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建坤

中国传统文化中，“孝”与“友”乃人伦之根本、风化之源头。因此，表彰孝友，不仅是嘉奖个人德行，更是为了教化乡里，敦厚风俗，维系社会人伦秩序。历代官府多有旌表孝子、友悌之举，地方志书中亦常设“孝友传”，以此彰显地方淳美之风。

淳安旧属严州，古名睦州，取“俗阜人和，内外辑睦”之义（《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五《睦州》），唐宋以来，理学昌明，乡风敦厚。其间以孝义闻于州邑、载于方志者，不乏其人，而“方唐两孝友”尤为后世所称道。这里的“方”指六都源贤茂村的“方彝”，“唐”指七都源唐村的“唐时泽”。二人的孝友之行，给当地留下了“孝养里”“友恭里”两个古地名，成为了一方风俗的榜样，在淳安地方文化史上留下深刻印记。

孝养里、友恭里与钱时《方唐孝友诗》

宋本《新定续志》（又名《景定严州续志》）卷六《乡里》载：“嘉定戊寅，知州郑之悌以其里人方彝事父母孝，名里曰孝养。又唐时泽（原作“詹时泽”，据《严州府志》改正）兄弟友爱终身，名其里曰友恭。”万历《严州府志》卷十七《人物志五·孝友》的记载稍微详细一些：

方彝，淳安人，事父母至孝。嘉定戊寅，知州郑之悌名其里曰“孝养”。唐时泽，淳安人，兄弟友爱终身无间言。嘉定戊寅，知州郑之悌名其里曰“友恭”。融堂钱时为之作《孝友诗》云：“方唐两孝友，表表称乡闾。节目难具道，种种皆吾师。贤哉郑使君，好贤如缁衣。”明太保徐康懿贯有《跋方唐孝友诗》。

南宋嘉定戊寅年（1218年）春，严州知州郑之悌在到任的第二年，听闻淳安县永平乡有两位德行出众的人物：方彝事父母至孝，情文备至；唐时泽兄弟友爱，终身无间言。郑之悌十分欣喜，旌表方彝所居之里为“孝养里”，旌表唐时泽所居之里为“友恭里”。这一举措在当地引起极大反响，甚至传到了隔壁徽州知州孔元忠那里。他把这件事例作为榜样用来勉励治下州县，也去寻访孝义之士以表彰嘉奖。

这一旌表离不开一位名士的悉心发扬。他就是宋代淳安大儒钱时。钱时，字子是，号融堂，人称“融堂先生”，淳安蜀阜人。钱时不是一位深居书斋的读书人。据《宋史》记载，丞相乔行简曾向朝廷举荐他说：“（钱时）夙负才识，尤通世务，田里之休戚利病，当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详究而熟知之，不但通诗书、守陈言而已。”他着重称赞钱时精通世务，尤其对乡间的利弊和社会的是非得失等有很高的见解，不同于一般墨守成规之辈。可见，钱时对于基层民风的教化非常关注，也很有治理的方法。特别是当他知道了方彝、唐时泽这样以孝友闻名的同乡后，便积极寻找机会宣扬二人的善行。正是他把二人的事迹详细禀报郑知州后，得到了后者的大力支持，才有了官府表易里名之事。“方唐之心，两邦君之心也。两邦君之心，天下万古之人之心也”钱时希望以他们二人的事迹唤起严、徽二州之人，乃至天下万古之人的孝友之心，为此，他在事后专门写下了《方唐孝友诗》以美其事。

到了明成化年间，又有淳安蜀阜后贤徐贯（官至太子太保，谥康懿）再次关注到“方唐两孝友”的事迹。他应唐时泽后裔唐得志之请，为《方唐孝友诗》作跋（收入《徐康懿公余力稿》卷五，题为《书融堂钱先生方唐孝友诗后》）；同时，又应方氏后裔方宗政之请，为方氏也专门作了大致相同的跋（收录于《云山方氏宗谱》，此外还作有《楼山方氏族谱序》，收入《徐康懿公余力稿》卷八）。明万历年间，徐贯的同宗徐楚担任万历六年版《严州府志》总编纂。他在前一版弘治府志的基础上，特意把方彝、唐时泽二人补录于《人物志·孝友》列传之中。此后，历代《淳安县志》《严州府志》《浙江通志》均予以沿用，永垂志乘。

