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鲍艺敏

（五）

关于《咏方塘》这首诗，历来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在诗题、诗意和用字上均存在分歧，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的困惑。

如清嘉庆丙子年（1816年）家塾藏板《注释千家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千家诗新绎》，以及漓江出版社1982年10月版《常用古诗》，所收该诗尾联均为“为有源头活水来”。《注释千家诗》释“半亩方塘”：“皆方寸心地也”；《千家诗新绎》注“方塘”是“方的河塘”；《常用古诗》谓：“作者在观书时,可能忽然把某些难懂的书读懂了。”

上海锦章图书局石印的《绘图千家诗注释》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的《千家诗》中所录该诗尾联则是：“谓有源头活水来”，其注释说：“半亩方塘,言其小也。”“谓，设为答词。”“源头,水有本源而长流不竭也。”其它版本《千家诗》也都对该诗作了不恰当的解释，并且多以“观书有感”为题。为扣此题目，硬把此诗说成是朱熹“因观书而见义理之高明”。这样解释显得勉强。

《五刻瀛山书院志》（道光十六年版·卷五）所收该诗题目《咏方塘》，尾联是“惟有源头活水来”。这一“惟”字用得颇为有理,此诗就是朱熹被眼前自然景物所触发而写下的。“半亩方塘”“源头活水”均为实指，并非“观书”之感。

“景乃诗之媒”，见景而生情。朱熹所见方塘水中,云影天光，徘徊摇动，自然成趣，是他写这首诗的客观条件。就诗中尾联各本所用“为、谓、惟”三字进行比较，显然“惟”字具有排他性，它强调了“源头活水”的重要性。方塘水清、透澈、明净如“一鉴开”，本是“惟有源头活水来”之故。

“景以情合,情以景生。”“惟”字和“咏方塘”的诗题互相映衬,明显地突出了这种客观因素。《五刻瀛山书院志》以及闵鉴重书该诗的碑刻用的正是“惟”字，闵鉴撰《四刻瀛山书院志序》云：“……越二年(1770年)，因公过银(瀛)山……诸生告余曰：此即瀛山书院，占虚舟与紫阳讲学处……于是与诸生攀藤蹑蹬而上,求所谓方塘遗址，则断碑剥落,已半卧荒烟蔓草间矣!诸生属余重书。以揭诸石表章前贤胜迹,不致就湮,是可嘉已……”既是重书,而尾联所用“惟”字当是作者原意，“为”“谓”两字由于读音和“惟”字相同,或是长期口耳相传过程中讹误所致。

另一方面,我们不要忽略,朱熹是一个学者，一生讲学不倦。他来瀛山书院的目的,就是“论道讲学”,与詹仪之“商订格致”之学的。何谓“格致”之学？“格致”之学即“格物致知”它是朱熹认识论的核心,弄清它的内涵,对于我们理解《咏方塘》诗是有裨益的。

朱熹的“格物致知”，历来人们对它颇有争议，但综合起来，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论含有探求客观世界真理的合理内核。如朱熹在《大学章句》里对“格物致知”注云：“格，至也。物，犹事也。”“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朱熹把“格”训为“至”，把“物”看作事物：“物,谓事物也。”（《朱子语类》卷十五）格物,即至物，可引申为接触、感知和观察事物。格物的目的是达到致,即所谓“穷尽(事物之理)到得十分,方是格物”（同上）。通过格物达到认识和把握事物的规律，把格物作为把握事物规律的前提和方法，毋庸说是合理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乎“知所止”。“物格知至，则知所止矣。”“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宋明理学史》上卷）这里，朱熹要求认识所当止的“至善之地”的途径是“格物致知”。这样的“格物致知”就不在于探求客观事故的规律，而在于明道德之善了。

持这一观点的人又引了朱熹在《近思录》卷三(格物穷理)对程颐论“格物穷致事故之理”一段语录的解释。朱熹说：“如读书以讲明道义，则是理存于书。如论古今人物以别其是非邪正，则是理存于古今人物。如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则是理存于应接事物。”朱熹所说这三条穷理途径，看去都与探求客观世界规律了不相涉。

