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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轮《淳安县志》编纂启动之际，翻检首轮、二轮《淳安县志》，发现两书所载原淳安古县治迁徙沿革诸事多有抵牾，诸多历史史实尚难定论，遂搜罗史籍，参酌旧论，为之考辨梳理，以期厘清脉络，正本清源。

　　两轮县志所载县治沿革存在分歧

　　1990年首轮县志的大事记、建置沿革及附录《雉山县治考》记述，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贺齐平黟、歙山越之乱，分歙县东叶乡为始新县，置新都郡，郡治、县治同在新定里（原威坪）。次年（三国），贺齐另筑郡城（贺城），始新县治随即迁至郡城东侧附廓。唐武周神功元年（697年），睦州州治迁徙建德，新安县治迁入贺城（州治）。依据此说，威坪作为始新县治仅历时两年。

　　二轮县志的大事记、建置沿革及附录《始新县治考》记述，建安十四年（209年），贺齐筑贺城，郡治迁入。始新县治依旧留驻新定里。至隋朝大业三年（609年），新安县改雉山县，县治才自威坪迁徙雉山下，改睦州为遂安郡，郡治仍设贺城。唐神功元年（697年），睦州州治徙建德，新安县治才迁入贺城。依据此观点，威坪作为县治存续时长近四百年。

　　综合两志分歧，衍生出淳安古县治三种说法：一为治威坪（新定里），二为治雉山（雉山下），三为治淳城（淳安老城）。两志论断各引典籍为据，众说纷纭。按理说，《始新县治考》是对《雉山县治考》的纠错辨正，应当予以支持。但在通读两篇专项考证文稿之后，特别是查看了一些历史文献典籍原文及相关记载后，觉得《始新县治考》并未纠正之前的一些错误，反而在一些论证和结论中存在不妥之处。在对相关资料大量考证之后，总体上更倾向认同首轮县志与《雉山县治考》所持观点。

　　始新县治早迁郡城（贺城）的史证

　　《雉山县治考》的核心论断是“次年始新县治随迁（郡）城东附廓”，也就是郡、县治同城，未曾长久分离。其立论依据详实确凿，史料层级高远。

　　其一，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明确记载，三国吴时贺齐立始新之府于华乡（叶乡），后“移出新亭”。书中亦记述浙江支流绝溪（六都源或始新源）出始新县西，东经县故城南。足以证实至北魏时期，始新县治威坪（新定里）已然成为故城，县治早已迁出此地。

　　其二，唐永徽三年（652年）睦州司马沈成福所作《议移州治疏略》直言：睦州州城俯临江水，附郭雉山县，置（治）在州东，更甚卑下。此文为唐代当朝公文，不仅说明县治具体位置，而且指出地形地势，是州城东侧。这篇疏文，直接佐证唐代雉山县治紧邻州城，与郡、县治在雉山对处的记载相呼应，同时也否定了旧志中雉山县治在郡治南（西南）二里（一里）雉山下的说法，因为雉山在新安江南，治署不能坐北朝南，而且平地比较狭窄，不宜选为治所，尤其是隋大业三年（607年）至唐永徽三年（652年）仅隔45年，短时间中再次迁建县治不合情理。

　　其三，南宋淳熙二年罗愿《新安志》记载，汉末建安年间置新都郡，立府于始新，今（南宋）严州淳安县治是其故址，也就是南宋时的淳安老城为始新县治。

　　其四，明成化四年商辂《重建西庙记》也明文佐证。淳安老城早有东西两庙纪念贺齐，商辂说“始新即今治也”，就是说贺齐出任新都郡守之时，始新县治便是如今淳安老城之地。

　　其五，明万历甲申汪道昆《县治陂渠碑记》原文记载，汪文和以会稽令迁始新之时，郡守（当指贺齐）引郭西水渠而东流绕郭。此文亦含有县治在郡城附近之义。

　　以上五条史料，前四条都是明嘉靖《淳安县志》成书之前的早期原始文献，虽然没有直白载明始新县治次年迁入郡城之事，却皆可佐证隋大业三年之前，始新县治早已迁出威坪，迁入今治（淳安老城）。

