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丽芳

一本红色封面的《新华字典》，它像一扇悄然开启的门，门后是一条由纸张与墨香铺就的路径，蜿蜒曲折，最终引领我穿越了人生的崇山峻岭。而这条路，始终与一个名字紧密相连——解放路新华书店。

八岁那年的夏天，父亲从那只伴随他往返杭城的旧皮包里，像变戏法一样，取出了一本红色封面的《新华字典》。那一瞬间，我的心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悦与庄重感攫住了。

父亲告诉我，这是他特意利用休息时间，跑到解放路新华书店为我挑选的“读书礼物”。他希望我，作为家中的长女，能在三姐弟中带个好头，为弟弟妹妹树立一个求知的榜样。这份期望，让这本小小的字典，瞬间承载了远超其本身重量的意义。

随后父亲找来旧挂历纸，比着字典的尺寸，裁切、折叠，郑而重之地为它包上了书皮，用他那支吸满蓝黑墨水的钢笔，在封面上端端正正地写下我的名字。他说：“囡囡，以后要用书，先要洗手。书是圣贤物，手不干净去摸，以后读书会变木头，读不进的。”这句带着些许民间智慧的告诫，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对书籍、对知识最原始的敬畏。

父亲的探亲假只有两个星期。在这十四天里，他陆陆续续地教会了我二十六个拼音字母的读法，还有“三点水”“木字旁”“提手旁”这些简单的部首。当他握着我的手指，在字典侧面的索引栏里一个个寻找对应的页码时，我仿佛感觉到，一个庞大而有序的世界，正通过这些奇妙的符号，向我展露它最初的轮廓。

到开学那天，我从书包里掏出那本包着挂历书皮的《新华字典》，引来了许多大同学的围观。在当时的条件下，一个一年级新生就拥有自己崭新的《新华字典》，确实是一件稀罕事。那种因知识“装备”而获得的早期自信，是任何玩具都无法比拟的。

自从有了它，我的世界不再局限于语文课本上的那几个生字。我按照父亲教我的方法，识字、认字、组词、造句。正因为父亲的提前启蒙，在班级里，我查字典的速度一骑绝尘，总能最快地找到老师要求查询的字词。这种“快”，带给我巨大的成就感。更奇妙的是，在与这本字典朝夕相处的过程中，我竟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秘密”。

我把《新华字典》的书脊朝下，竖立在课桌上，双手轻轻扶着书皮两端，这时，书页的侧面，那些被切得整整齐齐的纸边上，出现了一个个黑色的小长方形。当我把它们视作一个整体时，它们竟巧妙地连接成了一个大写的拼音字母“V”的形状。我好奇地探究下去，发现左侧最上面的那个小黑块，对应的字母是A，然后依次往下是B、C、D……直到L。而右侧，则从下往上，依次是M、N、O……直到Z。而且，音序A和Z开头的字，对应的小黑块刚好在“V”字形的最顶端对齐，翻开那个位置，果然就是那个音序开头的字页。这个发现让我兴奋不已，仿佛破解了知识宝库的密码。从此，查字典对我而言，不再仅仅是遵循规则的检索，更成了一种充满乐趣的探索游戏。渐渐地，熟能生巧，我在班级里查字典的速度不仅稳居第一，甚至连复式班里同班就读的高年级同学也望尘莫及。语文老师常常在课堂上点名表扬我，这每一次的肯定，都像一块坚实的砖石，垒砌起我对读书最初也是最坚实的兴趣之塔。

会查字典之后，我又像一个发现了新大陆的探险家，开始翻阅字典后面的附录：常用的标点符号用法简表、中国历史朝代公元对照简表、少数民族名称简表……这些在成年人看来或许枯燥的列表，于我却是充满魔力的知识迷宫。没有事的时候，我就一遍遍地翻看，后来居然记得八九不离十。有一次，老师在上三年级的课文时，偶然提到了我们国家有56个民族，并随口问谁能说出几个来。还在读一年级的我，毫不犹豫地高高举起了手，然后在老师和全班同学惊讶的目光中，一口气将56个民族的名字流利地说了出来。课堂里一片寂静，随后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一本沉默的《新华字典》，成了我这位山里孩子身边最博学、最耐心的“不说话的老师”。

父亲从我的来信和老师的评语中得知这些情况后，特别开心。他每年回家探亲的行李里，必定会多出几本从解放路新华书店买来的小人书和精美的书签，作为给我的奖励。每一本我都会仔细地包上书皮，阅读时小心翼翼，看完后整整齐齐地码放在我的小木箱里。然后，再像传承珍宝一样，留给弟弟妹妹们看。

我十三岁，小学毕业的暑假，父亲特意请假回家，兑现了他多年前的承诺——带上我们三姐弟去看看杭城。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走出大山，此行最核心、最让我心潮澎湃的目的地，是解放路新华书店。当我终于站在它的门前，忽然觉得很紧张。走进店内，父亲常常说起的那个“有很多很多书的世界”，终于以具体的、压倒性的方式呈现在我的眼前。目光所及皆是书，书架顶天立地。过去，我总羡慕徐老师家那两个装得满满的大书柜，觉得那就是知识的极限了。此刻我才明白，什么叫“小巫见大巫”。

