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江流域古镇

　　在浩浩汤汤的新安江上，贺城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交通要冲，而交通的通达，往往带来商业的繁盛。当时贺城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上，有南来北往的商贾，有琳琅满目的货物，是八街九陌的热闹市集。当然，这里也有白墙黑瓦、茶酒盈香，是参差千百人家的小城家园。

　　（一）

　　当时的贺城，有不少徽州商人。很多徽商不仅在这里经营买卖，而且还在这里购置田产房屋。

　　清雍正七年（1729）所立的《总契底》陆续抄录了明崇祯二年（1629）四月至清乾隆八年（1743）十一月歙县胡氏商人的契约底稿。该书首页的“契底目录”，就叙及歙县黄（璜）蔚人在淳安置产的情况。另外，徽州日用类书抄本《简要抵式》的内容是，晚清民国时期黟县商人在淳安开设的天和、福元商号从创立至收歇的整个过程，从这些资料中可以了解到昔日大批徽商活跃在淳安的情况。

　　章亚光引证的《章晓甫先生六旬晋二行述》《章渭鹏先生行述》等文稿均记录了当时大量徽商在淳安经营的情况。

　　根据章亚光的讲述，他有位未出五服的堂伯章本流，一直在淳安县城开店，先是开“衡昌发”，经营猪肉、南北杂货。1948年又改开“章义记”，除经营南北杂货外，还专营“老刀牌”“顺风牌”和“金钟牌”香烟，既批发又零售，生意兴隆。直到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时期，才最后改换了照牌。2020年7月4日，绩溪学者方静在该县伏岭镇湖村做访谈，根据他的记录，嘉道时人章凤麟三十六岁时在淳安进贤渡方卓如的店里做事，一直做水客生意，积攒了一些资金后，于道光十三年（1833）在淳安桥西镇开了一家玉茂号店铺，主要卖杂货，后又包括茶叶、棉布等。店后有作坊，开了油坊、染坊，规模在桥西镇最大，被时人称为“章百万”。另外，根据78岁的章华嗣回忆，20世纪40年代，“染坊有十几人，柜台上有四五个，账房有三个人，两个学徒。晚上学徒搭铺睡觉并看门。店还有个油坊，当时做楮子油，是做蜡烛用的。还有一个布庄，最兴旺时，还买纱来织布……店铺在桥西街面上，靠西边进口，前店后坊，除油坊，因油榨是用水牛推大石碾的，光养水牛的就有两个人，油坊一共有十几个人……”

　　生意的兴隆，自然带动了周边人口的流动和产业种类的丰富。徽州的不少地方都与淳安有着密切的联系。1998年版的《绩溪县志》列有当地信客的几条主要线路，其中之一就是绩溪——深渡——淳安——金华——兰溪，其信客来自绩溪城内。另据对绩溪十一都在外经商概况的调查，当地赴外埠经商的路线有三条，其中重要的一条便是前往淳安等地的新安江水路，而人们在淳安主要从事的便是南货业和粮食业。

　　此外，太平天国前后绩溪仁里的一批书信也提及：“家叔现在严州，仍通帮均在淳安办茶。”根据绩溪《石雄村志》的记载，石雄一带有石淳路，即由石雄经北村、坑口、瀛村、孔雀坑到歙县黄村、郑坑店、定潭至深渡，陆行四十多里路，然后再乘船，沿新安江而下至淳安县。

　　早在明末清初，登源河一带的水客，就从杭州、金华、兰溪、淳安和歙县等地购入货物，以小木船或竹排从临溪进入登源河，运至石雄杨林潭的终点码头。康熙年间，石雄水客将从附近收购来的茶叶等土特产品，经由水路运至淳安、杭州、金华和兰溪等地，换取杂货、布类、食盐、食品和洋油等，然后沿途销售货物，并由水道运到石旭。

　　（二）

　　当时的淳安，商贾云集，各种类型的经济产业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发生着，壮大着。

　　淳安是盛产木材的地区，根据方志记载，严州府淳安、遂昌二县，“山多耸挺，奇异岿然，环峙峻立，所产皆材木，杉、楠之类，大可为栋梁榱桷，小可为薪蒸器用，各有分业，采取岁供，斯民便利之出于山者无穷”。早在明正统八年（1443），户部侍郎焦宏就曾指出：永乐年间徽州、处州等府与江南地区的木植贩运一直兴盛不衰，官军所需防倭船只及相应设施的用木，如果抽分木植不敷使用，往往通过向民间征取以完事。天顺三年（1459）严州府淳安县重修大成殿急需巨木，正好有徽商贩木经过，他们有感于县令的德政，遂“乐助善材百株”，官员也随之捐俸鸠工，工程得以告成。及至晚清、民国时期，淳安一带仍活跃着一些木商。