　　除了《雉山县治考》所列依据之外，还有其他文献资料可作为佐证。

　　唐朝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晋代始新县改为雉山县，以县南有雉山名之。隋开皇九年并为新安县，仁寿中（志书大业元年）复为雉山。这条记载反映，淳安县历史上曾两度使用雉山县名。魏晋相继，《水经注》所说的移出新亭，在这里得到印证。因为晋代雉山县是以“县南有雉山”名之，说明雉山县治在郡治（州城）所在的新安江北，也就是县治在郡治附近，不在雉山下。这也与唐代沈成福《议移州治疏略》县治在州东说法相呼应。可惜的是，这条记载长期被历代方志和史学界所忽略，或不认同晋朝有雉山县而作为误记。其实，《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代权威地理典籍，作为史料还是可以作为参考的。

　　除却地理典籍，隋代之前历任始新县地方官吏的居所、墓葬遗存，亦可佐证县治区位。汉末汪文和以会稽令避居始新，墓葬坐落于淳安老城近郊的小金山；西晋永嘉年间始新县令邵坦，定居县东龙山乡合洋祖村，墓葬亦在县东龙山乡飞沙墓；南朝刘宋时期始新县令洪纂，元嘉年间寓居东源昌乐乡燕村（厌村）；南朝陈代始新县令王智仰，秩满家于县东安乐乡（今文昌镇）；县丞程康宁，秩满家于邑西时雍坊。以上为隋朝之前始新县职官，他们的寓所及墓葬多在淳安老城及附近区域，远离威坪，可从一个侧面推断，始新县治当时已经由威坪迁入淳城。

　　南朝《梁书》傅岐传，记载始新县令傅岐断案典故。傅岐任始新令期间，郡府有将疑难案件移交傅岐审理。淳安是山区，古时水陆阻隔，交通不便，一般案件应就近讼理，不太可能将郡府审理的案件移交远在60里外的县府审理。所以当时郡、县同城，才贴合史实情理。

　　《始新县治考》立论疏漏与硬伤

　　《始新县治考》主张县治久驻威坪四百年、隋代始迁雉山下，以“县治迁徙为地方大事，早期府县旧志无明文记载”为核心论据，同时援引明清方志、近代地理辞典、历史地图集等后世文献佐证，还逐一驳斥《雉山县治考》史料，然其立论存有多处明显疏漏。

　　其一，错误引用了《水经注》。经查实，《始新县治考》所引用的《水经注》为陈桥驿先生译注版本，是删节本，删减了原版《水经注》中始新县移出新亭、留下故城等关键原文。实际上，郦道元《水经注》迁治记载确凿无误，南宋《新安志》亦曾援引佐证，这实属文献核查重大疏漏。

　　其二，误读汪道昆碑记文意。碑文中记录的开凿渠水绕城之人指的是郡守贺齐，并非汪文和。此文以历代《淳安县志》没有“汪文和迁始新县令开古渠”的记载，认为与史实不符。这是对碑文记载内容的误读。

　　其三，曲解《严州府志》建置记载。府志明确区分两汉、三国两个时期郡县治所：后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分丹阳郡歙县地置始新县，于县治置新都郡，说的是始新县治在新定里（古威坪），郡治在新定里。到三国吴时期，贺齐新筑郡城，郡治迁入，始新县治附于新都郡治。这说明都是郡县治同地，只是地点不同。

　　其四，以唐代疏文妄断古今区位。仅凭唐代雉山县治居于州东这一点，不能推断400多年前的新都郡（时）也在城东附廓。这样的推断忽略了郡县附郭建制为历代沿袭旧例，可以逆推追溯，关键是要符合历史逻辑，形成证据链。

　　除此之外，《始新县治考》采信史料违背早期文献优先考据准则，其所倚重的明清方志、近代地理典籍，成书年代远晚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原始史籍，后世方志辗转抄录、讹误附会居多，史料可信度远不及当朝正史、地理总志与官署公文。

　　从古代郡县建制常理而论，汉代设立附郭郡县，历来遵循郡治迁徙、县治随之依附的规制，新都郡以始新为附郭首县，郡城新建迁址，县治就近附郭迁居乃是定制，如同后世睦州迁治梅城、建德县附郭同城一般，合乎历代行政建制惯例，四百年固守偏远旧治，与古制常理相悖。

　　综核历代正史地理典籍、当朝公文、金石碑刻、人物遗存与古代行政规制，淳安古县治迁徙脉络可概述如下： 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始新县、新都郡初立，同治威坪新定里；建安十四年贺齐修筑贺城，郡治南迁，始新县治随即附郭迁至贺城东侧；自魏晋至隋唐，县治长久定居贺城，从未长期留驻威坪，亦无隋代迁治雉山下之事，“大业三年徙治雉山” 实为后世方志记载讹传。直至唐神功元年睦州州治迁往建德，县治迁入原州治（贺城）。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邹楚环 王志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