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鲍艺敏

（八）

詹仪之虽然距离我们八百余年，但瀛山有他的余绪，书院是他的归宿。他与明代的方应时一并列入乡贤祠，岁岁受人祭祀，年年香火供养。

邑人余凤鸣，清道光乙未恩科（1835年）举人，曾任湖南衡阳、通道、桂阳县等县知县。他曾在《瀛山书院詹先生祠记》中说：

先生沉潜圣学，南宋时读书邑西瀛山之双桂堂。下凿方塘活水一渠，清浅可爱，朱子就而商补传之义。半亩方塘之句，由此咏焉。阙后有《与詹侍郎书》、有《答詹侍郎书》、有《答詹帅书》。反复以“格物致知”之理，《论语》《孟子》之旨，《太极》《西铭》之解相商榷。至《祭侍郎文》，则曰尊闻行知之效，见于日用。直以中和慈恕，志仁无恶相许。夫人品为朱子所推重，其为圣贤之徒可知。学问于朱子相考稽，其能阐明圣道又可知……自宋而元而明，道学衰而先生之双桂堂以废。邑侯宛陵周少峰先生倡复旧迹，堂仍旧名，增格致堂于其前，颜曰“瀛山书院”，而祠于其后，以祀朱子，配先生于左侧。

詹仪之道德垂范后世，配祀朱文公祠是实至名归，复建的瀛山书院也应给他留有一席之地。

作为思想学术平台，瀛山书院注定磨难多。

嘉靖、万历年间，王阳明的心学开始流播，读书人追求思想解放，全国各地建书院、兴学校，已蔚然成风。士大夫进驻书院讲学，创立自己的学派，拥有大量的粉丝，对朝政进行品评清议。张居正对此深恶痛绝，他奏请神宗于万历七年下旨：全国各地巡按御史，提学官切实查访，将各省所有私建的书院，一律改为诸司衙门；书院所立粮田俱查归里甲；各地师徒不得聚集会议，扰害地方。

此令一颁，天下书院纷纷被毁，实乃读书人的一场浩劫。

瀛山书院虽说是朱熹的过化之地，朱夫子曾在此讲论格致之学。但书院作为会讲的平台，自然允许不同的学派宣讲不同的主张和各自的道义。书院教学自由，允许百家争鸣。

瀛山书院内至今保存一通《瀛山书院记》，作者是王阳明的弟子王畿。这通碑记还牵涉到一桩历史公案。那便是“尊王辟朱”，扬“心学”，贬“理学”。

（九）

王畿写《瀛山书院记》的缘由，碑记中已经明确无误告诉了大家：“明隆庆戊辰，宛陵周子恪来令遂。周子伯兄太常君怡，尝从予与绪山钱子游，深信师门良知之学。其治遂也，以振起斯文为己任，每携同志诸子弟访瀛山方塘之旧，锐意兴复，聚材鸠工，辨方正位，命方应时董其役，方嘉会、方言等任其劳。经始于七月之望，再越月而落成，凡为屋二十有四楹，仍匾曰‘瀛山书院’。中为‘格致堂’，前为‘登瀛亭’，后为‘二贤祠’，规制宏丽，而数百年之既废者焕然复新矣。应时谓事不可以无纪，因受命于周子，走书币来征言。”

王畿写这篇碑记的时间是隆庆三年（1569年），即瀛山书院修复后的次年。方应时那时还是一介生员，他作为修缮项目的主持人和管理者，认为文化复兴这么大的事，不能没有一篇记文，于是受命于县令周恪，“走书币来征言”，带着书信和稿酬来请王畿写篇记文。

