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库淹没前的应家坎及周边南山、雉山相关地名图（作者自绘）

淳安老县城图中位于城西的应家坎上（作者自绘）

蒋建坤

地名“贺城”

县西古城基，是贺齐城的外城遗址。由于长期被视为贺齐城的古遗存，县西古城基一带的地名也就直接被命名为“贺公城”“贺城”“古城”。元代，县西贺城一带曾是众多名儒往来讲学的重要地点，被称为“三贤旧里”。

“三贤”即元代孝子姜兼、翰林吴暾、举人夏溥这三位淳安名士。三人关系密切，为一时儒林佳话。乾隆《淳安县志》卷三《冢墓》载：“三贤墓，在县治西古城，合葬孝子姜兼、翰林吴暾、举人夏溥。”《姜氏孝子大民公派宗谱》卷九《列传·孝一公列传》载：“传曰，青溪古城，处邑西偏，乃水陆行征一大都会，昔为三贤旧里，固不特贺山阴（即贺齐）之形胜已也，人争处其间。”

三贤之中的吴暾，其所属“贺城吴氏”是较早迁居县西贺城的姓氏。据《延陵吴氏宗谱》卷一中《迁居分派考》《福善堂记》等文献记载，该支吴氏始迁祖吴超，歙县金竺人，曾为海宁令，在秩满归乡之际，因唐末黄巢起义军扰掠徽杭等处而避居于青溪县（即淳安县），卜基于西隅贺城，谱名“贺城吴氏”。吴暾曾于元至正五年作《贺城吴氏宗谱序》。《延陵吴氏宗谱》卷一中《是思轩记》记载：“淳安为县，始自贺齐封郡建邑，号曰贺城。后有吴氏祖居焉，世有闻人。”卷一中《福善堂记》又有：“凡（县）治之东西，罔不纵观，争秀竞爽，甲于他邑，而灵淑攸钟，莫胜于西隅。西有旷地数十丈，名曰贺城。”

吴超卜居此地后，筑室两旁，并构造家庙福善堂。元末战乱，吴氏族人多外迁，其后裔散居于城外的五龙源钟山（即五坑）、二都慈溪（即普慈）、锦溪（即世家畈）、仙塘（即驮坞里）等地。明弘治十六年（1503），淳安知县陈渭将按察分司署（即宪司）移徙城西南隅。此时吴氏家庙福善堂已坍圮仅存堂基，吴氏族人同意将堂基土地交给官府以帮助建造宪司,“有司相与吾族明言，堂基作助。吾祖等嘿然难语，良久许之，吾之堂遂改称王宫”。

“王宫”是以土地助入王（皇）家官府而得名。由此，在“贺城”区域内又出现有小地名“王宫（或作皇宫）”“贺城王宫”。如《锦沙陆氏宗谱》卷一《世居志》有“正静居，在县西皇宫之东”。康熙五十年（1711），知县杨廷杰改建为万寿宫，又名讲约所。民国初年，拍卖官产，万寿宫基地（时属环翠门内坊一图）重新为吴氏购得，新建吴氏宗祠——至德堂。这座吴氏宗祠一直延续至新安江水库移民前，具体位置在西门街与应家坎上的路口处，是“贺城”与“贺城吴氏”的重要见证。

元代的夏氏是县西贺城著名的书香门第。三贤之中的举人夏溥，在《淳安县志》中收录有其所作的《梅隐轩记》。夏溥与孝子姜兼有亲属关系，且曾为姜兼的父亲姜淳（字希古）撰写墓志。《姜氏孝子大民公派宗谱》卷四有《希古公偕汪孺人墓志》，落款“眷侍教生大之夏溥拜撰”。据此可知，夏溥，字大之。“大之”之名，见于《淳安县志》“夏希贤”的传记。夏希贤，钱时弟子，号曰自然先生，前文提到的“齐城书舍”即其讲学旧址。据光绪《淳安县志》卷十《儒林》“夏希贤”载，“（夏希贤）子清之、大之、潜之，皆承家学。大之领至治三年乡荐，尤明易象春秋之学，掌教安定书院，士多归之。长于诗，授新安赵汸诗法。”可见，夏溥是夏希贤的次子，曾掌教书院，为一代学者。

值得一提的是，钱时与吴暾、夏希贤的关系都非常近，其所作《月夜游南山记》“渡浮梁而西，岿然崷崒乎江渚曰南山，贺城之奇观也”中的“贺城”，不排除是受了弟子的影响而特指县城城西的可能。文中“南山”的位置，位于古浮桥之西，正好就是县城西门江岸的正对面。

三贤之中的孝子姜兼，曾受业于夏溥门下，本为县东南卢溪（原向莘乡滩下村）人士。元代，姜兼之父姜淳为县学廪生，“性嗜学，早入宫墙，尝课文讲学，与邑之名公巨卿及四方高士相往来，寒暑不易，人已相忘。溥（即夏溥）与吴进士暾亦与焉。始以其子廉、熹、兼及门受学”。姜淳、姜兼两代人在县西贺城受学、交游，与吴氏、夏氏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因此，姜兼长子姜宣（行孝一，号开源）由卢溪正式迁居贺城，是为该支姜氏古城派。《姜氏孝子大民公派宗谱》卷八《迁派》“六十五世古城派”载“本祖长派孝一公，系兼公长子，居淳安西门，其地旧名贺公城，故云古城。”

