是近看，那花朵就如一只只奇异的蝴蝶，停落在绿叶丛中。

暮春时节，佛豆结出一个个绿色的豆荚。这个时候，母亲就会叫我提着篮子去地里摘一碗佛豆回来，用作一天的菜肴。

清晨，露水重，总会弄湿了我的半截裤腿。最要紧的是，摘佛豆惊扰了一个孩童贪睡的美梦。因此，我觉得摘佛豆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还得凭着经验判断哪个是可以摘的豆荚——浅绿的，种子还不够饱满；深绿中带着黑色斑点的，肉头太老了。唯有那绿到好处，捏一把有些弹性的豆荚，才刚刚好。

左手捏着豆荚，右手拇指沿着缝道用力一抠，豆荚立马对开，黄绿绿的、胖乎乎的豆子便滚了出来。长得饱满的豆荚，一个里面会躺着四五颗种子。

摘豆荚这件事在现在看来，是不可多得的诗和远方。然而，童年里总是把它当作一种不可推卸的负担。

佛豆，在蔬菜青黄不接的时候，它担当起了丰富餐桌的重任。

煮熟的佛豆，装在一个特大的白碗里，浸着汤汁。种子外面的那一层壳已被煮得皱巴巴的了，颜色也不再那么鲜了。吃起来，一颗一颗地数到嘴巴里去，沙沙的，皮虽然有点疙瘩，却增加了嚼劲。

说实话，我并不喜欢吃。但是，此时的餐桌上，除了干菜和腌制品，再也找不出别的可以下饭的了，佛豆便成了美味。母亲有时还会让我剥去佛豆的外皮，用来作为包粽子的馅料。后来，吃了许多天南地北的粽子，豆沙的，猪肉的，红枣的，板栗的，独独没有吃过佛豆馅的。现在想来，佛豆粽是母亲的别出心裁，是馅料的首席创意。

除了当菜肴，还会养一些老佛豆。熟透了的佛豆，硬邦邦的，装在陶罐里存放着。这一放，就放到了立秋。炒花生，炒玉米，炒黄豆，还要炒佛豆。柴火灶，热铁锅，佛豆在滚烫的沙子里开始了新的旅程。炒得外皮焦黄，炒得香飘屋外，炒得放一颗在嘴里，“嘎”的一声脆响。

一季的佛豆除了留一些种子，一部分用于小孩解馋，还有大部分是用来做豆酱的。炒好的佛豆，倒入冷水，浸泡半天，就会发生神奇的变化。那豆的身体会鼓胀，大出一倍，壳也变得松软。取一颗佛豆，轻轻一捏，里面金黄色的豆瓣就滑溜地挤了出来。

谁家捏酱豆，邻居看到了，总会一起来帮忙。捏完了，还得上锅蒸。蒸完了，就可以摊放在簸箕里，盖上早已准备好的红金葫树枝，意为酵酱。过一夜，在高温的作用下，豆酱瓣开始发酵，长出了一层白毛。第二天，就可以放在太阳底下晒干了。若长的是黑毛，晒干后的豆瓣就会发黑，味道也就差了些许。

干酱豆储存在陶罐里，等到下半年腌制辣椒酱的时候再派上用场。这就是我亲眼瞧见过的佛豆的一生。它的花不足一提，它的味只是一个配角，它的声却永远地留在了孩童的贪嘴中。当它和辣椒一起出现在餐桌上的时候，人们总觉得鲜的是辣椒，不是豆酱。

干燥的佛豆还容易长一种虫子，黑乎乎的。记得父亲说过，这虫子在开花时节，就孵了虫卵在里头，无论怎么存放都无济于事，还说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故意放进来的。儿时的我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

后来，读鲁迅的《社戏》，发现佛豆还叫罗汉豆，同样是孩童口中心心念念的零食。又读《孔乙己》，发现文中的茴香豆也是佛豆做的。去绍兴的时候，我第一要买的就是茴香豆。那茴香豆又咸又硬，咸得令你摇头，硬得要磕了你的牙齿，但是，慢慢地咬，慢慢地尝，回味悠长。

我自己尝试着煮过茴香豆：多放几倍的盐，加清水煮干，然后烘烤。吃一颗，咸咸的，貌似茴香豆的味道。茴香豆别处买不到，我还托去绍兴的朋友带过一回。

佛豆，就是我们常见的蚕豆。我很奇怪，家乡的方言里头，喜欢把蚕豆叫佛豆，又把豌豆叫成蚕豆。这是哪跟哪呢？

每到吃佛豆的季节，饭店里，佛豆炒肉片，炒酸菜；菜场上，随处可见青青的佛豆荚，现剥现买，半斤就有一盘。我仍旧煮佛豆。豆，不是童年的豆；味，还是童年的味。

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乾隆写的《蚕豆花蚕蛾》：“三生石上若相约，还是花开蚕豆时。”我的迷惑解开了，这蚕蛾和佛豆，是千古以来的同生共死，从未改变。

千岛湖新闻网编辑：邹楚环 徐翠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