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口镇位于淳安县西南17里，地当武强溪（遂安港正源）汇入新安江之口，故称港口。此处又有文源水汇入，故又称文武双港口，是新安江流域物资集散地之一，旧时有“金港口，银茶园”之谚。在明代以来的商编路程中，淳安县港口镇一向备受关注。明末清初徽商西陵儋漪子（汪淇）纂辑的《天下路程图引》就记录了“五里淳安县。三里东溪源口。七里赖爵滩。十里遂安港口……”

新安江与港口形势示意图

　　（一）

　　在杭州、徽州各种商编路程中，“遂安港口”连称，中间并未加以里数，从字义上看，港口看似属于严州府遂安县，也有一些人产生过误解。但实际上，从辖境隶属关系上看， 港口应属于淳安县。

　　何以会出现这样的表述？明人黄汴《天下水陆路程》卷7有“休宁县至杭州府水”，其中提及新安江中下游时写道：“……淳安县。遂安县河口。共六十里。茶园……”《天下水陆路程》最早刊行于明隆庆四年（1570年），较上引的《天下路程图引》所载应当更为原始。

　　港口位于武强溪汇入新安江的人口处，从地理形势上看，位于淳安境内的港口，的确可以看成是武强溪之河口。另外，武强溪为遂安港之正源，源出白际山脉大连岭西麓，有时也被直接称为遂安港，故武强溪河口亦可称为“遂安港口”。汪淇将“遂安河口”迳改作“遂安港口”。这原本没有多少问题。而这一点，也因《天下路程图引》在明末清初的广泛影响，而影响到此后所有的商编路程。例如，1919年吴日法编纂的《徽商便览》中，有一“杭州由水路至徽州路程”与上揭的路程方向相反，是从杭州江头（即江干）逆流而上前往徽州，其中涉及新安江中游段的部分，也是“遂安港口”连称。另外，近二十年来在徽州民间收集到的商编路程抄本中，有不少也都谈到港口。如《杭省江中（干）至屯溪锦衣词曲》中亦提及：“遂安港口水如梭。”后人不明此理，故误以为港口镇隶属于遂安。

　　从淳安港口亦称“遂安河口”来看，港口在新安江流域具有重要的交通地位——它地处武强溪（遂安港）汇入新安江的入口处，不仅与上流的威坪、淳安，下游之茶园镇关系密切，而且还与新安江支流武强溪流经的遂安县息息相关。

　　在新安江沿线，港口是一个重要的城镇。

　　清代商编路程《杭州上水路程歌》中有如下描述：“遂安港口急如梭，赖爵滩东溪口过，官坝工程浩已久，淳安古歙渎者多。”而清同治年间旅杭商人汪玉衡，则在其《路程编歌》中写道：“数树茶花吐火红，遂安港口在河东，乡镇店面多热闹，港口出猪肉价松。”这是状摹港口镇市廛的兴盛状况，其中特别提及当地产猪，肉价相当便宜。1930年9月，地理学者钱兆隆途经此地，根据他的观察，港口“去茶园凡四十里，地居江左，市缠（廛）栉比，商务亦盛，设有电灯厂，为浙江上流七大镇之一。名产有火腿，售价甚廉，惟味过咸，与云南之宣威、浙江之金华、江西之安福所产者相较，未免有逊色也”。可见，直到民国时期，港口镇仍是新安江中游的一大市镇。

淳安县港口镇旧貌

　　（二）

　　港口镇是新安江流域经济大动脉上的重要市镇，当地物产主要是茶叶、桐子、木材和柴炭等。港口沿江有数座码头，可同时停泊不少过往船只。

　　今人方月桂有一篇《漫忆港口》详细描摹了当时港口镇的模样：“港口镇成椭圆形，新安江自西北向东南绕镇横贯而过，水上交通十分便利。镇上有新码头（杨家桥）、大码头，以及同益、桂花、遂安5座河埠码头。这些码头全部用茶园石板铺砌而成，水深5米左右，可停泊船筏200余只。其中大码头宽3米，有踏步百余级，以客货运为主；桂花码头宽2米，有踏步50余级，供居民日常洗涤用；同益码头是同益商号的专用码头；遂安码头，以停泊往来于遂安县的船、筏为主。其时，粮食、农副土特产品的运输，工业品的供应主要靠新安江水运往来，是淳、遂、歙地区的经济大动脉。镇上主要街道有直街（从裕隆协至遂安码头）长300米，横街（杨家桥至周王庙）长约百米，后街（周王庙至观路口）长约百米，这些街道全部用茶园石板铺成。港口镇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是新安江‘黄金水道’之要冲，吸引着各地商人。商人以徽商为主，兼有兰溪、永康、东阳、绍兴、萧山、义乌、诸暨等地的商户，商业繁荣为本县之首。物产以粮食、茶叶、桐籽、木材、柴炭为最，素有‘金港口，银茶园’之称。”