碑记文字委婉，若不细加甄别容易忽略作者的真实意图。书院作为一个文化阵地和学者讲会的平台，政府历来重视并时刻留意。王畿作为王阳明弟子，时时处处不忘播撒“心学”的种子，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促使书院由朱熹的理学转向阳明心学，占领思想高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直到明万历七年（1579年），宰相张居正出头，不惜得罪“心学”，力劝神宗禁毁阳明讲学书院。朱熹理学重新成为学界主导，阳明心学黯淡退隐。清朝开始，“尊朱辟王”已成为主流。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刻瀛山书院记》就未收录王畿的这篇记文，有些地方志中即便收录，内容也刻意进行了删减，弱化了作者的本意。

那么，王畿在碑文中到底说了些什么？

他说：“自阳明先师倡‘致良知’之教，风声遍于海内，凡名区胜地，往往创置书院，以为聚友讲学之所。”这话确是实情，没有虚夸的成分。自从阳明先生创立“心学”以来，大江南北盛行了百余年之久。

在碑记中，他表示：“夫道有本，学有机，不探其本，不循其机，虽豪杰之资无从而悟入。千古圣贤，惟在会理性情。是谓喜怒哀乐未发之中，道之本也。”在王畿看来，“良知”是每个人先天自足的本体，就是那一点虚明，无需学习、无需思虑、无需修正；若是你不能体悟这一点，纵使你具备了豪杰之士的资质，也难以悟得进去。“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便是作圣之机。听上去是不是有点“玄”？这与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有本质的区别。

（十）

我们知道，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其中的“知”便是良知的意思，不是我们理解的知识、知道的意思，“良知”就是我们先天的道德本心，“良知”发动就是“行”。善念发动保存它，恶念发动剔除它，时时观照它。所以他说：“世上的人都外衣冠内禽兽，心理不一，言行不一，我太恐惧这样的事，所以揭‘知行合一’之教。”

王阳明为说明这个“良知”，作了一个很形象、生动的比喻：“良知犹如主人翁，私欲犹如豪奴悍婢。主人翁沉疴在床，奴婢便敢擅作威福，家不可以言齐矣。若主人翁服药治病，渐渐痊可，略知检束，奴婢亦自渐听指挥。及沉疴脱体，起来摆布，谁敢不受约束者哉？良知昏迷，众欲乱行；良知精明，众欲消化，亦犹是也。”（《传习录拾遗》）

关键的话还在后头：“颜子没而圣学亡，千载不传之秘，始终于濂溪而传之明道，曰主静无欲，曰定性无事，此其的也。龟山、上蔡、豫章、延平皆令学者先立大本，观未发已前气象。师友渊源，相守以为学脉，沿至考亭，学始一变。其曰为学在于穷理，穷理在于读书，读书在于循序致精，而居敬持志以为之地。隔涉几重公案，延平尝欲授以未发之旨，自谓当时贪听讲论，又方酷好训话，不得尽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无一的见，易简支离，孰同孰异，必有能辨之者矣。”

王畿这里说：“颜子没而圣学亡，千载不传之秘。”这是《传习录》中师徒间的对话。王阳明有一个弟子叫陆澄，他的心里久存了这段疑惑，所以他向老师提了出来。王阳明告诉陆澄：颜回是体悟孔子圣道最全面的，所以他死后，你看孔子“喟然一叹”就知道了。颜回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这是他看透学透以后才能说出的话，博文、约礼为什么善于教导他人呢？学者需仔细思量。圣道的全部，即便圣人也难以用语言表达给他人，必须求学者自己用心体悟才行。颜回说：“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亦即文王“望道未见”之意。望道而未见，才是真见识。所以颜回死后，正宗的孔子圣学就不能很好地传下来。

（十一）

王畿在《瀛山书院记》中提到的“龟山、上蔡、豫章、延平”四个人，有必要解释一下。王畿说的“龟山”即杨时，字中立，号龟山。他是程颐、程颢的弟子，与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先生”；又与罗从彦、李侗并称“南剑三先生”，是公认的“闽学鼻祖”。

上蔡先生即谢良佐，因他是蔡州上蔡人，故有此称呼。他还是上蔡学派的创始人，是心学的奠基人，是湖湘学派的鼻祖。他上承二程之学，下启朱熹之学，在理学发展中真正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

