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永和

我的家乡，是浙西群山褶皱里一个名叫大柘坞的小村庄。推窗便是漫山的森林，抬头总见流云绕着青峰。就在这地道的山坞深处，距村口不过三四里，千岛湖高铁站那飞檐翘角的站房，在阳光下闪着银光。一旁的05省道，宽阔平整得像一条灰缎带，笔直地伸向远方。进城，二十分钟；赴杭，一个半小时。一脚油门，或是片刻高铁，便能把重重青山甩在身后。

这些在我童年时，是做梦也不敢想的。

我是五十年代末的人，记忆里最早的路，是离家二百米开外的那条沙子马路。这条“淳（安）分（水）公路”是一条低等级省道，窄窄的，坑坑洼洼，像一条疲惫的土黄色长蛇，勉强在山间蜿蜒。天晴时，卡车一过，便拖起一条沙尘滚滚的“黄龙”，经久不散，路旁的树叶都蒙着厚厚的尘土。下雨天更糟，成了名副其实的“水泥路”，车辆驶过，泥浆四溅，行人若不远远躲开，定会遭了殃。我家曾借住过养路班的工人，他们傍晚收工回来，个个浑身上下只有眼珠子是干净的，真正成了“泥人”。

这条路，从县城排岭通来，经过我们村的西阳站，再到文昌公社，最终通往省城杭州。那时客班车少得可怜，一天也就那么一两趟。

我上初中在公社所在地，离家二十里公路，中间要翻两座岭——毛岭和九龙戏珠。每个周日午后，母亲总会塞给我两毛钱。一毛是车费，另一毛，是让我在面店吃一碗光面的晚饭钱。那碗清汤寡水、只漂着几点油星的面条，是我每周最大的期盼。为了省下一毛钱，更多的时候，我选择步行。一个人背着米和咸菜，走在寂寂的马路上，听着自己的脚步声和鸟鸣，要走上大半个下午。偶尔有车从身边喘着粗气驶过，卷起的尘土扑满全身，我心里还是会生出一点点羡慕，但摸摸口袋里那枚温热的纸币，脚步便又踏实起来。而县城到我家更远，有六十里路，班车得晃荡上一个多小时，盘山公路绕得人头晕眼花。

真正让我尝尽行路之苦的，是1976年夏天的龙泉之行。

因新安江水库建设，我的两位小姑姑早年移民到了龙泉县的下武村。那年，奶奶在龙泉姑姑家病重，父亲便让我随二姑父去接她回来。

这竟是一趟艰辛的跋涉。第一天，我们从村里乘船到县城，住下。第二天，再乘船到毛竹源，换乘“咣当咣当”的绿皮火车到金华。晚上，我们就蜷在火车站的木条长椅上过夜。第三天，坐汽车到福建浦城，又住一宿。直到第四天下午，才终于抵达小姑姑家。一周后返回，同样走了四天，住了三晚旅店。

这是我二十岁人生的第一次远行，也是第一次深切体会到什么是行路难。

八十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临岐中学教书。学校离老家四五十里，每月总得回去一两趟。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起，人们走动的愿望强了，可路还是那条老路，车还是那些旧车。班次依旧稀少，每次等车都像一场战争。车一来，人群便呼啦一下涌上去，挤作一团。车门处更是重灾区，推搡着、叫喊着，体面与斯文在回家的迫切面前，荡然无存。

挤上车，考验才刚开始。夏日里，车厢像个密不透风的铁皮罐头，混合着汗味、烟草味和鸡鸭禽畜的气味，熏得人头晕目眩。若挤不上车，便只得步行十多里地去乘船，晃晃悠悠，更费周折。所幸我认得几位司机和售票员，有时能得些关照，行个方便。这在那时，已是莫大的幸运了。

转机发生在新世纪之后。

仿佛一夜之间，家乡的路开始了脱胎换骨的巨变。那条老旧的沙子路，首次被“开膛破肚”，遇水架桥，逢山钻洞，路线被取直、拓宽，铺上了水泥，显得平整、稳妥。当年的四级公路，升级成了气派的一级公路。车轮与路面摩擦发出的“沙沙”声，取代了往日颠簸的“哐当”声，清脆而流畅。

进入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更大的惊喜降临——高铁竟然修到了家门口！那流线型的“和谐号”“复兴号”，像一道道白色闪电，悄无声息地滑过碧绿的千岛湖畔。与此同时，05省道也得以再次升级，两旁栽上了郁郁葱葱的树木，装上了明亮的路灯，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景观大道。

如今，若去杭州办事，清晨出发，高铁上小憩片刻或写写小诗，个把小时便能抵达。办完事，下午即可从容返回。当年去龙泉四日颠簸的漫漫长路，早已压缩成半日之内的闲庭信步。昔日行路的种种艰难——灰尘、泥泞、拥挤、等待，都已被时代远远地抛在了身后，成了酒后茶余，讲给儿孙们听的故事。

窗明几净的车厢里，望着窗外飞速掠过的青山绿水，我时常会恍惚。这条路，不再仅仅是连接两地的通道。它是一把刻刀，在山川大地上刻下了时代的年轮；它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个国家奔跑的身影；它更是一首无声的诗，书写着从崎岖到坦途、从闭塞到开放的沧桑巨变。

这路的变迁，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人生之路的缩影，又何尝不是脚下这片古老土地，一路走来最真实的写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