　　因木材大小不同，可分为白木、四花木和尖木等。其中的尖木，是指围量较小的杉木，论根计价，因其既带皮又留梢，故称为尖木。而运杭发卖的这些客木，也叫“杭货”。此种“杭货”在不少徽州文书中皆有记载。例如，有一份《包柴做式》就提到民国己未（1919）七月廿七日有位叫吴步高的人，“包到叶西泽兄边松树杂木，做成杭货”。当时，在淳安一带拼木的商人大多来自歙县。

　　1925年《木板市价之回涨》的报道指出：“江干各木行，以近来江水干浅，各路之货，均不能运杭，兼之销场畅旺，存底不丰，故公议将售价增高一贯另。现在行盘，严州木十三贯另，淳安木十五贯零，小隶木十二贯，徽州木十八贯零，江山木二十二贯，下江松板每方三元四五角，徽州松板四元二三角，据云尚须涨云。”可见，淳安木与严州木、徽州木等都运往钱塘江滨的江干出售。

　　淳安与徽州一样，都是新安江流域主要的产茶区。与歙县类似，淳安当地也制作烘青、大方，其内销茶产量也居于洋庄茶之上。淳安亦产大方茶，这是一种扁形的炒青绿茶，清人曾将其源头上溯至五代后梁乾化五年（915）两浙所进的大方茶。此外，当地的“淳安毛尖”亦颇为著名。

　　当时，淳安毛尖与福建武夷茶、徽州松萝茶等骈肩称雄。1930年《浙江省政府公报》中有一份训令称：“淳安山多田少，地瘠民贫，全凭茶叶推销以维生计。”据20世纪30年代中叶傅宏镇等人的调查，歙县、绩溪二县，茶叶摘工多来自淳安、遂安及本省旌德、太平县；而休宁、黟县的茶叶摘工，则以安庆六邑人居多。在祁门红茶区，其采摘工人以妇女居多。除一部分由茶农自己充任外，大半雇自他县，如江西乐平、铅山、鄱阳，浙江遂安、淳安，以及安徽安庆六县。多年前，在歙县里东山一带考察，据当地人讲述，此处翻过山岭即是淳安，两边都到对方去收茶叶、山核桃，看哪一边价格高，再决定运往何处销售。而根据已故文史学者柯灵权之调查，民国时期歙县东乡大谷运一带，一个整劳力只能负担一担干茶采制任务，山里以茶为生，多数人家茶多劳力少，需向歙南及淳安倩人帮工。

　　在淳安当地收购茶叶的，有不少是徽商巨贾。在歙县芳坑江氏文书中，保留有一份某年九月十四日朱兆福写给江耀华的信函，其中提到：“兆已另函致露兄，托于郡城代汇元一千两、五百两，期在三月半为规，与舍亲携往淳、遂收茶。”可见，当时的确有一些徽商前往淳安、遂安一带收购茶叶。此外，在清末民初著名茶商吴炽甫的相关书信、账册中，也有类似的一些记载。

　　除了木业和茶业之外，淳安的粮食业也比较活跃。淳安也是产米之地，这些粮食有不少是运往歙县渔梁坝等地出售的。及至清代，根据道光《徽州府志》的记载：“歙、休、绩三县之民，恃此一线河流运米济食，盖终岁泛舟不绝也。其运米自金、衢也，径严州淳安，其运本省江北三河之米于浙属长安镇也，亦必取径严州淳安，无能飞度。”

　　另外，徽商在淳安还有不少其他的商业活动。康熙年间抄本《联墅方氏族谱》，就提到此一家族因经商有道，家业日饶，其中有人“于淳安县东郭街北开质库”。另有一份“恒复馨”访帖提及：“本号开设淳城南门下首石库门面，从南朝北，自制嘉湖细点、南北杂货、粮食布疋，并酿各色名酒糟坊，一应俱全，荷蒙各界诸君赐顾，请认明本号招牌，庶不致误。”此一访帖发现于徽州，反映了徽商在淳安开设的南北杂货等产业经营情况。

　　正是因为有相当多的徽商活跃在淳安，故而在当地也建有一些同乡会组织。如淳安的绩溪同乡会就建于清光绪年间，馆址设在淳安县城下直街胡咸春药堂。晚清民国时人胡撝吉祖孙四代先后继任会长，并支付了大部分的活动经费。胡撝吉为绩溪城内人，曾赴休宁万安胡松茂药店当学徒，后前往淳安威坪镇创设胡咸春药号。数年后，又在淳安城内开办了第二片胡咸春药店。两店聘请经理主持，自揽经营财务权，讲求信誉，薄利多销，声名远播，生意兴隆。光绪二十四年（1898）胡撝吉捐资数千元创办淳安县商会并建会馆，当选为商会总理。他还捐资创办同济育婴堂，收养弃婴，并义务办理淳安全县的邮政业务。

