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凌红

这是一部个人和声之书。初看时，不得其意，心生倦意。脑海中浮现一句话：很多人，能忍受生活的苦，唯独受不了读书的苦。但转念一想，读书百遍，其义自现。文字里的世界，博大精深。每打开一次，每一遍与文字的擦肩都值得回眸，它会让你更加接近作者，了解自己，慢慢成为你自己。当然，前提是尽可能珍惜时间，利用时间，对话时间。

《文学或者音乐》一书包含了两个命题：文学，或者音乐。两者是相得益彰的命题。在这本书里，余华用《山海经》里的传说，揭示了文本和阅读之间的关系。没有相得之时，这个传说中的鸟“蛮蛮”只有一只眼睛一个翅膀，不能独自飞翔。只有与另一只“蛮蛮”连成一体后才有两只眼睛两个翅膀，然后“相得乃飞”。

余华是一位充满哲思的作家，通过读他以往的书，可以看出关于他“文学理想”的蛛丝马迹。他更在乎事实，而不是看法。他认为如果写作写的只是作家的“看法”，当这样的“看法”没有广度和深度时，那么作品和作家的空间将会受到限制。

他只是否定想法吗？不是的。他暗暗地提出了对于写作的“看法”。他喜欢福克纳，他说福克纳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教会别人写作的作家，他的叙述里充满了技巧，同时又隐藏不见。显然，“叙述里充满了技巧，同时又隐藏不见”，便是余华的“看法”。于是从福克纳到博尔赫斯，从茨威格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川端康成到卡夫卡，从海明威到罗伯—格里耶，叙述的方式或风格屡屡被提及。对于很多作家来说，能够贯穿其一生写作的只能是语言的方式和叙述的风格，在不同的题材和不同的人物场景里反复出现，有时是散漫的，有时是暗示，也有的时候会突出和明朗起来。不管作家怎样写作，总会在某一天或者某一个时期，其叙述风格会在某一部作品里凝聚起来。

因为书中所述，我特地买来了《白象似的群山》和《嫉妒》。看了一圈下来，循着余华的“提示”，似乎找到了两者的共通之处——叙述的精巧之处，都在于对某个心理过程的揭示。当然，除此之外，读者需要解读的弦外之音是文学与音乐的关系。好的文学作品，就是不同的音乐作品。文字的叙述，就是音乐的叙述。

画面打开，这是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大提琴和塞尔金的钢琴。旋律里流淌着夕阳的光芒，不是炽热，而是温暖，在叙述的明暗之间，作者的思考正在细水长流，悠远而沉重。即便是变奏也显得小心翼翼，犹如一个不敢走远的孩子，时刻回首眺望着自己的屋门。这样的画面里，有呈现，有隐藏，有某种叫作“灵感”的东西在流淌。

那么，什么是写作的灵感？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里曾经引用了柏里克利的比喻，这位希腊政治家在谈到那些为祖国而在战争中死去的年轻人时，这样说：“就像从我们的一年中夺走了春天”。

灵感如同春天里的一朵花，像某个音符不经意间击中你的内心。但音乐和文学，有时候可以串场。正如同样的词语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意义是不同的。而同样的音调在不同的人听来，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继而生发不同的情感。就作者擅长的写作题材小说来说，尽管小说可以构建一个庞大的自我国度，但与小说的叙述相比，音乐的叙述需要更多的神秘体验，也就是音乐的听众比小说的读者更多一点天赋。此外，两者的共通点还是少不了“从内心出发”。比如柴可夫斯基，他的音乐是为内心的需要而创作的，他一生都在解决自我和现实的紧张关系。而真正的文学，也是从内心出发，与内心对话，或斗争，或和解，或纠结，或患得患失，或爱恨交织，仍然不舍昼夜，如佳乐绕梁，不绝于耳。

余华在书中坦言：“作家长时期的写作，会使自己变得越来越软弱、胆小和犹豫不决；那些被认为应该克服的缺点，在我这里常常是应有尽有，而人们颂扬的刚毅、果断和英勇无畏则只能在我虚构的笔下出现。思维的训练将我一步步地推到了深深的怀疑之中，从而使我逐渐失去理性的能力，使我的思想变得害羞和不敢说话；而另一方面的能力却是茁壮成长，我能够准确地知道一粒纽扣掉到地上时的声响和它滚动的姿态……”

最难看见的，往往是最真实的事。以心制境，万事可成。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但我们需要清净下来，去抵御时光的侵蚀。孤独，是一种境界，在不被人注视的地方，文学的发生如音符交织，听得久了，如痴如醉，越品越有滋味。

每一本书都有它的可取之处。很多时候，只有当你读得够深，才能打通思维的盲区，打开认知的窄门，更快地抵达远方。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邹楚环 汪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