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艺敏

我在《淳安历史的32张面孔》一书中，并未将方储列入，其中缘由我在序言中提到：“汉代的方储，是淳安方姓始祖方纮之孙。汉章帝、和帝时在京为官，他的存在是一种半人半仙的状态，类似于诸葛亮、刘伯温诸谋士，观天文地理，测阴阳五行，能掐会算，料事如神；因其‘道行’高深，以普通百姓的认知程度，往往敬而远之，难以与之亲近，不具有普适价值观。我们还是绕过去吧。”

前不久，富山村一位方氏族人找到我，真诚地希望我写一写富山方氏，写一写他们的祖先方储。交谈中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页纸，告诉我说这是村里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口述，并由他亲手绘制的。我展开一看原来是一幅“新安江水库形成前富山村示意图”。上面绘有山脉、河流、田畈、堨坝、庙宇、牌楼……还有祠堂在村中密集分布，我大致数了一下，有“惠宗堂”“富春堂”“怀德堂”“景春堂”“德新堂”“叙伦堂”“梅房厅”“崇树厅”“永锡堂”“三乐堂”“永德堂”“宏德堂”等十余座，这在县域村落中实属罕见，彰显了方氏一族在淳安境内显赫的地位。

望着示意图上工整的蝇头小楷，望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标注，望着方氏族人近乎渴求的目光，我竟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新安江水库形成前，他们应该还是青涩的少年，令我感动的，是他们那份执着的情怀，更是他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那份深沉的热爱与眷恋。一时之间我陷入了沉思，手里的这张纸也变得沉重起来。面对着这份嘱托与请求，我又何以忍心拒绝？如何能再一次绕过去呢？

（一）

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方储身上有诸多神话般的色彩，他的形象早已从朝廷官员演变为地方保护神，从淳安各地兴建的“方氏宗祠”（真应庙）来看，在千年香火的祭祀中，在千万民众的膜拜下，方储已固化了“神格”地位，他已然成为江南方氏重要的文化现象。他的身上具备了诸葛孔明和刘伯温那种神鬼莫测的能力，他们皆具经天纬地之才，有安邦定国之略。《淳安县志》和《方氏家乘》中都有方储的相关记载，我们不去摘录原文，直接解读方储其人，看看他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人物。

方储，字圣明。他年少丧父，侍奉母亲极为孝顺。他与弟弟方俨一同拜三辅为师，传承孟氏《易经》。隐居山中期间，遇到号称“云溪”的老者传授神仙秘术，因此精通图谶占卜、天文星象、吉凶预测，能洞察奸邪异事，才智超群，备受世人推崇。

当时太常卿王庄将女儿许配给他，育有三子：方观、方觌、方洪。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六月，丹阳太守周歆举荐方储为茂才孝廉。进京参加对策考试时，章帝用一堆乱丝考验众人，方储毫不犹疑，拔剑将乱丝斩为数截，道：“混乱必须剪断才能理顺”，章帝赞赏其果断，授任郎中，外放为句章（今余姚东南）县令。有一次春耕者报案称自家的农具被盗，方储掐指一算道：“不是邻人所偷，是功曹（属官）所为，你去他家后院的麦堆里找寻。”果真如他所说，盗者羞愧认罪。

建初六年（81年），他调任阜陵（今安徽全椒）县令，次年（82年）改任阳翟（今河南禹州）县令。同年母亲去世，他背土筑坟，墓旁种植松柏，引来鸾凤祥瑞、紫芝生长、白兔现踪。守丧期满后，他拒绝出仕，郡里派属官王歆带着礼物劝他复职，并作赞词曰：“祥瑞显现，神鸾鸣岗，这都是新安方储德行感召的吉兆，岂止是圣王才有的征兆。”

元和元年（84年），朝廷改革贡举制度，大鸿胪韦彪提议“选贤首重孝行”，太尉郑宏、司徒卢恒等推举方储为全国第一贤才，授博士议郎。方储性格刚直，尚书张林嫉妒他，指使功曹窦宪杀人诬陷。方储早已预知阴谋，命人鞭打尸体耳朵再行审问，尸体竟然开口指认真凶，窦宪惊骇不已，只得伏法认罪。京城因此称颂他神明，治安清明。

