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录法

　　搬了几次家，父亲都舍不得扔下一块用红绸包着的东西，看上去长约1尺8，宽约8厘米，厚约2厘米。我们都觉得好奇，到底是什么宝贝会让一向处事果断的父亲如此犹豫，一直舍不得丢弃。

　　少不懂事的我们，对父亲的红布包产生好奇，总想一探究竟。私下里我们几个兄妹都在猜测，父亲用红绸包着的会不会是戏台上的象牙笏板和如意什么的。然而，好奇归好奇，却从不敢正面去问父亲。每次见他双手握着，那虔诚的样子，就像上朝等着觐见皇上的下官，捧着笏板，既严肃又有几分惆怅。那怔怔的样子，我们几个躲在边上看得有点发呆。半天过去也不见父亲把红绸解开，放下拿起来，拿起来又放下，双眼久久凝视着，然后缓缓抬起头，那双浑浊的老眼望着窗外远处的千岛湖……

　　后来从母亲那儿得知，那红绸包着的并不是什么宝贝，而是他们经历过的一段不可磨灭的艰难岁月。

　　父母亲都是“九姓渔民”的后裔。根据历史传说，当年陈友谅的麾下，在江西鄱阳湖被朱元璋剿灭，兵败后，一些散兵与俘虏便被朱元璋赶下水去，永久不得上岸居住、谋生，他们成为“九姓渔民”的先祖。后来，一些“九姓渔民”逃到新安江梅城一带，祖祖辈辈就一直漂泊在新安江上，以打鱼为生，一代一代繁衍生息。俗话说人生三大苦：撑船、打铁、磨豆腐，撑船的苦要排首位，不说吃穿，光能感知和活动的地方就只有三尺宽的船板，哪儿也去不了，几乎与外界隔绝。

　　新安江，其实是险峻的，清代诗人黃景仁曾叹新安江，写下“一滩复一滩，三百六十滩，一滩高十丈，新安在天上”。字里行间深度描写了新安江滩多水急的地理环境，始终离不开一个“险”字。在这样的环境里谋生，“九姓渔民”不仅撑船打鱼，而且还衍生出另一个行业。

　　随着新安江里打鱼的人越来越多，能打上来的鱼也越打越少，长年生活在新安江的“九姓渔民”几乎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度把滩头的小螺丝也摸个精光，整天拉着饥黄而忧愁的脸，对着清澈的江水发愣。眼见仅靠打鱼来维持生计，已无法生存，正当一筹莫展时，大家发现了新的转机。

　　江中一船船装满茶叶山货的商船从安徽徽州府沿江而下，在梅城三江口稍作歇息，然后顺水直达杭州钱塘江闸口南星桥一带货运码头中转。几天之后，这些船只再重新装满绸布油盐等货物，逆水而上前往徽州。但是，船只越往上行江面越窄，到达新安江已是滩头密集水流湍急，货船上的船工手握竹篙艰难地撑着沉重的货船，几乎是走一步退三步，打在船头白白的浪花，发出“哗哗”的声响。一个小小的“螺丝滩”也要撑上个把小时。

　　于是，新安江上便出现了最早的纤夫。随着“九姓渔民”的加入，拉纤的队伍逐渐壮大。号子声中，纤夫们也都有了生机。忙时拉纤，闲时打鱼。父亲的爷爷辈们便开始给货船拉纤，代代相传，一直传到父亲这一辈。无论是春夏秋冬，还是严寒酷暑， 在父母亲的身上，总能看见他们腰间绑着一捆灰白色的纤绳，和从爷爷的爷爷手里传下来的纤板。那时父母亲还年轻，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为了全家的生计，他们禿着头光着脚，踩着鹅卵石，爬着徒石坡，行走在新安江边上，即便双脚开裂，肩膀和胸前都被纤板纤绳勒得渗出鲜血，也只能咬着牙坚持下去。

　　一直到1959年，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和建设的新安江发电站建成蓄水后，新安江被大坝拦腰斩断，昔日在江上拉纤的纤夫才渐渐消失，再也看不见昔日的纤夫们在江上喊着号子，弓着腰，挎着纤板，拉着小船，在水中踽踽而行。后来在政府的帮助下，他们成立了由渔民和纤夫组成的水上运输合作社（航运公司的前身）。

　　直到父亲退休后，他才把我们都叫到一起，“这是你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也是我们家唯一祖传的东西，希望你们也要一直保存下去。”父亲说着缓缓打开摊在桌上的红绸，“我知道你们一直都想知道我包着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在父亲打开红绸的一刹那，我们都怔住了：一块木板，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硬枣木做的，两头各有一个铜钱大的小孔，小孔的一圈已被绳子磨成圆锥形，板体也被长年累月的汗水浸渍摩擦，变得光滑褐黄。它虽不是件什么古董，仅仅是一个老物件，也不值钱，但它会说话，它会静静地诉说着我们的祖辈、父辈经历的那些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