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辂为明代“三元宰相”，文学家。

商辂（1414－1486），字弘载，号素庵。淳安芝山（今里商）人。宣德十年（1435）乡试、正统十年（1445）会试，以至殿试皆第一，历仕英宗、代宗、宪宗三朝。时人称“我朝贤佐，商公第一”。他著有《商文毅疏稿略》《商文毅公集》《蔗山笔尘》等。后人为纪念商辂，在北京、杭州其寄居地建三元坊，淳安县城和严州府城（梅城）各有“三元宰相”石牌楼一座。

明人金学鲁在《商文毅公文集序》中说：“公扬历三朝，精诚贯日月，而事业表于旗常，环奇卓绝，国史纪为帮家光后先，与浙公相辉映。”又说：“论文毅之不朽在社稷，不在文章，知文毅哉。”显然，这是就商辂对于国家的主要贡献来说的，同时也丝毫没有否定他在文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实际上，商辂在文学上的地位与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现所见《商辂文集》以明万历三十年（1602）刘体元编10卷本《商文毅公集》为基础，辑补其他刻本并加以比勘、重新厘定为25卷。书后附有序跋、提要及著作者传记、年谱等，包括讲章、奏疏、表、论、策、赋、诗、词、序、跋、记、启、书简、杂著、笔记、行状、传赞、祭文、墓表、墓志、墓碑铭、神道碑铭等文体，其中文2篇，论2篇，疏12篇，策3篇，碑1篇，引2篇，录1篇，志1篇，铭12篇，记26篇，序33篇，诗16首，赋3首，词15首，共计散文类作品近百篇，诗词类34首。可见，商辂文学创作可谓各体皆备，洋洋大观。其中奏疏影响最大，《边务疏》《修德弭灾疏》《修政弭灾疏》诸篇，针砭时弊，直劾宦孽，谠言诤论，正气凛然，堪为后世之法。

促进明代台阁体诗文向茶陵派过渡

商辂现存诗作30余首，虽然数量不多，但在明代台阁体诗文向茶陵派的过渡中具有积极作用。对此，郭皓政在《从明中期状元诗文看台阁体向茶陵派的过渡》一文中，涉及对商辂台阁体诗文的研究，可见其地位与影响。

《明史》称商辂“平粹简重，宽厚有容，至临大事，决大议，毅然莫能夺”。从正统到成化这段时期，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商辂作为内阁的重要成员，能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诚属难能可贵。从他的文学创作中，也可以感受到几分忧思。明人金学鲁在《商文毅公文集序》中称商辂的诗文：“冲然于中而不甚为藻，泊然于思而不甚为刻，典雅有则，若清庙之瑟，朱弦疏越，一唱而三叹有余音，足以鸣国家之盛矣。”这一评价主要着眼于商辂诗文所具有的台阁体特征。

《明诗综》引述李德恢对商辂诗的评价：“太傅诗写性情，雍容雅淡，有陶、韦风。”则准确地概括出了商辂诗对台阁体的发展。“雍容雅淡”，这既符合商辂本人的性格，也与台阁体的风格相符。而“诗写性情”“有陶、韦风”，则代表了台阁体新的转向，意味着山水田园诗派的风格开始融入馆阁文学。或许因为商辂是浙江人，越中山水的灵秀，赋予其诗文不同于以往台阁体的内涵。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变幻不定的政治风云在商辂内心深处投下了阴影，使他对政治有一种疲倦感，因而更向往到自然山水之中去放松心灵。这与之前的台阁体诗人对政治的热情礼赞明显不同。

与真正的山水田园诗人陶渊明、韦应物等不同，商辂的山水诗，有许多是题画诗。山水是商辂诗中最喜欢讴咏的题材，但他身为朝廷重臣，公务繁忙，不可能整天游山玩水，只能靠山水图画来怡情。如五律《题春景山水》：“有路通仙境，无尘远市廛。家山在图画，触目思飘然。”这首诗文气流转，情文相生。虽然是题画诗，但诗中的景致生动逼真，使人感觉真的置身于山水怀抱中。类似的题画山水诗，在商辂的诗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一味讴歌图画中的山水，却没有选择归隐，这并不是叶公好龙，而是体现了商辂身为状元、政治家坚忍刚毅的品格。在商辂诗中，山水只是作为一种品格象征和精神寄托。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商辂既不愿随波逐流，也没有选择急流勇退、独善其身，而是希望在坚持操守的前提下，能够有所作为。至于山水图画，只是他精神上一个暂时的避难所而已。