豫章即罗从彦，字仲素，号“豫章先生”。他是豫章学派创始人。他认为默坐澄心，“不唯进学有力，亦是养心之要。”如果“心官不肯思”，就会误入歧途，成为“死灰枯木”。

延平即李侗，字愿中，福建南平人，学者称“延平先生”。他是程颐的二传弟子，也是朱熹的老师。他认为万物皆统一于天理，主张“理与心一”，体认“天理”的最佳方式就是“默坐澄心”。朱熹曾将老师的语录编为《延平答问》。

“沿至考亭，学始一变。”这明显是在批评朱熹了。朱熹人称“考亭先生”。说他老师延平的学说传到朱熹这里，学说开始变味了，只是讲什么“为学在于穷理，穷理在于读书，读书在于循序致精，而居敬持志以为之地。”这些“穷理、读书、居敬、持志”的功夫，距离“道”的本体相差甚远。

接下来话锋一转，道：“自先师发明不学不虑之旨，以开来学，循溓洛之绪，上遡洙泗之传，所谓未发之中也。慎其机于不睹不闻之微，推其至于无声无臭之妙，范围曲成，通昼夜之道，而知者惟此而已。”

说他恩师的“致良知”学说，追循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之余绪，往上溯源洙泗（孔子）儒学之道统，是“未发之中”的虚明状态：“不睹不闻”“无声无臭”，静默澄明，不著一相。按照我的理解，这就是道家所谓天地初始的“混沌”，佛家证悟之后的“空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因为这种状态一旦用言语解释，便著了“相”，难免以偏概全，听者如坠云雾之中，不得真谛。也难怪禅师只能等候机缘，瞅准时机，靠猛然一声“断喝”来相助弟子开悟。正可谓“一声一乾坤，一花一世界”。

王畿想起了老师曾经说过的话：“先师尝谓‘格致之说有异，每疚于心，因取晦翁全书读之，晦翁固已深悔之矣。’”这里更以朱熹的口吻，深悔自己偏重外在事物的“致知”过程，而忽略了对“心性”的揭示。

王畿写这篇碑记时已是七十二岁的高龄，文末有“不肖年踰七十”句，但他还想“策杖访瀛山，相与登格致堂，问活水之源”，目的是“申究先师与晦翁证悟之因，以助成弦歌之化，非徒一叹而已也。”

这个愿望在第二年，即隆庆四年（1570年）就达成了，王畿应门生周恪的邀请来到瀛山书院讲会，据方宏绶《四刻瀛山书院记》载：“隆庆庚午，周侯恪以礼请抵瀛山，发明格致之学，风驰云附，称盛绝焉。”王畿为了宣讲“心学”也是拼了，他以七十三岁的高龄应邀来到瀛山，把阳明心学作为瀛山书院讲会的主旨，并迅速占领了这个阵地。巧的是，这一年秋试，方应时考取了举人。史载他“喜聆钱、王绪论”，为此，王畿特作《梦征篇》勉励方应时，莫要辜负了师友兴办瀛山讲会的期望。

隆庆六年（1572年），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瀛山书院将周恪奉祀于乡贤祠，并改“二贤祠”为“三先生祠”。你想，周恪只是离任遂安，并未过世，这时候书院把他与朱熹、詹仪之一并奉祀，可见阳明心学一脉在瀛山书院的尊崇地位。

（十二）

瀛山书院能说与阳明学说无关吗？此后，虽经邑人方应时（时任福建长泰知县），上疏力保，没有遭到灭顶之灾，但田产被查，先生被黜，弟子被逐，沉寂落寞，一片荒芜景象。

此时，远在南京的方应时，已擢升为工部员外郎。他心中总是惦记着瀛山书院，仿佛有个声音在召唤着他：“活水潆洄半亩漾，文澜之泽瀛山秀。”培植文化，守护文化是方应时一生的夙愿。他明白是瀛山书院在召唤他，不能再等了，回吧，回吧，遂萌生退意，辞官归来。

