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派威武中郎将贺齐平定黟、歙山越，并于此地设立始新县，这是淳安具有县级建制之始，这奠定了淳安近两千年县级建制的历史根基。两千年来，贺齐之名，与淳安的土地、文化与记忆紧密交织在一起，也成为这一方区域地方认同、文化延续的基石之一。

　　日前，淳安县人文历史研究会成功举办了“中国杭州千岛湖（2025）首届贺齐研讨会暨中国市县三国文化研究机构联盟第十二届学术会议”。会议汇聚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中国水浒学会、中国市县三国文化研究机构联盟的力量，来自全国14个省市101名高层次专家学者齐聚千岛湖交流研讨，形成46万字论文集，填补了贺齐文化区域性研究空白，为淳安新安文化以及吴越文化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赛道”。

　　在此，摘录部分专家学者的学术观点，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在这场延续千年的缅怀中，在这场共同的历史记忆里，贺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关四平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长

　　从《三国志》贺齐形象塑造说开去

　　研究贺齐应以《三国志》为源头，深入挖掘其中关于贺齐的记载。《三国志》作为“前四史”之一，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其对贺齐的描写真实而生动，为我们了解贺齐的生平事迹和思想性格提供了重要依据。《三国志》作者陈寿在《贺齐传》中，详细记录了贺齐从初入仕途到屡立战功的全过程，清晰地记录了他在东吴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在研究过程中，还应结合地方志，如明嘉靖《淳安县志》等，这些地方志往往包含了丰富的地方历史资料，能够为研究贺齐形象提供更多的细节和背景信息。民间传说也是研究贺齐形象的重要资料来源。在淳安等地，流传着许多关于贺齐的传说，这些传说虽然带有一定的民间想象成分，但也反映了当地人民对贺齐的敬仰和怀念之情。通过对这些传说的收集和整理，可以从不同角度了解贺齐在民间的形象和影响，进一步丰富对他的认识。

　　贺齐身上蕴含的“孝”“廉”“忠诚”等道德品质，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社会，这些道德品质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贺齐被孙策察举为孝廉，说明他在“孝”方面表现出色。在当代，应该传承和弘扬 “孝” 的美德，倡导尊敬长辈、关爱家人的良好风尚。“廉”是为官者的重要道德操守，它要求官员廉洁奉公。贺齐在为官期间，秉持廉洁的原则，为百姓谋福祉。当代社会，廉洁从政是对官员的基本要求，需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学习贺齐的廉洁品质依然具有时代价值。“忠诚”是对国家、对人民的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贺齐对东吴忠心耿耿，在关键时刻敢于直言进谏，为东吴的稳定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结合淳安的发展现状，淳安可以将历史文化名人和地方旅游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这具有显著的意义。贺齐庙会作为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与，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不仅能够传承和弘扬地方文化，还能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通过举办贺齐庙会等文化活动，可以提升地方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能够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使他们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感受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从而推动地方文化旅游产业的繁荣发展。

　　王玉国  中国市县三国文化研究机构联盟主席、江苏省镇江市三国演义学会名誉会长

　　被罗贯中忽略了的东吴名将贺齐

　　贺齐是三国时期东吴名将，作为东吴早期核心将领，其历史作用集中体现在对山越问题的系统化解决上。建安年间孙吴政权共发生山越叛乱127次，其中贺齐主导或参与镇压达43次（占比33.8%），远超同期其他将领。这种持续性军事行动为东吴实现了三大战略目标：领土扩张、兵源扩充、经济保障。贺齐以勇猛善战和治理地方著称。他在东吴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平定山越叛乱和巩固东吴边疆方面表现突出。但是在《三国演义》中贺齐却被罗贯中完全忽略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贺齐没有被录入《三国演义》这部文学名著，其主要原因在于：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是以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为主线，重点描写刘备、曹操、孙权等核心人物及其重要谋士和将领。特别是需要重点突出蜀汉英雄“刘、关、张”的正面形象。贺齐作为东吴的地方将领，其主要功绩是表现在地方治理上，没有在魏、蜀、吴的军事斗争中产生直接影响，其事迹与罗贯中创作小说《三国演义》的主线关联不大。因此，被选择性或略，未被纳入小说的叙事范围。

　　淳安，是贺齐作为地方管理者实施其军事、经济、社会管理等一系列治理政策的主要地域，从历史学术与当下发展需要来看，都应该加大对贺齐相关文史资料的挖掘与研究力度，拂去尘埃，让贺齐的光辉形象重现历史舞台，让他的爱国、奉献、创新等精神激励后人，助力当代。

