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水德

我这个关于工资的故事，要从1989年年底说起。

那年，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安装工，一个自称对待员工很大方的老板，叫我跳槽跟着他去上海。连杭州都没有去过的我，一直羡慕大都市的繁华，毫不犹豫地答应来年跟着他去上海。

第二年开春，我怀揣着自己仅有的10元钱，第一次独自闯上海。买了去往上海的火车票后，我的口袋里只剩下2.2元。

到了上海，我在斑驳陆离的火车站前蒙晕了。马路上车水马龙，到底哪一辆是到上海财经大学的车呢？年前那位老板只是告诉我他在上海财经大学做工程，其他的我一无所知。我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方式，一路打听，挤公交。等到达上海财经大学门口，天已擦黑，快七点了。在没有手机的年代，根本无法找到那位老板。我第一次在陌生的城市里感到特别的孤独和无助，泪水不争气地打湿了曾经无畏的的我。

我一边想着“今晚露宿哪个桥下呢？”一边抱着一丝希望站在大学门口等待着。等到深夜，我才看到那位老板的身影。

老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袋子里有多少钱？我说还有2元。他说他还没吃晚饭，这钱先给他买饼干。天哪，我自己一整天也没吃——出门在外，不敢花掉仅有的这么点钱，怕万一找不到工作。可他只顾自己吃着我买来的饼干，而我只有默默地伤神。

听老板说，他这么晚赶回财经大学，是因为他已经换到徐汇区工地，只不过原先有些工具没有带走，是回来拿工具的。听他的意思是，工具很重要，而我像是空气。

跟着这位老板干活儿，最大的特点就是安排我们晚上加班。有时候，明明知道第二天没啥事，非要在晚上研究所谓的技术内容，搞得我们不敢回去睡觉。

有一个装修工程，为了赶工期，我们5个人连续一个多月，每天晚上加班，一直到第二天吃早饭时才可以休息。而所谓的休息，也只是我们躺在工地的地板上睡一下。白天有供货商和项目负责人来来往往，与老板声音响亮地讨价还价，吵得我们哪里能睡好？不得不起床干活。白天基本上看不到老板的身影，一到晚上，他准时来到工地，其实就是为了监督加班。因为睡眠不足，施工时我昏沉沉地一头撞在玻璃门上，当时也只是简单的包扎了一下，额头上至今还留着一个疤。

来上海做工一年多时间，我和几个工友连外出转转看看的时间都没有。

到年底结账的时候，那位老板好像失踪了一样。我们几个工友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旅店，一直等到腊月二十七，才见到他。

一见面，他就悄悄对我说，他袋子里仅剩下300元钱，自己有没有钱过年无关紧要，但我们的工钱他一定会准备好的。其实，他至少还欠我1000元钱的工资。但我依然选择相信他的承诺，相信他过完年会给我的。

我介绍一块去上海的朋友，得知我只收到300元，拉着我要去找老板算账，被我拦住了，我想等第二年再看看情况。

可第二年还是一样的结局。那位老板欠我们的工钱越来越多。

第三年，两个被拖欠工钱的工友，彻底怒了，他们和那位老板大吵大闹一场后，终于明白：这债，怕是要不回来了。于是心一横，我们离开了上海，转去杭州一家工厂。

这次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那两千多块钱的辛苦工资，连同对“上海老板”的最后一点幻想，永远沉在了黄浦江底。

几十年过去了，我也从一个小小的装修工，变成了别人口中的“老板”。那段饿着肚子看别人吃饼干的滋味，那蜷在地下室等工钱的绝望，刻骨铭心。我深知，项目再好，没有踏实的工人，终究是空中楼阁；有了固定、可靠的伙伴，厂子才能像个家，才能长久。

跟着我做工程最久的老师傅，今年七十了，手脚慢了，背也驼了，四十年风雨同路。他说，闲不住，还想干。我告诉他，只要他愿意，厂门就为他开着，合理的工钱，该有的福利，一分不少。看着他每月领走这份工资，我的心安稳踏实。这不是施舍，是敬重。他们年轻时的汗水，浇灌了厂子的根；他们晚年的安稳，该由这根基来守护。大概，这就是我按时给每位工友开出工资，最大的意义所在吧。

千岛湖新闻网编辑：邹楚环 梁津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