当时月工资才三十几块的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印着“工农兵”的十元纸币，递给了收款员。我们三姐弟抱着各自的新书和新文具，脸上洋溢着无法言说的、满满当当的幸福感。那是一种被爱包围、被知识滋养的富足感。

命运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二十岁的我参加了高考，但名落孙山。机缘巧合之下，我来到杭州，在浣纱路与平海路交界处的一家国营水果店当学徒工。

每当轮到上中班的日子，我的早晨便拥有了一个固定而神圣的行程。早晨七点半，我从大伯家出门，沿着中河路，一路向南，目的地永远是解放路新华书店。当时的书店，开架售书还不普遍，但解放路书店的当代文学柜台，却允许我们这些爱书人自由取阅。我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遇到直击心灵的诗句或优美的词藻，便会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摘抄下来。那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下午一点左右，我会恋恋不舍地归还书籍，匆匆走出解放路，往西一路小跑，赶到浣纱路的单位上班。每个月发了那微薄的三十元工资，我最重要的一项开支，就是买书。

我像燕子衔泥筑巢一样，一点点地构建着自己的精神家园。我先后买下了《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四大名著，买齐了三毛系列，买了湖畔诗派的诗集，甚至还买了歌德的《浮士德》、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列夫·托尔斯泰厚重的《战争与和平》、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

正是因为对文学的热爱日益深厚，我渐渐觉得，仅仅一个人漫无目的地看书还远远不够，我渴望更系统、更深入地学习。于是，我在书店的高考辅导书柜台，买了一套成人高考复习资料，在工作之余开始了艰苦的自学。幸运的是，我考上了！

那是我和解放路新华书店最亲密接触的几年，它像一座永不关门的殿堂，慷慨地接纳了我这个异乡的打工妹。那段时光的看书，是最纯粹、最不带功利目的的阅读，是我漂泊生涯中最安稳、最自在的精神栖居。

二十五岁那年暑假，我拿到了一张函授的大专毕业证书。带着这张文凭，我回到了家乡，成为了一名山区小学的代课教师。此后每年，只要有假期，我都会乘长途车到杭州，熟门熟路地走向那位“老朋友”。我的采购清单也发生了变化。我依然会去明信片柜台，买那种两元十张的西湖十景明信片，作为给孩子们的学习礼物，我还会特意买上两三本最新的《新华字典》，用来奖励班里读书最认真、进步最显著的孩子。

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踱步到顶楼的古籍书刊区。那里的光线或许不如楼下明亮，氛围却更加沉静。每一本书都码得整整齐齐，像一个个饱经沧桑却睿智安详的老者，静静地等待着有缘人的探访。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些承载着千年文明精华的书籍，价格却异常亲民。这对于我这样收入微薄的代课教师来说，简直是天大的福音。我当时如获至宝，像发现了宝藏一样，一口气挑选了二十多本字帖和古典诗词选读本，结算时算了算总价，还不到五元钱！我背着这袋沉甸甸的书回到山区学校，感觉像是为孩子们搬回了一座精神的矿山。

在代课的十年漫长时光里，我买得最多的，是各类教辅资料。当时，我常常会买一本孟建平试卷，然后利用晚上的时间，在蜡纸上一笔一划地刻写钢板，再用手推油印机一张张印出来，给孩子们当练习。后来，代课教师的工资有所增加，我便干脆直接买上十本、二十本原版试卷，拿来奖励给那些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的孩子。令我感动的是，这些孩子常常在晚自习下课后，还相约着到我的小厨房里（兼作我的办公室），就着那盏昏黄的灯光，再看一小时书，才结伴回寝室休息。那几年，一批批懂事的孩子，就是凭着这股韧劲，考出了优异的成绩，走出了大山，去往更广阔的世界。

在成就孩子们的同时，我也在书籍里实现了自己的成长。通过学习，我成为了全县第一批通过社会人员认证拿到教师资格证的人，并参加了全县的教师编制考试，最终成功“上岸”，从一个漂泊的打工妹，成为一名有正式编制的、扎根家乡的人民教师。

从八岁到知天命之年，我与解放路新华书店的缘分，已经绵延了四十多个春秋。我从山区到城镇，从黄毛孩童到人民教师，从一个知识的渴求者到文化的传播者，每一个关键的节点，都能看到这家书店默默矗立的身影。

我常常会想起八岁那年，在新华字典书脊上发现的那个“V”字形黑块序列。小时候只觉得很奇妙，是我赢得速度与表扬的工具；中年回望，却品出了别样的意味。我的人生，何尝不像是从这个“V”字的起点出发，一路攀爬、探索、吸纳，试图去理解这个由知识构成的世界的全貌？

欣闻解放路的新华书店已经修葺一新，我要挑一个阳光晴好的日子，再去看看这位陪伴了我大半生的“老朋友”。

千岛湖新闻网编辑：邹楚环 梁津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