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安锦山秀水，文人辈出。唐代著名诗人、散文家皇甫湜、皇甫松父子，开创一代新安文学；“名传千万里”的唐朝诗人方干，是延续唐、宋、元、明数代的“睦州诗派”的先驱者；北宋方訚、方闳和方闻，学识渊博，被时人誉为“两浙三方，天下无双”；明代“三元宰相”商辂，使淳安成为封建科举时代的标签，也使淳安文学焕发光彩；清代的“浙中三毛，文中三豪”之一的毛际可，也以独具佳绩走进淳安文学发展的视线，如此等等。风光旖旎的新安江，吸引着无数外来文人与淳安山水结下不解之缘，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文佳构。淳安文学就在这样的历代时空背景下展开，显得熠熠生辉。

　　本栏目将逐一推出这些历代文人的文学赏析与分析，以及淳安文学历史演变和发展的相关研究，让我们一起领略这些穿越时光，依然宏博伟丽的文化之光。

　　皇甫湜是唐代散文家、诗人，是淳安文学的代表性作家。

　　皇甫湜（777—835），其《谕业》一文总结文学创作经验，有《皇甫先生文集》传世。文体涵盖论序、制策、书记、碑铭等，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刘新征的《皇甫湜研究》一书对皇甫湜研究较为深入，颇有启发。

　　文学思想以及其来源

　　皇甫湜的文学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顾况诗集序》《谕业》《韩文公墓志铭》《答李生》（三书）和《题浯溪石》等诗文中。皇甫湜的散文，既有直接说论、平易畅达的一面，也有超卓奇特、崇怪尚奇的一面，其中后者表现更为突出。刘熙载在《艺概》中云：“皇甫持正论文，尝言文奇理正。然综观其意，究是一于好奇。”皇甫湜文学风格主要体现在“求奇尚怪”。他所关注的对象特点都是非常不一般的。他标举“求奇尚怪”，重视艺术上的奇创具有一定合理性。

　　皇甫湜在《答李生三书》中回答为文主张奇怪的问题时指出：“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众，出众则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铿于乌鹊，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他强调精义内充则英华外发。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文奇理正”“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的观点。他说：“谓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谓不如常者。谓不如常，乃出常也。无伤于正，而出于常，虽尚之亦可也。此统论奇之体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他，言之华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务奇，然亦无伤于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难也。”皇甫湜认为文章的作用在“通理”；文之所以可以“奇”，是因为“无伤于正”；文奇而理正。

　　皇甫湜的“求奇尚怪”思想来源有三：一是针对中唐文风的流俗通病而发，他说：“近风教偷薄，进士尤甚，乃至有一谦三十年之说，争为虚张，以相高自谩。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为老兵矣。笔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已骂宋玉为罪人矣。书字未识偏旁，高谈稷契；读书未知句度，下视服郑。此时之大病，所当嫉者。”二是深受韩愈影响。他在《题浯溪石》诗中对韩愈推崇备至：“退之全而神，上与千载对。”韩愈在《答刘正夫书》中曾规劝他说：“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足下家中百物，皆赖而用也。然其所珍爱者，必非常之物，夫君子于文，岂异于是乎？”于是皇甫湜秉承韩愈思想影响，在创作方面有了自觉追求，形成独具一格的“奇崛”风貌格调。正如清四库馆臣评皇甫湜时所论：“其文与李翱同出韩愈，翱得愈之醇，而湜得愈之奇崛。”皇甫湜为文奇特得之于韩愈的“奇崛”思想影响，同时也用同一思想来评说顾况和韩愈。他在《唐故著作左郎顾况集序》中称顾况之作“骏发踔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肋，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最为快也”；在《韩文公墓志铭》中称韩愈之作“鲸铿春丽，惊耀天下”。三是皇甫湜的“奇文”主张与“奇崛”实践，与他自身的狂躁傲物的个性特征密不可分。

　　皇甫湜所追求的 “求奇尚怪” 的思想内涵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皇甫湜认为只有用自身的不断积累达到“内外兼修” 才能写出真正的“奇文”。他在《谕业》中说：“逍遥游曰：‘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必聚粮。’此言务远则积弥厚；成安君曰：‘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此言持不实则危。一则寓论，一则武经，相发明其义符也。故疆于内者外必胜，殖不固者发不坚。功不什倍，不可以果，志力不兼两，不可以角敌。”其实皇甫湜喜欢的那些“奇崛”文章古已有之，源远流长。皇甫湜在《答李生第二书》中说：“秦汉以来，至今文学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其文则奇，其传皆远。”

