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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帮友人搜集有关白马乳洞的诗文时，接触到了明代进士方逢年的《游乳洞记》（载于《民国遂安县志》卷十“记”），阅读这篇游记后，对方逢年这个历史人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地方志中对方逢年的记载较少，如《民国遂安县志》仅在卷六“选举·进士举人”中有几行粗略的文字；清《光绪严州府志》“选举上”虽称其“有传”，但在人物传记中并未找到他的条目，于是只能对照《明史·列传》，对方逢年的生平事迹作一梳理。

（一）

《明史·列传》卷一百四十一“方逢年”条目中，有相关记载：“方逢年，遂安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天启四年，以编修典湖广试，发策有‘巨珰大蠹’语，且云‘宇内岂无人焉？有薄士大夫而觅皋、夔、稷、契于黄衣阉尹之流者’。魏忠贤见之，怒，贬三秩调外。御史徐复阳希指劾之，削籍为民。”

但是在《民国遂安县志》卷六“选举·进士举人”中的记载是这样的：“天启二年壬戌，方逢年，四隅人，廷试二甲第四名，改庶吉士。甲子，授编修。典湖广乡试，发策泰交，忤魏珰，降三级，削职为民。”

两处记载中，涉及到方逢年的籍贯、获得进士身份的时间等细节处不一致，那么到底哪一处记载更为准确呢？

先来看籍贯，《民国遂安县志》卷一“乡落”载：“环遂之壤而统于县。县治之外皆谓之乡，乡有六。近郭者为隅，隅有四。远郭者为都，都有十八。”此处“郭”，指的就是遂安县治（城）狮城。可见，当时的县域范围均由县里统一管辖，县城之外的叫“乡”，全县有六个乡；靠近县城一带的叫“隅”，分为四个隅。远离县城的叫“都”，有十八个都。由此可知，“隅”为狮城城郊一带，所谓“四隅”即第四隅；另据“都图：康熙初，十八都编为六十图。一都在县东，为图二。二都在县东，为图二……十八都在县东北，为图三。城曰四隅，为图六。今因之。”明清时，基层建有乡都图制，县下设乡，乡下设都，都下设图，隅与都为同一层级。可知“隅”不仅仅指狮城城郊一带，还应包括狮城城区。方逢年为四隅人，那么他不是狮城城区人，就是城郊人。若说方逢年是狮城人，大抵也是不错的。

关于方逢年获得进士身份的时间，《明史》称方逢年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而《民国遂安县志》等地方志载其为天启二年（1622）进士。查相关志书，万历四十四年严州府并无人考中进士，而天启二年严州府共有四人中榜（文震孟榜），两人为建德人、两人为遂安人。两位遂安人，即方逢年和汪乔年，分别为廷试二甲第四名和第六名。除一甲状元、榜眼、探花三人外，廷试二甲第四名和第六名也就是廷试总第七名和第九名，如此优异成绩引人注目。结合天启四年（1624）方逢年被授予编修判断，方逢年是天启二年进士似乎更为合理，《明史》记载应为有误。

与方逢年同榜为进士的汪乔年，字岁星，十四都汪家桥（今汾口镇汪家桥村）人。崇祯十四（1641）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取河南，总督傅宗龙在项城战死，朝廷任命汪乔年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制三边军务。次年二月，汪乔年兵败襄城，“被执，公（指汪乔年）骂不绝口，贼割其耳鼻，磔尸而去”（毛际可《汪总制公逸事记》）。如今，汪家桥村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均要举行“晒圣旨”活动，所晒的圣旨就是天启六年（1626）明熹宗颁发给汪乔年的圣旨原件，内载汪乔年任刑部官员的政绩及封妻宜人的恩赐。时空变幻，加之狮城已淹没于千岛湖湖底，方逢年的后人又不知移民至何方，所以尽管方逢年累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职级明显高于汪乔年，但在民间的知名度却不如汪乔年。

（二）

明清时，殿试后一甲三人可直接授予翰林院官职，状元为编撰，从六品；榜眼、探花为编修，正七品。二甲、三甲新科进士，则要从中选取文学、书法优等者进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主要学习经史书法政务，包括政务处理、文书撰写等技能，负责起草诏书、为皇帝讲解经籍、讨论朝廷事务等。学习期一般为三年，学习期满通过“散馆”考试后，优异者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职，其余则授予给事中等职或外放任地方官。在翰林院学习的，就叫庶吉士。方逢年为二甲进士，所以有机会被选为庶吉士，这说明其文学书法优异。现浙江博物馆藏有一幅方逢年的草书轴《兰陵美酒郁金香》，笔势遒劲。

天启四年（1624），方逢年翰林院学习期满，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同年，他以翰林院编修身份主持湖广乡试。因他在策论考题中有“巨珰大蠹”（“珰”为汉代宦官帽子的装饰品，后成宦官的代称；“蠹”，意为蛀虫。“巨珰大蠹”，即权势巨大的太监是国家的巨大蛀虫）等语，并且还说“宇内岂无人焉？有薄士大夫而觅皋、夔、稷、契于黄衣阉尹之流者”（皋、夔、稷、契，上古时代辅佐群王的著名贤臣；黄衣指太监穿的衣服，阉尹即太监头领），该句的意思是，难道天下就没有贤能的人才了吗？竟然有人轻视士大夫，反而想从那些穿黄衣的太监之流中去寻找像皋陶、夔、后稷、契那样的古代贤臣。所以当时正权势熏天的魏忠贤看到后，感到非常愤怒。随即，方逢年便遭到了魏忠贤的报复，被削职为民。由此可以看出，方逢年是一个不喜逢迎、性格刚直的人。

