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凌红

　　非虚构写作，在我眼中是漂泊四方的游侠形象。然而，非虚构写作的作者，要投身到事无巨细的“生活现场”，以人文的笔锋切中时代脉搏，需要极大的诚意和阅历。

　　显然，作家梁鸿两者兼而有之。15年前，她写下《中国在梁庄》，让我们看见了“看不见的中国”。她在后记中写到，“我”是我们这个时代中的每一个人。逃离、界定、视而不见、廉价的乡愁、沾沾自喜的回归、洋洋得意的时尚，大而无当的现代，等等，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风景的塑造者。也许，除了文字里显而易见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逻辑之外，很多人并不知道她内心深处的真实声音：“我想写出生活本来的模样。”

　　青少年心理问题，被她提上议程、付诸笔端，其间她经历了鲜为人知的“纠结”。说是纠结，其实在于她面对的困惑是自我的否定与倔强。她曾说过“我好像天生只关注自己关注的东西，就好像许多年前在农村奔跑的野孩子，认准的事一定要按我的想法来……”在孩子教育中遇到困惑，她去翻阅一些资料，亲身实践、说走就走，这才促成广大读者眼中的认可。

　　一个朋友给她留言，说《要有光》救了他，“他说，看完我的书以及一些与我相关的报道，他好像真的开始让自己放松下来，他虽然也不知道后面怎么样，但觉得自己好像找到了和孩子相处的一个方法、一个可能。”

　　这样的方法和可能，在于一个写作者愿意打破自我和社会的认知，打破判断本身。由此，才能最大程度上抵达真实。在梁鸿看来，每个人脑中都有完整的知识体系和认知体系，这形成了个体的“偏见”，却又是最为正常的。她希望的只是尽可能洗刷掉偏见、知识背景和情感需求，尽可能用一种赤诚的状态去写。

　　“画山者必有主峰，为诸峰所拱向；作字者必有主笔，为余笔所拱向”，对于梁鸿来说，若能通过文字相通天地，“先立其大”，便有了文章的核心和统领的主线。那便是通过空间转换串起《要有光》中的所有故事，呈现各种孩子在不同环境中的差异化表现。

　　踏上寻访“失控”青少年的旅途，无疑是艰辛的。梁鸿来到滨海，住在离阿叔补习班最近的地方，和那里的人朝夕相处。阿叔是滨海当地一个心理咨询师，他曾经开了个补习机构，但是这个机构逐渐衰败，之后他作为心理咨询师的作用慢慢呈现了出来，孩子愿意在他这里打开心扉。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正是基于梁鸿在阿叔补习班里日复一日的倾听与陪伴，才让她一点点获得雅雅、敏敏等孩子的信任。一张桌子上，一边坐着学习的孩子，另一边坐着打字、看书的梁鸿，看书看得累了，大人和孩子都会休息一下，聊聊天、说说话。有些时候，梁鸿还会和孩子一起帮阿叔接待来访的家长，跟他们聊天、说话。

　　在这个喧嚣嘈杂，日趋“停不下来”的世界，人的本能便对倾诉有了更为敏感的认知，每个人都需要被听见、被看见，所以非虚构写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尽最大可能接近真实，抵达现场，寻求常规之外的生活场景与写作者的心路蜕变。

　　《要有光》，采用一种类似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视角重新开始叙述。这是一种艰难的叙述方式，但梁鸿又必须学会处理。这是一个作家在深入文字，超越自我的一种结构性、技巧性处理。

　　爱是什么？是一种呼唤、一种相互的倾听，一种抵达对方内心的事物。生命是自己的，生命的力量也是自己的，要慢慢找到这种流量，不断往前走。就像书中吴用说的那样：怀着创伤前行。尽管我们在这一生会遭遇太多的挫折和“创伤”，但依然要突出重围，寻找那抹属于自己的光明，这非常重要。

千岛湖新闻网编辑：邹楚环 谢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