　　其次，皇甫湜“尚奇”并不只流于形式，在内容上也强调 “意新”。他在《答李生第一书》中说：“幸察，来书所谓今之工文或先于奇怪者，顾其文工与否耳？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 在他看来，奇就是不同于一般、平庸、流俗，是标新立异的。奇崛就是一种创新层面上的具体显现，并且这种创新不是有意而为之，而是出于自然。他认为“奇” 是艺术表现的出奇制胜，它并不妨碍内容的“正”，完全可以通过“奇”的艺术表现达其“正”的内容。

　　皇甫湜在自己的创作中较好地体现了“求奇尚怪”的主张。即如《谕业》一文品评唐代散文家风格特色，既体现了他的文学主张，又体现了他的行文风格。原文如下：

　　夫比文之流，其来尚矣。自六经子史至于近代之作，无不详备。当朝之作，则燕公悉以评之。自燕公已降，试为子论之。燕公之文，如楩木楠枝，缔构大厦，上栋下宇，孕育气象。可以燮阴阳而阅寒暑，坐天子而朝群后。许公之文，如应钟鼙鼓，笙簧磬，崇牙树羽，考以官县，可以奉明神，享宗庙。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白甲，延亘平野，如云如风，有貙有虎，阒然鼓之，吁可畏也。……

　　皇甫湜在文中评价李邕、贾至、李华、独孤及、杨炎、权德舆、韩愈、李翱等的文章，用比喻、拟人等多种艺术手法加以刻画表现，语言精警，形象生动，文采斐然，具有奇崛之美，令人为之拍案叫绝。

　　皇甫湜的文学主张与其创作是相辅相成的，他的“尚奇”主张与实践，充实了当时古文运动的思想及理论基础，也推动了中晚唐古文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创作概况与特点

　　皇甫湜留下诗作主要有《出世篇》《题浯溪石》《石佛谷》三首，其中《石佛谷》被认为是误收他人之作。其中《出世篇》写道：

　　生当为大丈夫，断羁罗，出泥涂。

　　四散号呶，俶扰无隅。

　　埋之深渊，飘然上浮。

　　骑龙披青云，泛览游八区。

　　经太山，绝大海，一长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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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世篇》是讽世之作，其中“下顾人间，溷粪蝇蛆”等诗句，写得怪诞艰涩，故作高深，与其奇特个性及“尚奇”主张密不可分。《题浯溪石》为论诗之作，指出元结作品奇崛独创的特质，以及陈子昂、韩愈、李白、杜甫等的诗作特点。

　　皇甫湜散文作品体式多样，内容丰富，共分六卷。第一卷为杂著，其中赋有《东还赋》《伤独孤赋》《醉赋》《鹤处鸡群赋》《履薄冰赋》《山鸡舞镜赋》6篇，另有《春心》，从文句看应属于赋。其中《鹤处鸡群赋》《山鸡舞镜赋》，为托物言志；《履薄冰赋》《醉赋》，告诫自己及读者要有谨慎的人生处世态度；《伤独孤赋》，为悼念亡友之作；《东还赋》和《春心》，抒写厌倦羁旅漂泊和思念家乡、亲人的感情。另有歌行体《出世》一篇，流露出出世的道家思想；议论文《明分》《公是》，分别批判因人而议论是非和颠倒黑白的社会弊病；《谕业》，为论文章写作之道；《寿颜子辨》，认为儒家圣贤颜子精神不灭，因而是真正的长寿；《悲汝南子桑》，为朋友英年早逝的贤而不寿而悲痛、为善恶颠倒的天命而愤懑。第二卷为论序，有《夷惠清和论》等4篇论和《送邱儒序》等5篇序，序中4篇为赠序，《唐故著作佐郎顾况集序》为文集序，它们包含了皇甫湜的王朝正统观、人性论思想、史论思想、反佛思想和文论思想。第三卷是制策，收录了元和三年（808）皇甫湜直言极谏贤良方正直高第的对策文，体现其政治思想。第四卷为书，有向皇帝进谏的《论进奉书》，有干谒求进的《上江西李大夫书》，有向朋友诉衷肠的《答刘敦质书》；另有指教后学、体现其文学思想的《答李生三书》。第五卷为记，《朝阳楼记》《枝江县南亭记》为名胜记；《吉州刺史厅壁记》等 4篇厅壁记，在对比之中对能干、廉洁的官吏进行歌颂。第六卷为碑铭，《韩文公神道碑》《韩文公墓志铭并序》，盛赞韩愈的功业与道德文章；《祭柳子厚文》，对柳宗元“声华籍甚”的文名和大起大落终于贬死蛮荒的不幸遭际深表同情；《庐陵香城寺碣》《护国寺威师碣》，流露了对僧人的赞美；《狼石铭》，写秦始皇行暴政而灭亡给人们的警示；《让风》，写风力既能助人也能阻人，抒发对其到底有知无知的迷惘。

