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酸

每个人的童年都会有一座小镇，它可能是我们童年的“整个世界”。

我童年的小镇是浪川街。

1987年的暑假，在浪川街的一间板棚店里，父亲点了三碗炒面，爸妈和我各一碗。这家店铺的炒面在浪川街上小有名气，位于卫生院出口处，占尽天时地利，看病的，赶集的，到了饭点，都会选择到这家店用餐。

我只顾埋头吃炒面，全然没有顾及父母此时的情绪。对于我来说，吃炒面，难得开次荤，更何况是这家店的炒面。好几位同学都吃过这家店的炒面，每次听他们谈论时，我一个劲儿地咽口水。每次经过这家店门口，我总是不经意地停下脚步，朝店里面观望，就算闻闻那喷涌而出的油烟味，也心满意足。如今，炒面就放在眼前，我不顾一切，狼吞虎咽起来，一会儿工夫，就吃了一半。母亲见我如此吃相，又将她的炒面匀了一半给我。“多吃点，以后都不太有机会吃到这里的炒面了。”母亲的话，将我从吃炒面的快意中拉回到现实，看到父母的表情，也陡然滋生了一丝愁绪。

父亲即将调离浪川去往郭村，离家要远一点。于我来说，在浪川，我将从此失去落脚点。意味着，我必须与一同成长的浪川街作一告别，虽然我还在浪中读书，但浪川街也会随着父亲的调离，从我的生命中剥离开来。

我在浪川已度过了7年，从大联小学到浪川中心小学，然后就读于浪川中学。这7年，我见证了浪川的变化和浪川街的兴起与繁华。

1981年，我跟随父亲来到浪川。这一年，还没有浪川街。乡政府和供销社在大联堨头自然村，父亲工作的食品组在大联邵家自然村，大联小学在大联占家坞自然村，浪川中心小学在鲍家村，浪川初中在芹畈叶家自然村，电影院在马石村。这样的布局，为的是浪川均衡发展。但因乡政府和供销社在堨头，堨头自然成为浪川的中心，周边村民时常光顾这里，堨头也成了浪川的别称。

那几年，一到秋季，浪川会举全乡之力，在堨头村办物资交流会。这期间，周边的村民，甚至是邻乡邻镇的村民都会赶来。乡政府与供销社之间的空地，以前周边的弄堂都摆满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和特色小吃。每年这时，我们这些无忧无虑的小伙伴是最开心的，光看看那人头攒动的场面，就能开心一整天。

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浪川公社改为浪川乡。浪川人的商品意识似乎与生俱来的。物资交流会，交流形式很多，物物交易，物钱交易，只要能想到的交易方式，这里都有。叫卖声、笑声，那几天堨头村仿佛是全世界最热闹的地方。 交流会一结束，堨头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唯有那条人工溪流里的水，不知疲倦地流着。

大联所有自然村的生活生产用水，几乎都来自这条人工溪。人工溪水从排溪引来，在堨头村西边分为两股，一股流向堨头村，另一股穿过大片田地，然后绕经卫生院前面，经邵家流向毛家碓自然村和占家坞自然村。

这条人工溪流，最大受益者是大联村，从孙家自然村流入沙众，最后又回到排溪。这样的水利工程，是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祖辈们留给我们的遗产，它涉及多个村庄，没有一定的利他意识，绝不可能完成。其背后是淳安人互助互赢的合作共识。

浪川街的雏形是邵家自然村后面那条南北走向的郑鸠公路。郑鸠公路自东往西绕着浪山南麓进入大联村地界，然后一个90度转弯，改为由北往南走。从邵家自然村后面穿过，再经占家坞自然村往汾口方向而去。在郑鸠公路的两侧，相继建有粮站、食品厂、修理厂、医院、收购站、信用社、茧站等单位。

那时每个周日我都从老家石颜村步行到浪川。走进大联村地界遇到的第一幢建筑物是一间打铁铺，打铁的是堨头自然村的一对父子。铁铺是一间低矮的平房，设施简陋。他们趁着早晚和农闲时间来这里开工。那节奏极强的铁锤声，清脆，又充满朝气。一件件农具在铁锤下成型。这里离村居较远，就算是晚上赶制农具也不会吵到其他人。他们家的房子与父亲所在的食品组仅一片田畈之隔。他家是堨头村最早一批购买电视机的，那时正热播《霍元甲》《陈真》。每当“孩子，这是你的家……”音乐响起的时候，我就会踩着泥泞的田塍，跨过那片田畈，准时出现在他家院子里。

紧挨着铁铺的南边是浪川粮站。粮站里有一群年轻人，空闲时他们就会聚在一起唱着流行歌曲。每次经过粮站，总能听到欢快的笑声。记得那年，是父亲调离浪川的第二年，我去粮站买米，粮站里一群年轻工作人员聚在一起，对着自抄的曲谱在学唱“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在那个随身听还没在乡村普及的年代，抄歌词歌谱是文艺青年必备的技能。