如何看待上述分歧？我们不要疏忽朱熹的“格物致知”毕竟是作为实现其哲学宗旨的一种方法或形式，这就要求我们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对它作辩证的考察。关于朱熹所说的三条穷理途径，实际上属于朱熹“格”精神现象、社会现象和道德规范的物的方面，并不包括自然界的物。朱熹说过：“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朱子语类》卷十五）又说：“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大学补传》）在朱熹看来，一切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精神现象和道德规范都是物，都是事，都有理，也都需要“格”。特别是对于自然界的各种事物，朱熹认为就连“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有理”（《朱子语类》卷十五）。这使他在接触“半亩方塘”“源头活水”这些具体事物时能随事观理，力求“著逐一件与他理会。”（同上）。所以，朱熹能巧妙、有机地把方塘水和源头活水这两者事物联系一起，从极寻常的自然现象中悟出带普遍意义的生活哲理。

现行各种《千家诗》选本都选有朱熹这首诗，为了迁就《观书有感》的诗题，许多人对此作了不适当的解释。如浙江版《千家诗》对该诗的释义就认为：“此诗文公因观书而见义理之高明，犹水之澄清而洞照万物。问渠何其澄澈光明如此，则谓有源头活水周流。水周流而不竭，如人之义理有万事之殊，其本源归于一，不外圣贤道统之真脉而已。”为扣“观书”之题，把这首诗说成是朱熹“因观书而见义理之高明”，其实，这完全是朱熹“读书以讲明道义，则是理存于书”这句话的翻版。再象“人之义理有万事之殊，其本原归于一”的“一”字，显然指的是“理”，它是朱熹最高的哲学范畴。朱熹认为“理”是宇宙的本源：“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朱子语类》卷一）这个“理”虽只有一个，但却分别体现在事事物物之中，能统驭万事万物。浙江版《千家诗》释义与上海锦章图书局石印的《绘图千家诗注释》的释义一般无二，显然是沿袭了旧说。

我们知道,平易简洁，不事雕琢是《咏方塘》诗的特点。对于这类诗，朱熹就认为“不可于名物上寻义理。后人往往见其言只如此平淡，只管添上义理，却窒塞了他。”（《朱子语类》卷一百十七）

（六）

朱熹与詹仪之瀛山会晤后，詹仪之便出任信州（上饶）知府。

作为地方行政长官，他明理思辨，关心学问之道，为此，他组织了一场“世纪之辩”，辩论时间在淳熙二年（1175年），辩论地点在江西铅山鹅湖寺，辩论双方人员，他邀请了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辩题是以朱熹为首的理学，命题是“格物致知”，以陆九渊为首的心学，命题是“心外无物”。辩论双方针锋相对，且都是学派创始人，史称“鹅湖之会”。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当时世界范围最顶级的一场学术交锋，对思想界和后世学人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我们应该记住詹仪之这个名字，朱熹《咏方塘》诗问世的契机与他有关；作为地方官员，他对推动学术交流、融合、繁荣、进步和发展，可以说居功至伟。

詹仪之组织“鹅湖之会”后，他与朱熹相当长一段时间，两人没有谋面，各忙各的。詹仪之位居官场，身不由己，三年后他出任广西转运使，治所在静江（桂林）。朱熹则在各地讲学，两人主要是通过书信的形式保持联系，继续探讨“格致”之学。如《答詹体仁》，朱熹回复詹仪之的来信，谈到了当时学者通病：“湘中学者之病诚如来教，然今时学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种只说践履而不务穷理，亦非小病。”（《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

朱熹给詹仪之的书信，据我所知，大略有《答仪之书》《答詹帅书》《与詹帅书》《上仪之书》《与詹体仁书》等。

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詹仪之退归故里。

退归的缘由是因“广西盐法”被革职。淳熙十六年（1189年）正月，詹仪之以“罔上害民”之罪，责授安远军（北京城西南）节度行军司马，袁州（江西宜春）安置。此间，二月初二日，正值孝宗禅位于光宗，“光宗登极，念公故宫僚，许自便。既归而殁，公论惜之。”

据《景定严州续志》记载：“除公吏部侍郎，知静江府，因任六年，官鬻弊革。”詹仪之出任静江知府兼经略安抚使的时间是淳熙十年（1183年）四月（《南宋经抚年表》），到他因广西盐法事被革职，离开桂林的时间是淳熙十六年（1189年）正月，与《景定严州续志》所载的“因任六年”相符。