元和二年（85年），方储出任大匠卿兼洛阳令，传说他能乘白鹤遨游，凭虚往来，时人作歌曰：“朝为洛阳令，暮作新安人。”元和三年（86年），司空第五伦上奏称赞：“方储才学卓越，明察秋毫，至孝感天。”皇帝加封他为太常卿仍兼洛阳令。

永元五年（93年）六月，和帝欲南郊祭祀，方储推算天象，极力劝阻道：“今日外出必有灾变。”张林恐预言应验，怂恿皇帝出行。当时天气晴空万里，张林趁机诬告。方储悲愤自己忠言被诬，饮鸩自尽以明心志。说来也怪，方储死后，顷刻之间黑风骤起，冰雹如斗，飞沙走石，砸死千余人。和帝始知方储忠心不二，悔恨痛哭，追赠尚书令、黟县侯，谥昭烈，赐皇室葬具，以圣人礼安葬。

灵柩途经钱塘时突遇逆风，改道建德又被大风吹至新安江畔，遂葬于江边。墓旁建“仙翁庙”，百姓遇旱涝瘟疫必来祈祷，屡有灵验。南朝宋明帝派钟离景曜用太牢（牛猪羊三牲）祭祀，追封龙骧将军、开国公。唐代监察御史张文成撰写碑记。宋政和七年（1117年）加封“真应仙翁”，至今庙宇香火不绝，薰风宜人。

从上述记载可知，“祷祈必应”的民间传说“真应”两字，最终得到皇帝宋徽宗的认可。作为地方社庙的“真应庙”，从此有了官方授权的合法性，巩固了方氏宗族在地方的社会地位，更成为百姓心目中祈求水旱灾异的寄托。

（二）

在查阅《方氏家乘》时，见有这样一段记载：

宋本《严州图经》卷三，亦为其辟有“真应庙”条目，称方储“后汉时以贤良方正仕和帝，后为洛阳令，卒赠黟县侯，立庙名‘真应’。唐垂拱四年（688年），为狄梁公焚毁。”据考，狄梁公，即唐时太原人狄仁杰（字怀英）。在其充江南巡抚使时，曾毁吴楚淫祠千七百所。而真应庙亦不例外，后邑人复立之。宋政和七年，县人方適、方奕与父老状其灵异，列于转运使，转运使为请于朝，赐今额。

历史上真应庙命运多舛。禁毁淫祠政策不独在唐朝，历史上曾屡次出现，如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在登基后，推行了严厉的禁毁淫祠政策，下诏称“淫祠惑民费财，前典所绝”，要求各地除毁不在祀典的祠庙，仅保留祭祀先贤或功勋卓著者的祠庙。旨在整顿社会秩序和财政浪费。此外，像宋徽宗和明太祖、嘉靖帝等，也都曾为了强化中央权威的目的，下令捣毁各地的邪神庙宇。

其实，真应庙的演变体现了中国古代宗族制度的发展脉络：从东汉的专祠到北宋的宗祠，再到明清的统宗祠，反映了宗族组织从血缘凝聚到地域联合的扩展过程。其名曰“真应”，不仅承载了皇权的认可，也凝聚了方氏宗族对祖先德行的追崇与地方信仰的融合。

如今的富山村属于文昌镇，记得十几年前，我曾多次来到该村，主持对“方氏宗祠”的修缮工作。该建筑位于富山村中，坐东南朝西北，一层砖木结构，通进深8米，通面宽7.5米，三开间，抬梁式梁架，硬山顶，马头墙，其中门楼为重檐歇山顶，门楼为三间四柱三楼，内有方氏先祖方储像一尊。