粮站的对面是一间食品厂，是当时的乡办企业，这里生产产品很多，最出名的是皮蛋。父亲经常光顾那里，皮蛋因此成为我家餐桌上的常客。

再往前就是修理厂、收购站、信用社。收购站是常去光顾的地方，这事还得从一次意外说起。父亲经常出差，我就自己去食堂用餐。有次用完餐，不小心把食堂的碗打碎了。厨师奶奶问我怎么办？我说我赔。

我拿什么来赔？想到了，收购站各种各样的废品都收，就有了主意。每天我趁空闲时间去供销社附近转悠，收集他们扔掉的纸包装盒，等集到一定量后，拿到收购站卖掉。第一次就卖了三角钱。我把三角钱交到厨师奶奶手上时，骄傲的表情溢于言表。这之后，我隔一段时间就去收购站卖硬纸板，卖来的钱再去买小人书看，乐此不疲。

茧站是收购站的一部分。每到收茧时，这条街就会很热闹。而且一到收茧时节，父亲的餐桌肯定会多出一道菜，油炸蚕蛹。邵家自然村是移民后靠村，母亲也是移民，因此与邵家的村民有自然亲。父亲经常与他们一起打平伙，有时是整脸盆的螺蛳，有时是猪尾巴。那时的快乐很简单，有什么好东西都拿出来分享，一瓶酒，一大盆菜，就能聊上一晚上。因与茧站离得近，割出来的蚕蛹，多数被晒干后出售给养殖户，是很好的猪饲料，有一部分成了大家的下酒菜。

过了茧站，这条街也到了尽头，而鸠坑公路还继续向前。那时的我，不知道郑鸠公路的起点在哪，也不知道终点在哪。

这条街，没有乡政府和供销社的参与，在那个年代，这条路似乎少了点灵魂，一年中多数时间仍然冷冷清清。

1983年以后，乡政府从堨头村搬到了信用社北边一幢楼内，食品组也从邵家自然村搬到信用社南边，在浪山脚下重建供销社和乡政府办公楼。电影院从马石村搬到了临时乡政府大楼的后面。食品组的重建，自然成为父亲的重要任务。食品组建了两幢房子，沿街的一幢，一楼为营业房，二楼为职工宿舍；后面一幢为库房，用来杀猪和临时关押收购来的毛猪。房子落成那个晚上，父亲平时要好的村民都前来道贺，那晚，父亲喝了很多酒。

乡政府的搬迁，供销社的重建，让大联村民看到商机。在郑鸠公路两侧的空地上搭建起了各种板棚店。馄饨、炒面、理发店如雨后春笋不断地冒出来。浪川街似乎就在1984年完成了它的华丽转身。

一到周末，我们几个小伙伴在不到两百米的街上，来来回回地游走，这家店里逛逛，那个铺上看看，总是希望能看到自己心仪的物件。要么就是趴在电影院的气窗边听电影，偶尔还能从气窗里投出来的光线，感受电影的精彩。

1990年，我从浪中毕业，去了汾中读高中，每个周末都要经过这条街。它越来越繁荣，打铁铺以北鸠坑公路两边又多出很多板棚店。再往后，板棚店渐渐地被小平房所代替。到了90年代中后期，浪川人已不再满足一条街，在沙众又打造了浪川第二条街。

离开了浪川街，但与浪川街的故事还在继续。1993年，高中最后一个学期，作为班长的我，接受班主任的提议，跟班团支书一起去浪川街上探望请病假的王同学。她父亲在浪川粮站工作，她母亲就在浪川街上开了一家饭店。我们的到来，让她和她母亲还是感到了意外，给我和团支书各炒了一碗面，以示感谢。1993年，我们的生活有所改善，但还不至于富裕，一盆炒面还是极具诱惑力。但我怎么也吃不出1987年那份炒面的味道，或许是时境变了，心境也变了。对物质的欲求不再像往常那样容易满足，也许那时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同学们对《星星点灯》《水手》的追捧，远远超过对一盆炒面的渴求。

几年后班团支书从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在浪川中学教书。2003年，“非典”席卷全国，团支书的婚礼就办在这期间，举办地就是浪川街。因为疫情，喜宴简单地安排在浪川街上的一间饭店里。

酒过三巡，老板娘进来敬酒。她朝我看了一眼，笑着问我认不认得她。其实她进来我便认出来了，她是大联小学同班同学，堨头村人。我头一歪，当年那股顽皮劲立即上来，不直接回答她的提问，“先喝酒再说！”

她“呵呵”一笑，一仰头，一杯水直接入肚。

我惊呼道：“张富妹，你喝的是酒吗？”

直呼其名，让这个话题直接进入死胡同，她喝的是酒还是水都已经不重要了。她的杯停在那里，朝着我尴尬一笑。我只好再找个话题，“想不到，你还在浪川街上，这饭店是你开的吧？”

千汾公路通车后，绕开了浪川街。

我的人生却绕不开浪川街，工作后也写了不少关于浪川的作品《梦回大连岭》《浪山庵》《浪川记事》。这些作品均收入到了自己的作品集《拾级》一书中。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邹楚环 汪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