詹仪之虽被贬官，但他并未赴任，同年七月，归家不久，郁结成疾，竟溘然而逝。

（七）

詹仪之去逝后的第二年，朱熹亲自来到瀛山致奠，泣泪写下《祭詹侍郎文》：

维绍熙元年（1190年），岁次庚戌，七月癸丑，朔十有一日，癸亥具位，朱熹谨致奠于近故经略阁学侍郎詹公之灵。呜呼！世之学者众矣。其所以为学者，类不过出入乎口耳之间。求其笃志力行，以期入乎圣贤之域者，則鲜矣！惟公粹美之资，得于天禀，孜孜学问，乐善不倦，其尊闻行知之效，见于日用之间者，在家在邦，随事可纪。盖一本于中和，而行之以慈恕，信乎所谓，志于仁而无恶者矣！晚登从班，出镇南服，急于救弊，以绥其民，故不暇计百全之利，而其害有出于意虑之外者。上虽不获已于积毁之言，然暂谪而亟还之，则既有以知公之无罪矣！众亦咸谓商度、財利、钩校、米盐，本非所以烦儒学老成之士，莫不冀公之复起，而有以卒究其所学之藴也。不谓归未及门，而遽以病告税驾，未几而遂至于不起。此则有志于学者所以叹息流涕而遗恨于无穷也。熹辱知惟旧蒙念亦深闻讣，踰年一奠，莫致其为愧负，盖不胜言缄词寓哀，尚祈鉴享。呜呼哀哉！（《四库全书》）

祭文情真意挚，读罢潸然泪下，在他眼里，詹仪之资质美、禀赋高，追求学问之道：“孜孜学问，乐善不倦”，为人则“本于中和，行以慈恕”，即便如此，仍然遭到流言蜚语的攻击，以至获罪。朱熹接下来这段话算是替詹仪之鸣不平：“晚登从班，出镇南服，急于救弊，以绥其民，故不暇计百全之利，而其害有出于意虑之外者。上虽不获已于积毁之言，然暂谪而亟还之，则既有以知公之无罪矣！”

朱熹在祭文里讲的比较委婉，詹仪之为了安抚百姓，急于救弊，无暇顾及自身的周全，却遭到流言的恶意中伤，其实皇上知道詹仪之无罪，之所以革他的职也是权宜之计，迫于“积毁之言”。

朱熹来到瀛山写下这篇祭文，是在绍熙元年（1190年）七月，距离詹仪之去世正好一周年。

《东源詹氏宗谱》（民国十五年版），卷九“墓志”载有《阁学侍郎詹公墓志》：

公以宣和五年（1123年）六月辛丑生，用考致仕，恩补将仕郎，登绍兴二十一年进士第，历舒州宿松簿，绍兴府余姚县丞，知湖州乌程、常州宜兴二县，入御史台为主簿。出知台州，移信州（上饶），提点广南东路刑狱，就改转运判官，又易广西路转运判官，提点荆湖南路刑狱。召拜吏部郎中，枢密院检详文字，由起居舎人兼太子侍讲，迁起居郎，权吏部尚书，兼太子左谕德，遂为吏部右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军府事，兼经略安抚使，赐紫金鱼袋。秩满进敷文阁待制……淳熙十六年（1189年）七月丙寅，终于正寝，享年六十七岁。

墓志铭有詹仪之明确的生年——1123年，以此推算，他享年67岁。

接着再浏览下去：

葬于县西新安乡芹下源，元配余氏，继配叶氏，俱先公卒，追封新安郡夫人。子男三人，尊祖，修职郎，衢州龙游县尉；怀祖，承直郎，南康府（江西庐山）通判；彭祖，文林郎，绍兴府诸暨县知县。女五，长适进士杨九功，次适进士余朴功，三适乡贡进士吴硕中，四适修职郎温州乐清县知县陈铭，五适宣教郎荆湖北路常平司干办公事周环。

落款为：“孙男登仕郎孝本等立石”。孝本是尊祖的儿子，他对自己祖父的生平记载当是值得信赖的。

詹仪之元配夫人余氏，继配夫人叶氏，她们去世早于夫君。三个儿子都有出息，功名在身；五个女儿也均嫁给了门当户对的好人家。这是一个根深叶茂的官宦之家。

根据“葬于县西新安乡芹下源”这句话，我们推知他葬在现在浪川乡新桥村。经了解，詹仪之墓位于新桥村后山，八十年代初，村民开辟茶园时意外发现了该墓葬，由于当年文物保护意识淡薄，村民没有报告县文物部门，而是自行挖掘平整了土地，随葬品也遭到严重破坏，事后县文管会只征集到三条铁鱼，现藏淳安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