几年之后，方逢年被重新起用。根据《明史·列传》卷一百四十一“方逢年”中的记载，崇祯皇帝即位（1628）后，方逢年历任右庶子、经筵日讲官（为皇帝讲读经史），南京国子监祭酒，少詹事、礼部右侍郎，重修光、熹二宗实录副总裁。崇祯十一年（1638），他应诏推举汪乔年为处理边防事务的军事人才。不久，方逢年又升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辅佐皇帝处理国家大事。

明初，朱元璋废丞相，设殿阁（如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作为顾问。因大学士常驻文渊阁办公，故形成“内阁”统称。永乐以后，内阁逐渐成为中枢决策机构，皇帝将奏章交内阁，大学士阅读后附上处理意见（用小票墨书贴于奏疏面进），称为“票拟”。这相当于掌握了政务决策权和起草权，权力极大。若是首席大学士（“首辅”），权势堪比宰相，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如明中后期的内阁首辅张居正。

进入内阁的候选人通常需在六部担任过尚书、侍郎，或是曾在地方担任总督、巡抚等的封疆大吏，再者就是皇帝身边的近臣（如日讲官、经筵讲官等）。因此，内阁大学士通常兼任六部尚书、侍郎等职。明代还有一条不成文的铁律，即“非翰林不入内阁”，内阁大学士均出自进士，且多为翰林院出身。方逢年系科举进士，为翰林院编修，又在礼部担任要职，并且曾是崇祯皇帝身边的近臣（经筵日讲官），所以进入内阁就不足为奇了。

崇祯十一年（1638）冬天，刑科给事中上奏，摘录并弹劾了一些尚未结案的案件（或官员）。方逢年认为，那些犯贪赃营私罪的人，有的本人已死，家产也已抄没，他们的亲属因此受到了牵连，且株连甚广。为此，他提出了从轻处理这些亲属的意见并上报。但是，当时崇祯皇帝正想给刑部尚书刘之凤定罪，因而责备方逢年处理疏忽。迫于皇权，方逢年只能“引罪”，承认自己的罪过，被罢免官职，遣返回乡。《民国遂安县志》说得较委婉，说方逢年是“谢政归”，即自己辞职返乡。此时距他进入内阁，仅仅过了七个月时间。

崇祯皇帝之所以要怪罪刘之凤，是因为刘之凤没有领会他的意图，未完全按照他的旨意办事。在荆可栋贪污案之前，刘之凤曾上奏：“自今狱情大者，一月奏断，小者半月。赃重人犯，结案在数年前者，大抵本犯无髓可敲，戚属亦无脂可吸。祈悉宥免，全好生之仁。”（《明史·列传》卷一百四十四“刘之凤”）众所周知，崇祯时明王朝已是病入膏肓，积重难返，但崇祯皇帝是一位非常有抱负的皇帝，梦想在他的带领下再度引领明王朝进入强盛的时代。他以雷霆之势惩治贪腐，手段严苛，导致无辜者牵连甚广。这就是刘之凤向崇祯皇帝提出“祈悉宥免，全好生之仁”的原因。所以，尽管刘之凤上奏后，崇祯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但内心已对他产生芥蒂。方逢年不合时宜地提出与刘之凤相同的建议，自然而然会受到崇祯皇帝的斥责。

（三）

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后，明宗室先后在南方建立了一些地区性政权，包括福王弘光政权、唐王隆武政权、鲁王监国政权、唐王绍武政权及桂王永历政权，以延续明祚。这些政权前后历时十八年，史称南明政权。

1644年5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建立弘光政权。1645年5月，清军攻陷南京，不久福王被俘，次年死于北京。福王虽恢复了方逢年的官职，但并未征召他入朝。

1645年6月，鲁王朱以海在浙江绍兴以监国身份（并非直接称帝）建立了政权，方逢年“晋文渊阁”。次年（顺治三年，1646）五月，绍兴被清军攻破，鲁王乘船出海逃亡。鲁王曾多次征召方逢年，并且听从他的建议，确立了“鲁监国”的称号。绍兴被攻破后，由于追赶鲁王不及，情急之下方逢年与鲁王手下将领方国安向清军投降。

与鲁王绍兴政权建立的同时，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郑成功之父）等人的拥戴下于福州称帝，建立了隆武政权，“拜方逢年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1646年8月，隆武帝朱聿键在福建汀州被清军射杀，隆武政权灭亡。此前鲁王朱以海失败后，方逢年曾用腊丸密封信件，与福建隆武政权暗通款曲。隆武帝死后，方逢年密信被发现，清军将其杀害，一说方逢年死于福建延平，又一说死于浙江衢州。

关于鲁王兵败及方逢年暗通隆武之事，《南明史》（卷七十八）似乎记载得更为详尽：“绍兴陷，王航海，护从不及，走台州，与士英、国安以残兵数千请入闽，不许。道遇清兵，急入善法寺。将自经（通“尽”，“自经”即自尽），被执。不得已，与国安同降。已至仙霞岭（浙闽两省交界处的一条巨大山脉，系两省之间的天然屏障），蜡书上言与国安等十三人谋迎驾，清且入闽，宜早为备。及延平陷，清搜龙杠（指隆武帝的仪仗棺椁），得其蜡书通闽状，与国安同死，妻子给各营为奴。”

网络上多有方逢年的相关资料，但不知其出处，无法核实真伪，好在多为影印本，故可信度较高。综合这些资料信息，可以大致了解方逢年其人：方逢年字书田，号狮峦，狮城人，生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其生卒年大概应为1597至1646年，享年50岁，著有《雪涤斋集》。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邹楚环 汪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