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路浩瀚东流的新安江畔，茶园古镇安静地偎依在高山脚下，江上往来穿梭的船只和点点白帆，曾轻渡着许多人创业兴家、读书至仕的人生梦想；古镇里纵横交错的街巷，茶楼酒肆的灯火，曾温暖了许多人脚步匆匆的旅程、四季忙碌的生活……这里承载了千年的岁月浓情，也成为了几代人无法忘怀的牵挂。

　　（一）

　　茶园镇以出产茶园石闻名遐迩。茶园石亦称茶园青，又名青碧石，产于旧淳安县茶园镇后山和赋溪乡下於村一带。由于茶园石纹理精细，且便于截取和雕刻，故而用途颇为广泛，在江南一带极负盛名，素有“天下美石出茶园”之誉。

　　据说，南宋时期定都杭州，因重新建造都城，需要大量质地上好的石头，官府闻知茶园青石坚硬耐磨，再加上又有新安江一水之便可直达杭州，于是便派人前往淳安大批开采。

　　明代万历《续修严州府志》卷2中有“（淳安）县东五十里茶坡，溪南两峰相值，一山低垂如龟，一山高昂如鹤，其山产青碧坚石，徽、浙官民采用”的记载。茶坡，即茶园之旧称。据《新安纪程》抄本记载，清道光三年（1823年）八月二十五日，日记主人春甫氏“至茶园，其地产石，纹理坚致，性受雕刻，远运以作坊表，土人穴山数里取之”。及至同治年间，徽商汪玉衡由杭州溯江而上返归故里，曾途经茶园，他在辑录的《路程编歌》中写道：“前去茶园乡镇市，年年出石数无穷。”晚清歙县许姓盐商的《南旋日记》也记载：光绪元年（1875年）十月十八日，“午刻过茶园，河中有以船作水碓，颇类故乡风景”。光绪九年（1883）二月二十八日，“午刻至茶园，停舟买石”。大约编纂于民国时期的《习登日记》抄本，亦于某年五月十五日条下，记载了某船户装载松板前往茶园，回空时则从当地装回石板。这些石板，当然也就是在徽州当地得到广泛使用的茶园青石。

　　清同治许绍曾《先资政寄庵公营造账》中，收录有“壬戌年腊月二十六日石匠李玉司面议包做石坟”的相关记录，其后的“支银钱账”中也提到，“支钱七千四百文，茶园石板卅七文”，每丈茶园石的价钱也是200文。另外，“支洋二元，茶园石门柱一对”。这些，都反映出茶园石在徽州民间兴作中的广泛使用。

　　关于茶园石，在歙县曾广泛流传着一个民间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早年自歙县南乡雄村到县城，只有一条山间泥泞小路。村内盐商巨贾曹家的朱太夫人（乾隆时期户部尚书曹文填之母，道光年间军机大臣曹振镛的祖母）立下心愿，要将它改筑成一条全铺石板的康庄大道。当她80寿诞将临之际，预先放出风声：“亲戚朋好倘能助我完成修路心愿，请赠送茶园石板，无论多少，我都收下。至于其他礼品，则一概璧还。”风声传出之后，寿诞贺喜之期，各处送来的礼单上果然都列明“茶园石板若干丈”。对此，曹府根据徽歙习俗，还礼时也以石板丈数之多少回赠红绫。大约不到一年，这条通往县城的道路便告竣工。此后，曹家还修整了从雄村至岩寺的道路。当然，单单依靠寿诞期间亲朋好友馈赠的石板数量，显然并不能完全满足需要，故而曹家也还自行前往产地购买。当时，他们出动了十数艘大船运输，一时间，新安江上唯见曹家运石船只穿梭来往。

　　揆诸史实，上述故事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根据方志记载，清代歙县胡祖裀继承祖业富甲一方，有鉴于旱南一带的道路“崎岖险阻，跋涉维艰”，其“母王氏八十寿辰，不受贺，命祖裀辈修筑之，路宽五尺，皆以浙江茶园石料铺造。工竣，拨款生息，以为岁修之备，百余年来费已无存，祖福（祖裀之兄）曾孙光鋆犹克承先志，继续修治”。此小传，与前述的民间故事颇相类似。