　　洪淳生  杭州市三国演义学会副会长、建德市三国水浒学会会长

　　论三国时期的山越民族

　　山越源于古代越人遗裔与部分汉人融合形成的土著族群，主要分布于东南山区（今江、浙、皖、赣、闽等地），以“依阻山险，不纳王租”为特点。其历史经历了秦代强制迁徙、汉代文化同化及孙吴时期的镇压与安抚，最终在唐代逐渐融入汉、壮、瑶等民族。山越社会以宗族为单位，经济自给自足，擅长冶铸与农耕，并多次反抗孙吴统治，他们在与东吴政权的反复多次交锋中，从客观上促进了江南开发与文化融合。其文化遗存如麻绣、青铜器等，体现了独特的民族特色。 

　　山越人是淳安的先民，生活在山涧峡谷中，以鸟或蛇为图腾崇拜，习水便舟、巢居、断发文身，善铸青铜器，善制印纹陶等。出土文物中的形制、纹饰色彩、构图风格具有浓厚的山越文化特色。从一些生产工具以及用来舂稻谷的石杵、石臼和用于存放谷物的瓮罐之类来看，说明当时的山越先民已经有相当规模的农业生产，他们过着“饭稻羹鱼”和“火耕水耨”的生活。从出土的铜箭头、铜口锛、曲刃铜刀来看，他们已能进行青铜的冶炼和青铜器的铸造。多处出土的陶纺纶，说明山越先民已能纺纱织布。淳安八都严家、王阜一带，至今还流传着一种古老的民间刺绣艺术——山越麻绣，其粗犷古朴的图案，似乎还留存着山越原生态文化印记。

　　三国时期，东吴名将贺齐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山越人的历史发展走向。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派威武中郎将贺齐平定黟、歙山越，并于此地设立始新县，这是淳安具有县级建制之始。从这个时候开始，这块区域的发展轨迹就改变了。可以说，孙吴时期江南生产技术、经济文化、交通贸易的发展，是汉族和山越族人民共同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山越族是开发江南地区的先行者，山越族的消失并非文化的消亡，而是通过多元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其历史经验为理解古代边疆治理与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案例。

　　余利归  原淳安县政协文史委主任、退休干部

　　淳安贺城的历史渊源与名称演变

　　贺城原为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新都郡太守贺齐所筑郡城，作为郡治延续至唐神功元年（697年），历时489年。其城址位于今淳安县城正北山阜，南枕新安江，北连冈阜，周回二里二百二十五步，为内城（子城），非指县西外城。“贺城”名称始于南宋，因纪念贺齐建城之功而称“贺城”“贺齐城”，此前多称“郡城”。明清方志中，嘉靖《淳安县志》仍称“郡城”，乾隆《淳安县志》始明确沿用“贺城”之名，其记载与《严州图经》《舆地志》等文献相互印证，纠正了“贺城在县西古城基”的误传。

　　淳安贺城作为浙西历史名城，其名称由来与城址变迁长期为学界关注。淳安老县城淳城镇历史上曾为郡治与县治，其前身“郡城”由三国时期东吴将领贺齐创建，后因纪念贺齐功绩而得名“贺城”。通过梳理《三国志》《舆地志》《严州图经》及明清方志等史料，可以系统考证贺城的建城背景、名称演变、城址范围及历史地位，厘清文献记载中的争议，揭示其作为新安江流域政治、军事中心的历史意义。

　　鲁永筑  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理事、淳安县人文历史研究会秘书长

　　建县第一人贺齐对淳安后世经济社会的贡献

　　贺齐分歙县设始新、新定等县，建新都郡与贺城，创立“分而治之”“流土并治”模式，确立淳安独立行政单元地位，其体系延续千年。同时，贺齐通过差异化安置与包容性政策，促进山越与汉族的人口、文化、经济融合，奠定淳安和谐的社会结构基础；引入先进农耕技术、兴修水利、发展手工业与商业网络，将淳安从边缘山区转变为区域经济中心。贺齐相关的祭祀、庙会、地名与物质遗产，也成为淳安文化认同核心与文旅开发重要资源；另外，贺齐的系统思维、因地制宜、渐进改革等治理智慧，仍然可以为当代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提供借鉴。

　　贺齐庙会的文化价值，从人类学视角方面来看，贺齐崇拜反映吴越地区“武将神格化”信仰模式，强化庙会仪式，有助于当地群众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的提升；从经济学价值方面来看，庙会活动可以成为千岛湖旅游中一个创新的旅游体验内容。

　　当然，贺齐庙会的现代转型需要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借鉴闽粤地区民俗活动的成功经验，结合数字传播技术与旅游开发策略，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贺齐庙会的现代转型也需要遵循差异化发展的原则，着眼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在地化表达。转型时，要坚持自己独有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底色，引进福建游神和潮汕英歌舞的视觉冲击力效果，不做“东施效颦，生搬硬套”，要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吸收优秀表演形式，优化表演艺术，要做好“学了他，还是我；新了我，胜过他”的文章，在原有的贺齐庙会形式上加以提升，达到质的飞跃，能打造一个具有市场竞争力、传播影响力的超级品牌。

　　来源：淳安县人文历史研究会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邹楚环 王志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