商辂还有一些题画兼咏物诗，也非泛泛而作，同样有着深厚的寄托。如《兰蕙图》云：“托根深林下，不与桃李俱。妖艳任纷纷，贞姿恒自如。共言王者香，宜为禁苑居。一朝移植后，雨露恣沾濡。芬芳异凡卉，馥郁盈天衢。采撷足纫佩，把玩堪怡娱。”此诗以兰蕙自拟，颇得陶诗精髓。但与陶渊明对田园生活发自内心的喜爱不同，商辂笔下的这一株“兰蕙”，是“宜为禁苑居”的。大隐隐于朝，这才是商辂追求的人生境界。

商辂的诗，感情真挚，清新可喜，为台阁体注入了新的生机。只是他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同时缺乏流派意识，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影响更多的馆阁文人，树立起自己文坛盟主的地位，因此不被后人关注。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与时代有关。复杂的政治环境，没有为馆阁文学创造一个宽松的发展空间，注定商辂的文学创作只是一种私人化写作，不能为明代馆阁文学创造出新局面。

商辂对山水的向往，主要是出于对政治的疲惫。从正统到天顺年间，围绕皇权展开的政治斗争，令士人颇有无所适从之感。商辂置身于政治漩涡的中心，难免时时会有一种危机感。

首先，政治环境的变化。商辂所处的时代，复杂的政治环境，导致馆阁文学一度走向低迷，并在低迷中摆脱政治束缚，开始关注审美；其次，馆阁气与山林气的调和。正统之前，山林之文往往遭到馆阁文人的贬斥。而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山林之文的地位也在逐渐提高。商辂的题画山水诗，已开始沟通馆阁文学与山林文学。第三，诗文发展不同步。台阁体侧重于文，茶陵派侧重于诗。对政治的疏远，山林气的融入，以及对诗的偏爱，均体现出明中期馆阁文学从实用到审美的转向。

郭文对于商辂台阁体诗歌的研究，可谓深入细致，见解独到，不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而且对我们重新认识商辂的诗歌价值具有启迪作用，十分难得。

商辂散文中有关淳安的主要有《重建遂安县学大成殿记》《淳安进士题名记》《尊经阁记》《重建西庙记》《南峰书舍序》《蜀阜徐氏族谱序》《淳安方氏族谱序》《赠淳安徐原一赴任闽藩序》《蛟峰先生文集序》等数篇。以下选取《尊经阁记》《南峰书舍序》二文略作分析，以见其散文创作特点之一二。

淳安尊经阁，明正统八年（1443）由县令洪公渊购地兴建，景泰四年（1453）县令刘公著落成，成化三年（1467）县令王公衡重修。商辂《尊经阁记》原文摘录如下：

淳安县儒学明伦堂北，景泰间肇建尊经阁，以贮圣朝颁降大诰、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五伦诸书。落成且久，说者谓是阁基构偏西，与堂之中弗相直，非制之善。盖阁东旧迫民居，势使之然。欲斥其地迁正之。事在为邑者，率因循弗果。

……佥谓不可无述，典教走书征记。予闻孟轲氏云：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又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夫士之所学，正心也，修身也。推而行之，正家也，正君子也。是固跬步不离于正也。况藏焉修焉之所，而可使弗归于正乎？是宜宪副主之，贤令成之，舍其故而新是图，易其偏而中是适……士生文明之世，沐教育之恩，固宜朝此经而暮此经，佩服此经，力行此经，使正心正身之功无不尽，而正君正家之要有所资。夫如是，则道不在经而在我矣。

……

首先，商辂《尊经阁记》中先对尊经阁所在位置和功能做了介绍，淳安县儒学明伦堂北，景泰间肇建尊经阁，以贮圣朝颁降大诰、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五伦诸书。其次，对在经过“辟而广之，垒之使高，筑之使坚，石其傍使固”之后的尊经阁特点做了形象刻画，这里对尊经阁的“伟观”特点描写与效果体现，层次分明，非常生动。

第三，对尊经阁的作用加以深度揭示，以见出其意义所在：“若乃阁之所尊，经也。经之所载者，道也。尊经所以尊道也。是故，道以修身，非经则道无由明，何以为修身之本乎？”

读了商辂《尊经阁记》一文，我们也一定像作者那样升腾起同样的感知和感慨：“士生文明之世，沐教育之恩，固宜朝此经而暮此经，佩服此经，力行此经……”这也正是商辂《尊经阁记》对我们的启悟。