　　事实上，茶园石与徽州的道路建设关系极为密切。民国《歙县志》言：徽州歙县等地“道路皆以石成之，虽穷乡僻壤，入山小径，靡不石也”。这些石板，有不少便出自茶园。例如，歙县县城荷花池人程光国，于乾隆年间重修徽青古道箬岭段，数十载备尝艰苦，沿江调运淳安茶园石，筑路几近百里。对此，清人洪亮吉在《新修箬岭道记》一文中写道：“以歙石易渤，不可用，本山石不足，复自新安江辇载浙石青白坚久者补之，长七八尺至四五尺不等，皆随道之广狭筑之。”洪氏所描绘的，就是程光国出巨资重修箬岭古道的事迹。当时，程氏从浙江购买茶园石，其子程振甲后又承父志续修，前后历时30年，持续修筑，终成坦途。文中的“浙石青白坚久者”，亦即著名的茶园石。抄本《杂辑》亦记载，歙县七贤人胡汉余“以茶业贸易京师起家，积资至五六百万，颇从事善举，由塔岭以至深渡之路三十里，横铺茶园石板，系胡氏一家所为”。此外，鲍逸豪在《牌坊群风光十忆》中有《六忆青板大街》：“五衢平整四乡冠，一色茶园石板宽。何事不容行正道，走趋泥泞出门难。”这说明著名的棠樾牌坊群内之道路，也是由一色的茶园石板铺砌而成。而在新安江下游的淳安，县长冯世范于1929年辟建后街，亦全部是以茶园石板铺砌其上，县民称便，称之为“冯公街”。

　　除了铺砌道路之外，茶园石的用途还有不少。据抄本《杂辑》记载：徽州“郡中城外三大石桥，工程之巨甲天下。除万年、紫阳二桥不足论，而河西桥高三丈、阔三丈，十六洞一律茶园美石砌成，中设桥高长二十余丈，真大观也！”另据《重修万年桥征信录》的记载，万年桥的石头就是来自茶园的“石板红麻石料”。而在屯溪，毗邻老街西端尽头，嘉靖年间建成的镇海桥为六墩七孔石桥，又称屯溪桥，或屯浦桥，民间俗称作“老大桥”，桥面、桥栏等皆以茶园青石铺设。20世纪30年代，地理学家张其昀就曾指出：“茶园镇背山面江，流纹岩开采颇盛，俗称茶园石，乃浙西一带主要建筑材料。”

　　（二）

　　在传统时代，淳安茶园一带有不少本地人穴山采石，从而形成了特殊的人群与产业。

　　据一些资料显示：“清末民初，镇上经营采石的商户有6家，炮工、石工、抬工、雕工和船工等多达数千人，采石场多达10多处。加工成品，大的如石狮子重达千斤以上，小的如石臼，可以手提。最大的石料数制作华表的那种粗坯高达数丈，重达万斤，要费几个月才能雕成。采石场的石工、抬工，大多来自‘铁威坪’地区的人，有的后来在这里定居。驮威坪村就是他们的聚居地，至少有近百年的历史。也有来自开化的。”

　　民国时期，采石业兴旺发达，年产青石多达五六万方，产值10万余元。在当地，也有一些商贾专营茶园青的石料输出。茶园石运输使用专门的大木船，称为“石板船”。每年春夏雨水泛涨之时，一艘艘满载石料的石板船便由此处络绎开出，极为壮观。在近代水泥大批出现并被用作建筑主料之前，茶园青石的销路相当广泛。

　　由于盛产茶园石，茶园附近一带出现了不少石匠。当时，采石场俗称“石宕”，采石谋生者亦遂称为“宕户”。石宕工人分为石工师、抬班及杂工三种。1937年，署名“仁农”的人撰有《淳安石民的生活》一文，其中说：“有一种山民，他们专门以打石为业的……他们的财产，可以说是厘田厘地都没有的，他们的寄生处，完全是系在石头上。假若一日不做他们打石的工作，那么他们的生活问题，也随而至于停止。”根据他的观察，石民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流动性的匠工，他们居无定所，每逢某处有人砌屋基或筑堤铺路时，他们便前去承包来做，或打明堂石、石柱和石门等细工事情。所谓细工，就是把粗大的石块，将其琢成精美的狮象龙凤之类。另一种石民则有一定住所，他们大都集居在淳安县东的茶园镇。

　　《淳安石民的生活》记载：“在未取石料之前，先把石坦（取石的场所）打平，如需要多长多宽多原的石板或石条时，把黑线画好，再在墨线上打开小沟纹，以铁凿在四周同时击下，不久那合意的石料即脱离其母岩，于是石料得矣。我看到有些石坦，因年深日久，由山上打下去，大约有十余丈之深，那打得之材料，就需要工人来抬上，才得可以装运推销。至于抬的时候，由十余丈深的下面扛着大石块至上面，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而且又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但他们为迫于生活，也顾不得一切。在抬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步伐整齐而异口同声地喊着‘合作！’‘合作！’的声调。的确，若一忽儿不合作，就有人命的惨剧发生，这是多么的危险啊!”仁农笔下的“石民”，亦即一般人口中所说的石匠。