　　（三）

　　著名地理学家张其昀曾指出：安徽省的天然区域，明显可分为三区：北部属于淮水流域，中部属于大江流域，东南一小部分，属于浙江上流的徽港流域。地形、水利、气候各不相同，生计亦迥然有异，如“安徽之东南部，山多田少，生计艰难，故壮者多行役四方，徽州商人，到处有之”。他并且认为，“徽州之徽港，与浙江之婺港、衢港，同为浙水之上源，分隶二省，非通论也。吾人研究地理，要当注意天然形势，应分则分，应合则合，观其会通，而明其大纲，庶不至有重复割裂之烦，与源委不清之弊也！”揆诸实际，皖南的徽州与浙江的淳安等地，不仅同属新安江流域，而且人群、方言和建筑等均大同小异。可见，张其昀的说法的确颇有见地。

　　前文述及，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割据江东的孙权派遣威武中郎将贺齐讨伐丹阳郡黟、歙等地，后来设立的新都郡，以贺齐为太守，郡治设在始新县治新定里。翌年，贺齐另筑郡城，将郡治由新定里迁入，故淳安县城又被后人称为“贺城”。贺齐作为首任淳安知县，以及他对淳安城兴建的贡献，贺齐历来受到淳安人的奉祀。根据当代方志的描述，民国时期，淳城东庙、西庙虔诚供奉贺齐，民众尊称他为贺老爷。正月十二，为贺老爷的出巡日。是日，四乡数以万计的居民赶往县城与会。届时，淳城东、西二庙的贺齐塑像，分别由16人抬着出巡，先至县前街，接受知县及县衙属员的焚香迎接，随后再行绕城一圈，其间，有诸多民间的杂戏表演，煞是热闹。出巡复位后，还有十天的酬神戏剧上演，整个仪式颇为隆重。

　　淳安也有周宣灵王庙，但其信仰内涵与淳安港口一带稍有不同。在淳安，周王是医神，与歙县的关系更为密切。据说，周王行医多年，不求回报。某日，有感恩者至周王之桑梓故里——歙县义成酬答神庥，未遇他人而知其庙之所在，义成遂渐形成庙会。在当时，庙会参与者上至休宁，下至淳安，因新安江水运发达，庙会之时，义成码头停满了船只，异常热闹。在新安江流域，不少小孩寄名的对象，多为周王菩萨。

　　此外，在新安江流域的民间故事中，也时常可见两地的互动。在淳安，民间故事中有一段吃盐豆的故事，内容大意是说：某日，财主、工匠和农民三人打盐豆拼伙。盐豆炒好，那个财主想多吃几粒，便规定说：吃一粒盐豆，至少得说一个成语，而且，每个成语中还一定得带个“龙”字，倘若说不出，就不能夹盐豆吃。宣布好游戏规则后，他就率先以筷子夹了一粒盐豆，说：“二龙戏珠。”说完就吃一粒。工匠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说了一声“五龙下海”，就将筷子一放，用手抓起一把盐豆放入口中。见此，那位农民哈哈一笑，呷了一口酒说：“十龙倒海，海底朝天！”遂将大半碗盐豆全都倒进自己的衣袋。这个故事，反映了淳安一带民众对盐豆之偏好。而在新安江上游，徽州人更是喜吃盐豆，他们以油炒熟黄豆，并撒上盐，便成了香喷喷的盐豆。当地还有一句俗谚称“家有千钟粟，不吃盐豆和粥。”——意思是说即使家境富裕，也不用油炒黄豆作为下稀饭之菜，意即盐豆是稀罕之物。清人褚人获在《坚瓠乙集》卷一《各省地讳》说：“各省皆有地讳，……浙及徽州曰盐豆。”此一记载，就反映了新安江上、中游人群共通的生活习惯。

　　淳安向为浙西重镇，为新安江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因侵华日军并未进入此处，淳安遂成为战时江南各地官、商活动的重要据点，一度呈现出畸形的繁荣景象。此后，淳安城的商业仍在持续发展。根据2014年出版的《淳安县志》记载，1949年以后，淳安城有工商户332户，主要经营中药、百杂货、棉布、糖烟酒、粮油、旅馆和饮食等行业。1956年，全镇共有居民1453户、6732人，其中非农业人口4238人，有街巷36条，总长达4.13千米，各类房屋5096间。1958年，因建造新安江水库，遂安县被并入淳安，成立了新的淳安县，县城迁建排岭，淳安城居民相继随迁。1959年9月，新安江截流蓄水。1960年初，历经1751年的淳安县城最终沉于水底。1965年设排岭镇，“依山傍水筑新城，绘地修天出丈瀛。绿树丛中藏闹市，清波怀里显峥嵘”。1991年，又改排岭镇为千岛湖镇，其后逐渐发展，迄今形成了“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独特风光。

　　（图文来源《新安江流域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