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凌红

　　红色，中国人骨子里流淌的颜色。眼前的书，壮我胸怀，让我以个体状态链接遥远的过去，怀揣敬意走进火红年代，感悟伟人思想碰撞，领略时代风云激荡。

　　英国作家毛姆说过这么一段话：“我曾度过一段异常丰富的人生，彼时碰见的每个人，面临的每次际遇，还有目睹或听说的每起时间，它们仿佛无须我来处理，几乎都自动转化成短篇小说般的叙述……”大概作家阎晶明也有同样的感触吧，在《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一书中，阎晶明不仅透过不寻常的视角“看到”了鲁迅更广阔的一生，而且透过时代洪流，对传统认知里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了新的解读。

　　历史给以国人鲜明的态度和正解。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有风骨，也有文化情怀。他们惜才爱才，对“大先生”进行阐释的那些过往，有时尽管如点滴的面面，但整体的连贯性、时代性无疑能帮助广大读者重现那幅真实、曲折但充满活力的中国图景。

　　这图景，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侧影。用作者自己的话说，鲁迅之为鲁迅，就是任何一个话题，都可以继续说下去，而且可以从一个小切口打开一个大世界。作为“鲁迅研究”系列的又一部著作，作者以深厚的文学功底、严谨的考据与自然清新的笔调，让历史、评论、叙事三者有机统一，这应该源自作者自我在时间淬炼下与“前人”对话的鲜活印记，交融的是独特风格，留下的是多元回音。

　　书名“同怀”，作者借用的是鲁迅写给瞿秋白联语中的一个词。风烟滚滚唱英雄，大地微微暖气吹。人类是可以食用回忆的动物。有的回忆扎实沉重，有的回忆热腾滚烫，有的回忆带着一抹微酸却透着鲜为人知的光。阎晶明这本书就属于后者。

　　从历史的维度上看一本书，既需要宏大的视野，也需要独特的坐标。这本书，其解剖面在于从“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这一独特视角切入，而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陈赓、瞿秋白、方志敏等中国共产党人交替往复出现，他们和鲁迅的多方面交往或交集，既有“神交”之境界，更有“同怀”之相知。“神交”是高级的相遇，“同怀”是精神品格的契合。

　　鲁迅和毛泽东、周恩来是没有过现实交往的。鲁迅曾经通过冯雪峰向他们转赠过书籍。鲁迅与方志敏也没有过任何现实交往。方志敏将狱中书稿转送出去，并希望交到鲁迅手中，应当是出于他年轻时热爱文学，并有幸同鲁迅在上海的同一家报纸上发表文学作品，进而对鲁迅产生的敬仰和信任。而瞿秋白与鲁迅的关系最为密切。他说过“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样的表达在鲁迅那里的确十分罕见。

　　对鲁迅的研究，是可以超越时光的。而鲁迅与一些政治任务的关系研究，显然属于冷门，受重视程度不高。但这其实是认识鲁迅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侧面。对一个人的形象判断不应该只是依赖常规的论述或转述，还可以通过不同社会身份人群的视角，展示这个人的人格深度与广度。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风云跌宕，无数仁人志士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叩问国家的命运、历史的“出路”，展现不一样的人性光辉。他们的人性光辉与所处的时代，所经历的社会变革息息相关。鲁迅，自然是绕不过的一个话题。

　　阎晶明从鲁迅与七位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中，提出问题、阐释现象、给出答案，层层递进。他与陈独秀是“深刻的理解，深切的同情”；他与李大钊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他与周恩来是“亲缘之上的神交”；他与瞿秋白是“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他与陈赓是“一个文学家聆听一个军事家讲述战场上的故事”；他与方志敏是“因为文学，所以信任”；他与毛泽东是“时空相隔的对话”……所有这些，既是对鲁迅研究和党史研究的重要补充，也有助于读者管窥鲁迅与同时代政治家的关系，发现鲁迅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以及他在文学创作上试图做出的努力。而这样的视角，在之前的研究中，包括鲁迅传记中，所涉也相对较少。这便彰显了阎晶明的独具慧眼和深厚匠心。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也展现了鲁迅的多面性和整体性。他是一位不追求“纯文学”的文学家，他始终相信“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他是一位不主张“无畏牺牲”的革命家，从青年时期的向往和践行，到革命观变化、发展和深邃的演变，体现了基于现实的策略和方法讲究，是高度的“人间清醒”；他也是没有“哲学体系”的思想家，虽然没有体系建立，却明显可以感受到一以贯之的坚持。这一点上，作家阎晶明给予的评价是“鲁迅是中国最早的、也是典型的具有成熟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人”。

　　纸张寿于金石。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的代表，毛泽东、周恩来曾表达过鲁迅精神、鲁迅著作对他们的影响。文学启迪人心。而作为历史洪流中不可忽略的侧影，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是火炬，是指针，是战车，冥冥之中昭示了中国革命的未来前途和炎黄子孙的家国情怀。

千岛湖新闻网编辑：邹楚环 谢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