方彝与孝养里方氏

方彝，南宋时期淳安县永平乡始新源（今威坪镇贤茂村）人，为贤墓方氏第八世孙。

据贤墓、崇良等地合辑《河南方氏宗谱》卷三《行传考》载：九九，原行十三，讳彝，字叙之，尚礼公长子。公事父母至孝，情文备致。宋嘉定戊寅，知州郑公之悌诣改所居里曰“孝养”。钱融堂先生诗云：“方唐两孝友，表表称乡闾。节目难具道，种种皆吾师。贤载郑使君，好贤如缁衣。”时唐时泽兄弟友爱以友恭闻，冬窝先生（即钱时）《孝友诗》谓彝、泽二公作也。后明太保徐康懿公贯有跋，载府志《孝友传》。国朝雍正四年，县令姚公永先奉文建忠义孝弟祠，祀二十九人，彝公其一焉。祠在崇圣宫右。

关于他的事迹，历代府县志均有大致相同的记载，文字虽然简单，但评价极高。他“事父母情文备至”，也就是侍奉父亲方尚礼和母亲童氏的时候，不仅有发自至诚的情感（情），而且礼节周全（文），内外兼修，堪称乡里典范，正是因其纯孝，才获得了官府旌表，其所居住的乡里改名为“孝养里”。贤墓方氏一族，由此遂以孝为家风之首。其家谱卷九中《家训四条》的第一条就是《务孝悌》：

天地之间，首重纲常，尧舜之道，惟先孝悌。孝也者，所以报其亲也。念人生乳哺之初，劳吾亲以提携之、怀抱之。儿笑则喜，儿啼则忧；儿病则如身病，鞠育顾复，无所不至。及其长也，为之教诲，为之婚娶，复欲为之置宫室、田园，以遗安于子孙。子而贤能则经营，虑其劳苦；子而痴愚则游惰，又虞其废坠。父母之德，真昊天罔极矣！

在这一条家训的最后，还特别指出“吾家有不孝不悌者，皆当鸣鼓而攻之，其毋恕！”对孝悌的要求不可谓不严厉。在这一严格的家风之下，贤墓方氏更以道学传家，人才辈出。其中尤以方登云（号秋堂先生）与方一骥（号松峰先生）最为著称。据家谱《行传考》载：

（方登云），字季升，号秋堂先生，颜公之子。公倡鸣道学，与朱、程齐名。于宋咸淳九年癸酉科贡书魁省元，十年甲戌登黄甲进士，不干仕禄，授江南歙尹，不赴。讲学石兰书院，教授生徒数十余人，皆知名士。所著有《秋堂诗集》行世。

（方一骥），字德翁，号松峰先生……公幼业诗书，阐明经史诸子百家，靡不淹贯。时族以文明者六七人，公独拔乎其萃。屡试科目不利，后官点户淘金，徙歙客授。同宗蛟峰先生为之惋惜。晚年授徒讲学，桃李争光，钟山何景文兄弟皆出其门焉。

贤墓方氏第十世孙方登云，倡鸣道学，讲学于石兰书院，教授生徒数十余人。其后又有第十一世孙方一骥，虽科场失意，却教书育人成就斐然，门下出有进士何景文这样的名士。他死后，与方登云同葬于所居宅后。其墓由何景文立石，举人夏溥书丹，翰林修撰吴暾篆额，都是元初淳安名士，可见其声望之隆。因方登云、方一骥二人桃李满天下，四方士人瞻仰其墓，遂将方氏所居之地由“孝养里”再次改称“贤墓里”。家谱卷九《贤墓里居记》详细记述了这一地名演变：

人由地钟，地实以人传，地灵人杰，两相需也。今贤慕方氏，自魁公始迁以来，旧名贤硕里，继而八世孙彝公以孝显，太守郑公之悌表其里居，曰“孝养里”。宋贤钱融堂辈作诗以传，欣慕不已，故又以“贤慕”名也。后登云公号秋堂先生者出，博学工文，掇巍科，登进士，无意仕宦，讲学构石兰书院。公之从子一骥公号松峰先生，学问渊源，试科目不利，授学生徒，从游日众，后先化育，以故二公之门置身通显者多，至今相传朱、程齐名云。二先生没，卜夜台于里居之后，四方衣冠士往来过其墟，敬其为先贤墓也，而瞻拜之，以切高山仰止之思，因又名其里曰“贤墓”。

“美里芳徽八百年，河南孝养到今传”（河南方氏宗谱》卷九《孝养风徽》诗），从“贤硕里”到“孝养里”再到“贤墓里”，一地更易三名，层层叠加，显示出这支方氏代有闻人、名士众多，更折射出方氏一族以孝道立基、以学问显世的千年传承。