　　以上文字所描述的，应是晚近时期港口之商况市景。而在更早的一些时期，则仅见有零星的记录。例如，有一册文书抄本是徽商与浙盐运销相关的资料，书中首先是“杭州海门大信潮期”，接着为“乾隆五十八年分各号盐额”，列举了毕大生、毕宏茂、毕永生、项万宁、朱敬裕、曹同升、朱恒丰、汪正益、余元吉、金宏盛、项同盛和方和生12家盐商，共销食盐8310引。再接着是“浙省盐例淳安正课粮项额费等件，每引派数”，首列“正益户”之派数，以及每领程引等费和每引派数等。当时，食盐是从钱塘江下游溯流而上，沿途经过严州，再至新安江沿岸。

　　除了食盐之外，茶叶转运也是该处的主要贸易之一。《尺牍原稿》一书，末有“光绪卅年岁次甲辰仲冬月吴道立抄于遂安万隆”的字样，这些徽商书信是港口一带与茶叶贸易相关的书信。

　　晚清时期，港口与屯溪、上海之贸易流通颇为繁忙。当时，遂安各地的箱茶须以竹筏运至港口，再由港口运往各地。民国《遂安县志》卷1《方舆·交通》记载：“武强溪水浅滩高，运输仅恃竹筏，制始于清，上游溯至十三都余家止，下则直达淳安港口。冬间水涸时，可通建德乌石滩凤林港，支流上达七都山后。筏户以殿边村人为多，余如田里、沈家、赵姜家，南则田蓝村、寺前、岩村、山后村、琅水村，西北则溪边、项家等处，亦有营此业者。”方志所谓“制始于清”，很有可能就与此时茶业贸易之日渐兴盛有关。

　　及至民国时期，安徽茶人傅宏镇在《皖浙新安江流域之茶业》一文中指出：“遂安箱茶运输，全恃武强溪河道，先用竹筏运至淳安港口镇，再换帆船至杭转沪。其运费可分下力、簰力、船力、车力四项言之。”其中，“簰力”是运费的一种类别，具体说来，“箱茶至港口，每算可载三十箱，簰力以箱数计算。西乡茶多集中横沼镇，由项家承运，沿武强溪至港口。北乡沿双溪多由城簰任之。东南路茶多集中安阳，取道凤林港，过徐家埠，至港口，每箱需簰力洋三角。如，西乡还须过大墅碣,给过碣洋每簰三角，玛沂碣每簰洋一角，又有所谓顺水洋每簰一角。若欲当日加快赶至港口，每簰另给酒资洋一元，或每簰装二十八箱以三十箱论，以示优遇，而其迅速”。根据当年的一些报道，遂安和淳安两县皆是浙江产茶的重要地区，淳安之威坪、港口等处，业制洋庄茶号共有20余家之多，年产额约万箱。

清人汪玉衡《路程编歌》描述的港口

　　（三）

　　除茶叶之外，粮食贸易也是港口的商业之一。1901年8月6日的《申报》上，有上海北市丝业会馆施则撰写的《述浙省灾情》，其中提及：“港口为粮食聚集处所，平时交易甚大。”

　　此外，经港口出口的遂安土纸也相当著名。据署名为“绩溪”者所著的《遂安土纸》一文，遂安县所产土纸，就是由淳安港口镇装船运至杭州，再销往北方诸省。制纸的原料是猫竹（又称毛竹），“节坚干粗，高数丈，用以制纸，出产甚丰”。1949年以前，遂安土纸的生产与运销，几乎为遂安四大首富之一王克承所垄断。当时，“自大市以下，沿凤林港的安阳、茂璜和吴村等地的农民，每年十月份以后，都成群结队地为王克承的纸行挑运土纸到港口镇集中”。另外，吴子俊在《屯溪南北货经营类叙》一文中指出：港口镇还是重要的青豆集散地，当时港口青豆在屯溪的售价每石6至7元（银圆），每石获利2至3角。有个叫郑景昌的商人资力雄厚，在港口镇设有“泰源昶”店，负责收购和转运青豆。他还派专人深入淳安、遂安的大小集镇，于新豆登场之时低价大量收购，陆续集中转运。其供应对象，主要是本街各大小豆腐店。据说，郑景昌的青豆销售量，曾占屯溪市场的50%。

　　港口是淳安、遂安两县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也是新安江流域经济大动脉上的关键节点。根据相关资料显示，1934年，港口镇共有商店32家，经营粮食、油脂、布匹、茶叶、杂货和中西药材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外地商人、手工业者纷纷涌入该镇。到1941年，该镇居民达到1917户，9474人。据1944年的《淳安兵要地志》记载，当时港口镇已有商店100余家。另有资料显示，至1949年3月，镇上有丝绸呢绒业23户，百货业20户，国药业5户，油坊业3户，染房业4户，酱坊业2户，烟酒业3户，银钢铁锡器业9户，面菜店（饮食）业5户， 旅馆业2户，以及屠宰业7户。

　　（图文来源《新安江流域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