　　皇甫湜曾得到顾况、韩愈等的提携。初出茅庐的他曾带着诗文拜谒著作佐郎顾况，并在《唐故著作佐郎顾况集序》写道：“以童子见君于扬州孝感寺。君披黄衫，白绢鞳头，眸子了然，炯炯清立，望之真如白圭振鹭也。即接欢然，以我为扬雄、孟子，顾恨不及见。”顾况发现他言辞犀利，气势雄奇，恍如扬雄、孟子出世。韩愈与皇甫湜的师生情谊极其深厚，韩愈在《寄皇甫湜》诗中写道：“敲门惊昼睡，闻报睦州吏。手把一封书，上有皇甫字。折书放床头，涕与泪垂泗。昏昏还就枕，惘惘梦相忆。悲哉无奇术，安得生两翅。”他时时提携皇甫湜，并在内心坦言：“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而不及持正（皇甫湜）。”韩愈还特意嘱托皇甫湜替自己写墓志。

　　皇甫湜重视与顾况、韩愈等的深厚情谊，曾写有《唐故著作佐郎顾况集序》《韩文公墓志铭》《韩文公神道碑》《祭柳子厚文》等文，体现了对顾况、韩愈、柳宗元等的追怀与尊敬。

　　影响与评价

　　对于皇甫湜文学地位的评价，通常集中在三方面：

　　首先，是严州唐代文学中最有影响的三大家之一。

　　乾隆癸酉（1753）举人、华亭知县郑濂认为，皇甫湜是严州唐代文学中最有影响的三大家之一。郑濂在《严州府志载唐文苑十余人，尤著者为皇甫湜、方干、李频，各系以诗》中的《皇甫郎中持正》写道：“《涉江》一作几人同，具体昌黎济溺功。只以碎文怜漫叟，独将遗集许逋翁。里氓尚走郎中社，家训犹闻大隐风。记弄日珠摩月镜，雉山终古秀空濛。”诗中认为《涉江》是皇甫湜的代表作。白居易曾说：“持正奇文甚多，《涉江》一章尤著。”（《哭皇甫七郎中湜》）皇甫湜完备地体现了韩愈的文学主张。郑濂在此诗中，概括介绍了皇甫湜在《题浯溪石》诗中赞扬元结的著作和为顾况集作序，并写到皇甫湜子皇甫松《大隐赋》文字绮丽，为时人称颂，并引皇甫湜《出世篇》中“西摩月镜，东弄日珠”之句，以及淳安名山雉山作比来评价其历史地位与影响。

　　其次，是淳安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六先生”之一。

　　刘世宁、马文炳认为皇甫湜是淳安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六先生”之一。“六先生”指唐皇甫湜，宋钱时、方逢辰，明商辂、海瑞，清史可证。其中前四人为淳安籍文学家，后二人为淳安县令。

　　乾隆十八年（1753），淳安知县刘世宁在《六先生咏》之《皇甫侍御》中写道：“有唐三百年，文章成一代。萧李及张苏，渐次开芜秽。三变得昌黎，卓荦迈流辈。侍御生同时，拔戟成一队。永和策贤良，声名冠廷对。裴相福先碑，酬字以继赉。其论进奉书，委婶含慷慨。因缘为赃私，灼见讦臣肺。吉州刺史厅，庐陵刻石记。余素所服膺，宝贵等珠琲。何止序顾集，为足传海内。乃知经世篇，强半犹韬晦。论世知其人，恍若聆声咳。岂以不羁评，谓足定梗概”（原注：皇甫湜有《吉州刺史厅记》，又有《庐陵县令厅壁记》）。乾隆二十年（1755），淳安知县马文炳在《六先生咏》诗中写道：“皇甫文章昔共传，笔花落纸烟云起。慷慨常存经世篇，梗概难评称绝艺。”

　　再次，是韩愈“古文运动”的追随者。

　　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以韩愈和柳宗元为代表，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为了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把明道放在首位，韩愈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而柳宗元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韩愈面对时人的非难和嘲笑毫不动摇。他“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不断壮大古文运动队伍。皇甫湜与李翱、李汉等作为韩愈学生，转相传授，推动古文运动开展，以自己的创作主张和实践积极呼应和推动韩愈古文运动。白居易在《哭皇甫七郎中湜》诗中，以晋代隐居不仕的皇甫谧、东汉性刚傲物的祢衡比况皇甫湜：“志业过玄晏，词华似祢衡。多才非福禄，薄命是聪明。不得人间寿，还留身后名。涉江文一首，便可敌公卿。”

　　皇甫湜作为淳安早期的文学家，其地位与影响是具有标杆意义的，成为淳安文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来源《新安文学》）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邹楚环 王志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