　　在徽州，場、塝等都是相当重要的水利设施，许多做場的石工皆来自淳安。例如，清宣统二年（1910年），张叙伦堂首事人等共业合墨中就提到，村末水口庙外的場坝，因被水冲坍，故请到“淳邑叶玉寿石将場彻成功”，议定工资洋56元。

　　晚清民国时期，随着水泥作为建筑材料的兴起，茶园采石业受到了愈来愈严重的冲击，特别是抗战爆发之后，钱塘江沿岸的一些地方被日寇占领。受此影响，茶园镇上的一些采石场相继停业。从此，茶园石之开采日趋衰落。迄今，昔日的采石地只留下一些遗址。例如，茶园青石埠原来是采集青碧石的地方，当地曾留下不少采石场。千岛湖形成之后，原有山下的石池被淹没于水下，但山顶还剩下七口石池，现取名为“天池岛”，是千岛湖中的一个著名石文化景点，上有天池、百岁桥、奇石陈列馆等景观，供游人观赏、追思。

　　（三）

　　茶园是新安江上的交通要冲，晚清著名茶商江耀华在《沐雨节(栉)风之劳》中曾记载：“光绪八年二月十五日，仝冠翁荣行往京都，……午前开船，夜住深市。十六住狮子口，夜落大雨。十七日住茶园境，夜冷下雪。”

　　由于经营的需要，江耀华曾多次来往于茶园镇。此外，著名诗人许承尧在《癸酉日记》五月十五日条中，也提及自己的新安江之行：“早九钟，水退，强行，纤路时有断续，至茶园上之关王庙宿，约三十里。闷甚！”癸酉，即1933年。除了往来过客外，还有不少人在当地定居及务工经商。茶园最有名的特产除了茶园青石材之外，还有五香豆腐干。在传统时代，由于茶园是交通要埠，南来北往的客人穿梭来往，许多人都会捎带些特产回家，或是自己吃或是送人。与此相关的，还应提及皖南浙西民间流行的“茴香豆腐干”之通俗常言。所谓茴香豆腐干，原来是嘲讽旧时被老板开除的徽州学徒。

　　据说，茶园镇下街朱广裕商号中就有一位徽州伙计，某次与老板吵架，情绪冲动之下打了后者，结果被解雇。他因无颜返乡，就在茶园街上当起脚夫。由于腿脚勤快，被同和泰老板看上，招入充当伙计。这位伙计因受“回乡豆腐干”之刺激，遂怂恿老板做起真正的“茴香豆腐干”——他在卤豆腐干的卤汗里掺入茴香、桂皮、花椒和冰糖等，并用店里卖剩的鲜鱼干末、虾皮末碾碎，掺到豆腐坯中，以增加香味和鲜味。如此配料，加之制作豆腐的大豆新鲜饱满，做出的豆腐干风味清香，很快打开市场，并销往外地，成为蜚声远近的名优特产。

　　其实，茶园与徽歙的关系极为密切。1944年11月10日的《复兴日报》上，曾刊载一位名叫祝玉琴的人撰写的《闲话徽州》，其中提及：“徽州茶叶是全国皆知的特产，普通一般人只知道有黄山毛茶。其实南乡街口、茶园一带产量最丰，占全县出产量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此处将茶园当作歙县南乡的属地，显然是作者的笔误，不过由此或许也可看出一些人在潜意识中对毗邻二地之密切关系的看法。歙县的桂溪，为古贵溪地，传说唐隐君辞吴越王聘，负琴书走贵川，爱其山水幽秀，由歙州转徙至此，为项氏世居之地。又曰小溪者，“袭淳安茶园小溪之名，不忘先世籍淳之意”。类似的自叙家世源流，在新安江流域并不罕见。

　　另外，对方储的信仰，在新安江流域各地都相当盛行，茶园镇也不例外。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生存竞争日益激化，里甲制的崩坏，乡村社会失衡日渐显著,以围绕着真应庙祠产的纠纷为契机，方氏宗族的乡绅带头发起修筑真应庙，方氏宗族组织的扩大由此揭开。及至明末清初，祭祀方储的庙已成为加强宗族团结的中心，而方储也随之被推崇为柳山方氏的始祖。根据当地人的描述，茶园镇居民最初以方姓为主，后来因其他客姓逐渐迁入，民间信仰也悄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根据《茶园镇史话》一文提供的统计数据，1932年，淳安县推行乡镇保甲制，当地始称茶园镇，为淳安县五镇之一，辖十保863户，有居民4067人。1956年，全镇有4383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556人，有大小民房2000余间5万平方米。1958年新安江水库建设，茶园镇人民分别迁居到浙江的富阳、建德、开化和江西省的资溪、武宁等县，其中迁居建德白沙的有1062人，多为工商业和手工业者。

　　1959年新安江水库建成，茶园镇淹入水底，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图文来源《新安江流域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