正是姜氏宗谱的这段记载，将“贺公城”与“古城”之名明确地联系在一起。“贺公城”“贺城”为旧名，后演变成了“古城”。因此，在明清时期，县城西隅设有古城庄。不过到了此时，古城一带多为应氏居住，吴、夏、姜诸姓逐渐式微。在光绪《淳安县志》卷九《续纂忠义》有应尔穀、应炯奎、应万源等多名“古城庄人”。《县志》卷四《故迹》还有：“古城书舍，在城西，应颢建。”古城庄又有派生地名古城墈。乾隆《淳安县志》卷三《冢墓》载应与权墓在“环翠门内古城墈”。墈（kàn），《康熙字典》解释为“俗谓土突起立者为墈”。“古城墈”应该是结合了突起的古城基地形而派生的地名。其来源，应是更早的“贺城墈”。原妥桥乡《青溪程氏宗谱》记录其元代先祖“程齐贤”妻童氏的墓址在“三十五都十保贺城墈癸山丁向”。

至迟到民国时期，因应氏已成为这一带的主要姓氏，占据了整个城西一角，谚语有“方半县、邵半城、应一角”之说，“古城墈”再次俗化为了“应家墈”。据民国二十九年（1940）五月的《淳安县现有乡镇保甲编组情况调查表》，淳城镇第八保有应家墈、应祠边、西门内等小地名。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新安江水库移民前夕，又进一步演变为应家坎或应家坎上（应家堪上），直至淹没水下而废弃。

综上，在淳安老县城西门一带，因有贺齐所筑郡城的县西古城基，在元以前产生了小地名“贺城”（有派生地名“贺城墈”），明清时期演变为“古城”（有派生地名“古城墈”）。至迟在民国时期，以应姓居多进一步改为“应家墈”（应家坎、应家坎上），“古城”之名最终消失。这一地名演变脉络非常清晰。

淳城与贺城

淳安老县城，虽源自贺齐所筑的“贺城”，但至明清时期，“贺城”之名已基本不再使用，其产生的相关地名也仅指城西古城庄一带，并不用于称呼当时的县城。检阅这一时期的家谱、旧志等文献，多以“淳城”“在城”“在坊”“县市”“在市”等词描述县城区域。

其中，由“淳安城”简化来的“淳城”之名广为流行，并最终在民国时期采用到正式的行政区划命名中。民国十年（1921），全县划分为10区，辖263村里，城区首次设立“淳城里”。民国十九年（1930，一说民国二十一年），改村里制为乡镇制，以县城及周边区域正式设立“淳城镇”。这一镇名一直延续至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化被改为城镇公社。不久，新安江水库（千岛湖）蓄水，老县城淹没水下，彻底废弃。为与排岭新县城相区别，淳安老一辈移民多称老县城为“老城市”。

然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自近代以来传承有序的“淳城”“淳城镇”之名，在老县城废弃二十多年后，突然更改为“贺城”这一早已不再使用的复古名称。何以如此？

见证这一突然转变的县老干部应树芳在其所著的《千年淳安古县城》中写到：

我的同乡、同学、老师都有口头或来信称：县城称“贺城”从何说起。我的同乡又是老师周孔亮来信说:“县城何时称‘贺城’，这点不符合历史实际，你今后再写文章或者著书，应写淳城，再不能出现‘贺城’两字。”经过认真回忆和查找有关资料，他们说的都是对的。记得从我知事时，县城一直称淳城镇。

……我从小在县城长大，确实没有听说过“贺城”。那么，为什么书里会出现“贺城”两字。原因很简单，我参照《淳安县地名志》《淳安县志》的。我认为，这两部志经过组织多次审稿，总不会错。

根据应树芳的记述，“贺城”之名确实原本没有人使用。他个人后来使用“贺城”之名完全是因为参考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修的《淳安县地名志》《淳安县志》。这一现象应该很有代表性。

这两部志书，以《地名志》较早。通过查阅分析1984版《淳安县地名志》，可以很明显地发现，这本书在有意识地回避“淳城”及“淳城镇”的相关记载。经粗略检索，全书几乎没有出现“淳城”及“淳城镇”这一移民前曾广泛使用的正式地名。在“排岭镇”条目下，遗漏水库建设前的早期沿革，与其他公社的简介体例不符；将淳安老县城大量括注为“贺城”；在其复制的《淳安、遂安县（1951年）行政区划图》中，又将当时实际存在的淳城镇略写为“城镇”；在“照片选辑之一”中将老县城照片的图注标为“原淳安县贺城镇全景”，生造了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贺城镇”。

然而，如此重大的改变，全书却并没有明确说明缘由。仅仅是在《淳安县沿革考》中对“贺城”做了一个小小的注释：“明代《嘉靖淳安县志》载：‘郡城’，清代《续纂淳安县志》载有‘贺城’，城池座座落灵岩山（即龙山）西南麓，二志注脚雷同。相传，‘此城呈牛形，故不筑墙垣；因牛于栅，风水相克。于民有碍。’诚然，此说不可信；不过，淳安老城自古没有城墙，这倒是事实。”这一注释不仅忽略了《县志》此处指的是“古迹”，而且对“淳安老城自古没有城墙”的判断也是错误的。

相比之下，1988年《淳安县民政志》则实事求是，在行政区划等内容中如实写出了“淳城”“淳城镇”等旧地名。在1990年版《淳安县志》中，虽然也提到了“贺城”，但仍以“淳城”为标题名称。

以上可推测，真正改“淳城”为“贺城”的，其实是1984年版《淳安县地名志》。而这部书作为淳安县第一部地名专志，在地名方面有着很大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在其影响下，后续的一大批文章、著述相继采纳了这一复古名称，“贺城”遂逐渐取代“淳城”，成为当今的主流。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邹楚环 汪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