心中虽牵挂担忧，然而眼前的景象还是让他失望，书院“垣颓壁坏，一望草深。”痛心之余，他没敢耽搁，瀛山书院是他心中的圣地，当年自己在长泰任上，夤夜秉笔上疏，就是为了保住这块圣地，今日岂能让它再度荒废？

第二天他便联络詹氏一族，发出倡仪重整瀛山书院，带头捐田捐资，复使格致有堂，方塘有亭，岁虔祀事，规条以约。他则每天与几个同道者，讲学于瀛山书院，因自号曰“止庵”，乐其道而自得。

方应时是幸运的，退归瀛山书院这七八年来，他既是为文化复兴而活，也是为自己而活，他找回了内心的那份真实，充满了一种喜悦之情，回应了生命中潜藏的那个音符，如空谷传声，幽深而旷远，直达人心扉。正如后人所说：“（先生）正而不阿，婉而不迫，能令党同者改容，执礼者动听，是先生大有功于名教也。”（《乡贤录序》）

万历乙巳（1605年）三月二十九日，方应时卒，享年六十九岁。

方应时去世后，由仲子方世敏出任瀛山书院山长，天启间他考订《瀛山书院学规》刊行于世。学规分为格致、立志、慎修、戒傲、安贫、会文等十条，使书院教学更趋规范严谨。四百多年来学规条理清晰，传承有序，可谓方应时培植文化，守护文化的一种延续。

老大方世教出仕为官，由生员援例任云南布政司都事署禄劝州事。禄劝州是少数民族彝族居住地，山高林密，道途陂隘，方世教带头捐资修建，彝民感其德，特立“景行碑”以记之。

老三世效由增生援例未仕。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守护文化者人必守护之。直至一百多年后的清雍正七年（1729年），邑令王锡年奉圣旨饬查方应时祠墓，勒加巡视防护。

雍正八年（1730年），被荐举入乡贤祠。据周辅（仁和教谕）《乡贤录序》记载：“为表彰潜德风励人伦，诏观风整俗使偕封疆大吏，搜罗幽隐事迹之未达于史馆者，列名以上，乃下部科集议，得二十有五人，准入乡贤祠崇祀。其驳回保举不实者七人。夫天下大矣，两浙人物亦不乏矣，乃合宇内仅二十五人，而浙江十一府七十五州县，崇祀者独遂安止庵方膳部一人。盖崇祀固若是其郑重也。”

当时，全国各地推荐到礼部复议的名单，共有德高望重，学问精醇而低调内敛者二十五人，其中又有七人与事迹不符被刷掉，放眼浙江全省十一府七十五州县，有资格配享乡贤祠者，只有方应时一个人。

瀛山书院的祀事活动，颇具仪式感。崇祀乡贤的目的是维护师道尊严，维护理学道统，使后学有了奋进的动力，有了前行的方向，有了行为的准则。这构成了瀛山书院不可或缺的一种礼仪文化。

这便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瀛山书院朱文公祠正中，左庑崇祀方先生祠的来由，也是作为一个读书人最高的荣耀。

瀛山的“源头活水”成就了一位乡贤——方应时，他有诗碑《得清亭歌》留存于“得源亭”内，其中有诗句“天光云影留佳句，半亩方塘蓄真趣。”

瀛山半亩方塘波澜不兴，却蓄真趣，我想，但凡有了源头活水，瀛山半亩方塘，终究是不会干涸断流的。

瀛山不高，不足百米，却是方圆百里百姓心目中的图腾山；书院不大，三间四进，堂名“格致”“双桂”，供奉朱文公祠与乡贤祠。有亭二，曰“仰止亭”“大观亭”，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取“数往知来观太极，象天法地类文明”之意。

千岛湖新闻网编辑：邹楚环 余程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