正厅悬梁上有一匾，额题“东汉名臣”四字，南侧墙边有一通重修家庙石碑，据碑文记载，宗祠始建于南宋，于明嘉靖三年（1524年）重修。内存有木匾三块。其一刻有“进士”两个大字，左侧落款为“大明景泰丁丑科，进士方中立”，另有“惠忠堂”“世泽堂”两块匾，是村中别处移至于此。马头墙下有石狮一对，南雄北雌，雌狮带小狮。堂前有一平坦，立有淳安县人民政府1982年公布的文物保护标志碑。

为了近距离感受富山村的历史脉络，考辨碑石上那些模糊不清的文字，五月仲夏的一天，我再一次来到富山村，来到“方氏宗祠”。现在的建筑物是移民搬迁后修建的。我想方氏族人乍到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内心不免失落惘然，他们急需寻求一种精神慰藉，而祖先的神灵是平复惶遽心绪的最佳良方。

宗祠面积不大，甚至有点逼仄，连带院落也就一百五十余平米，但它却是淳安方姓的“祖庭”。元代文学家方回在《桐江集》中称“天下之方姓，皆出于歙之东乡（淳安）”，可见其社会影响力。

站在右侧厢廊，伸手轻轻抚摸“重修方仙翁祠”石碑。碑高2.19米，宽0.85米，厚0.41米，细细打量碑身，可见碑额及四周都有一层厚厚的包浆，这是岁月的年轮沉淀下的痕迹，只可惜部分字迹漫漶，残缺难辨，就连断句也存了问题。按照我以往的习惯，看完碑额再看碑文落款：“大明嘉靖三年……”一晃五百多年了，我心中慨叹不已，拿出手机拍照留存，回去后又把碑文整理了一遍。

从残缺的碑文中，尚能读到“旧庙在里之阳，仙神□黟侯。方仙翁，讳储，字圣明。淳方氏族□出，其□而谱系载，神忠孝真，百代所宜瞻仰而企慕之。”“有大功于民，死而庙食宜也。故淳□乡里，社无不祀。”“则夫神之所佑于民，而感召其和……呜呼，神自庙食以来，千二百有□岁，而其意气所感……”等记载。

根据残存的碑文可以了解到，宗祠从嘉靖癸未（1523年）十月动工，到嘉靖甲申（1524年）三月竣工，历时半年完成重建，这既是民之所需，也是仙翁意气所感，更是官府乐之所见。试想，嘉靖皇帝是禁毁淫祠神庙的倡导者，方仙翁祠何以能在当朝快速重建？大概是因为，在历史的层面，方储是一位正直忠诚、为民解忧的朝堂人物，甚至在一些历史书籍里被记载为“宁可丢命也要说真话、做实事的人”；而在情感层面，民间百姓觉得祷必有应，护佑百姓风调雨顺，方氏子孙瓜瓞绵绵，都称其为“仙翁”。这是一个三赢的局面，民生安乐，海晏河清，政通人和。何乐而不为呢？

（三）

淳安方氏谱牒，始创于西晋太康八年（287年），题签《奉敕方氏谱》。奉谁的敕？西晋太康八年，是晋武帝司马炎执政期间，只能说该族谱是奉了皇帝的旨意进行编纂的，这是世家大族莫大的荣耀。“奉敕”修族谱，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魏晋时期皇权与士族之间一种密切的互动关系。

正如崔陵在序中所言：“谱之于家，若纲之有纲，衣之有领，统绪相连，百裔归之一族，本枝并茂、千叶同呼一根。或负薪荷蓧于田野之间，或垂绅缙笏于庙堂之上，要知富贵贫贱虽日有间，然联宗续谱之义，终不可得而泯也。”

族谱之于家族，如同渔网的总纲、衣袍的领口，将万千支脉连为一体，纵使枝叶繁茂，终是同根所生。有人荷锄田间务农，有人持笏朝堂为官，虽富贵贫贱各有不同，但联宗续谱之义却永远不会消失。

千百年来，方氏族人对方储的怀念，既是“同发根枝万叶开”的宗族感情的延续，更是对他怀德于心、惠民于行的精神品格的“意气所感”，而这种“意气所感”早已超越血缘的界限，成为一方土地共同的文化记忆。

千岛湖新闻网编辑：邹楚环 梁津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