唐时泽与友恭里唐氏

唐时泽，南宋时期淳安县永平乡德教源（今威坪镇唐村村）人，为友恭里唐氏第十一世孙。

据《晋昌唐氏宗谱》卷二《尧卿公支世系图》载：“（唐）时泽，字济叔，行宁四。太学助教，与弟时允公最相友爱，学校呈举，有司疏闻，诏表里曰友恭。时宋嘉定戊寅之春也。公生宋高宗绍兴壬申（1152年），卒理宗绍定辛卯（1231年）。”

他的事迹，方志记载基本与方彝并举。他以与弟弟唐时允友爱终身无间言而闻名。《晋昌唐氏宗谱》载：“吾家时泽公亦能至性纯孝，友于兄弟，受有宋旌表，以友恭里著闻。”其弟唐时允，字信叔，行宁六。二人在家谱中仅寥寥数言，难以知晓细节。但方志中的“友爱终身无间言”七字，已足见其兄弟情谊之笃厚、之恒久。在传统社会，兄弟同居共爨而能终身毫无嫌隙之言，实属难能可贵，是“友”德的完美体现。

唐村唐氏一族是威坪七都源的大族。其家谱自称晋昌望族，其先世自西晋永嘉之乱后迁徙至凉州晋昌（即今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遂为郡望。唐代，先祖唐洙为官于睦州，开始定居在淳安茶园，其后又徙居永平吴下（今威坪镇坑下村染匠家一带，民国有村名大吴下）。到了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年），第十世孙唐尧卿由吴下徙居上庄，是为友恭里唐氏之始祖。第十一世孙唐时泽、唐时允兄弟正是唐尧卿之子。“我友恭里唐氏自十一世祖以友于特闻，宋诏表里友恭，后遂名友恭里唐氏。”（清康熙二十九年《重修族谱序》）

友恭里唐氏后裔繁衍甚广。除了唐村之外，唐尧卿之裔孙还迁居上楼村、英山下（西坡）、坎里、木桥头、洲头上、金银坞等处。还有一支后裔唐相远迁四川仁寿县五皇场，民国时期出有川军将领、二级陆军上将唐式遵。此外，唐尧卿之兄长唐虞卿外迁昌化。唐尧卿弟弟唐舜卿的后代分布在墺川、中央下、吴下、驮碣头（大碣）等处；弟弟唐禹卿迁居梓桐唐家、芹坑等地。

唐氏的友恭家风，同样得到了传承。明代徐贯在《书融堂钱先生方唐孝友诗后》中提到的唐得志，便是唐时泽的“闻孙”。他“少孤，事母孝谨，待其弟友甚”，其子唐冕、唐昺也能继承父志，兄弟之间“怡怡如也”。徐贯感慨道，“方之孝养，唐之友恭，今皆萃于得志之一门矣”。

友与孝并不是泾渭分明的。经过数百年的实践与发扬，方、唐两氏的后人都将孝与友两种美德融于一门，实现了“孝友”的合一。其实，孝与友本质一体，方彝未必不友，唐时泽未必不孝，只是各有所重，故而分表“孝养”与“友恭”。这正应了徐贯的论断：“天下之人，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孝者。方之孝者，必友于兄弟。唐之友者，必孝于其亲。”

后记

南宋时期的严州一带，为朱子学传播重镇，新安文化持续兴盛。朱熹、詹仪之曾论学于瀛山书院。淳安的钱时、方逢辰等皆为东南理学名儒。地方士大夫、朝廷官员不但讲学论道，更重视以乡里善行为教化基础。因此，方彝之“孝”、唐时泽之“友”，能够感动钱时、上达知州郑之悌，并远播徽州，风动邻邦。这绝非偶然，而是新安地区基层伦理秩序与理学教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方彝以孝显，唐时泽以友闻，二人虽非显赫仕宦，却同乡同时，同受郑之悌旌表，同入钱时之诗，同得徐贯之跋。钱时的一句“方唐两孝友，表表称乡闾”名扬古今。历代方志均载录其人其事，以此成为古代官方推崇乡村善治的绝佳标杆。如清雍正四年，淳安县城建忠义孝弟祠，就将唐时泽、方彝列入被祭祀的二十九人之中。

时至今日，淳安威坪的贤茂、唐村一带，虽历经数百年变迁，但“孝养”“友恭”之名仍可在谱牒与地方记忆中见其遗痕。其家族中传承的“孝友”精神内核始终未变。方唐两孝友的故事，不仅是一段地方佳话，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理念的微观实践，也寄托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社会追求宗族和睦、乡里敦厚的社会理想。这种深深植根于乡村的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乡村文化生命力的体现，也是村民精神世界的滋养沃土，更可以成为新时代弘扬文明乡风、赋能基层善治、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源泉。

（本文家谱资料由余林根、方桂平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