商辂《南峰书舍序》一文是应南峰书舍主人之子之请所作，全文充满了深情与遐思，文笔婉致，思理缜密，读来开人心智，余味无穷。其原文选录如下：

淳安邑治之南，群峰秀峙，一水萦带。峰之麓多良田美地，宜禾麻菽麦，宜桑竹，宜桃榴，宜枣柿梨，宜梅。凿方池引泉，宜鱼，宜菱荷。凡养生之物，殆无所不宜。

邑之士陈君本能，因筑室于此以居，而匾其楣曰“南峰书舍”，其意盖欲耕稼之余，教子孙以诗书礼乐，而使之进于仁义，而求以窥夫圣贤之门墙，而造焉者也。

舍之旁，远近田地联塍接畛，使子孙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与凡人齐，此本能之初心。所谓人皆遗之以危，吾独遗之以安者也。舍之中，左右图书盈箱积简，使子孙潜心其中，足以广聪明，与凡人殊，此又本能之素心。所谓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以一经者也。由是为子孙者，居焉有养，以良田美地之足以赡其身也；出焉有教，以诗书礼乐之足以养其心也……

《南峰书舍序》主要写了三方面内容：一是写南峰书舍的地理环境是一个“群峰秀峙，一水萦带”“养生之物，无所不宜”之地，令人深爱。二是写书舍主人建造书舍之“初心”与“素心”。三是写书舍并非徒有其名，其主人之祖与父均为重视文化之辈，建书舍是为了“不忘先训而善贻厥后者”。

此文在艺术表现上很有特色，一是极写南峰书舍所在地是风水宝地、万物皆宜，令人向往；二是对主人构建南峰书舍用意的揭示，采取层层剥茧的方式逐一展开，写得细密婉致，饶有余味。由此可见，商辂散文技法之娴熟老道。

地域文献价值凸显

商辂的文学地位与影响，明人金学鲁《商文毅公文集序》称其诗文特点：“冲然于中而不甚为藻，泊然于思而不甚为刻，典雅有则，若清庙之瑟，朱弦疏越，一唱而三叹有余音，足以鸣国家之盛矣。”清人朱彝尊《明诗综》引述李德恢对商辂诗评价：“太傅诗写性情，雍容雅淡，有陶、韦风。”这都是很中肯的评价。除此以外，明代文学家程敏政、李东阳、茅坤等在他们的诗作中对商辂的文学地位与影响做了形象评价。

作为商辂同时代又同属新安的文学家程敏政，在其《送商素庵归淳安》诗中写道：

昭代衣冠第一人，

三元声价重麒麟。

苍生自昔瞻伊傅，

圣主方今赖甫申。

环佩恳辞金殿晓，

图书缓载玉堂春。

到家应是秋凉后，

笑倚桐江看白云。

历任左柱国、内阁首辅大臣，茶陵诗派代表人物李东阳在其《送商素庵归里》写道：

两朝三事屡登荣，

冠佩巍然长者风。

霖雨帝思商傅说，

科名人比宋沂公。

光华咫尺瞻依地，

禅义从容进退中。

归着锦袍环玉带，

白头林下几人同。

明代散文家茅坤在其《过淳安吊故相商文毅公》诗中写道：

经术当年推贡禹，

风棱百世并师丹。

几传抗疏独持正，

不厌明时再罢官。

隧道碑铭今寂寞，

故园第宅半凋残。

我投吊草江城上，

流水空林白日寒。

前两首诗作是送别商辂辞官归乡之作，包含了对商辂为人为官为文的高度评价，后一诗作则对故去后的商辂的凭吊与怀念。

清代淳安地方官员刘世宁，站在淳安历史文化发展的高度，把商辂当作对淳安文化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文化名人之一，在其《六先生咏》之《商素庵》中写道：

三元占高选，一代焕嘉猷。

落落信难合，几人能兼收。

……

商辂的文学创作是淳安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对淳安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研究的深入，其文学地位与价值将会得到更为全面的认识和评价。

商辂为明代“三元宰相”、文学家，淳安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六先生”之一。商辂的诗词创作富有特色，而且在明代台阁体诗文向茶陵派的过渡中具有积极作用。商辂的《重建遂安县学大成殿记》《尊经阁记》《重建西庙记》《南峰书舍序》等文具有突出的地域文献价值，对淳安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新安文学》）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邹楚环 汪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