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介安

　　1955年夏天，经过严格审查，淳安中学18名优秀学子被批准奔赴大西北，成为解放后淳安县支援新疆建设的先行者。浙江省政府称他们是“浙江援疆的先驱”，为浙江援疆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

　　作为同学，笔者与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常常被他们那种爱党爱国爱疆的忠诚，那种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以及他们对故土淳安始终未变的情感所深深感动。今天，我拿起笨拙的笔，择其要者，先将邵柏恒的故事整理成文，向家乡父老作以汇报。

　　（一） 

　　到新疆后，邵柏恒就被“特招”参军，成为一名骑兵团战士，在军营一干就是三十年。他的足迹遍布新疆南北，北到巴尔鲁克山、阿勒泰山，西到伊犁河谷，中穿天山，南经塔克拉玛干沙漠、昆仑山，直至阿尔金山，纵横数千里，处处留下他战斗的回忆。

　　1958年9月30日，阿勒泰地区富蕴县的少数牧主串通叛匪发动叛乱，使广大阿勒泰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威胁。邵柏恒所在部队奉命挺进富蕴县。当时，作为一名侦察兵的他，每天都行进在部队的最前方，负责侦察敌情。一天，突然“啪啪”两声枪响，子弹从他的左肩飞过，他立即调转马头向班长报告。连长、排长火速赶到后，紧急部署机枪排以火力射击压制敌人，三排徒步冲锋，二排骑马迂回包抄。敌人不断打排子枪，气焰甚为嚣张。经过30分钟战斗，三名叛匪落马就擒，缴获七九步枪两支，解救300多户牧民和500多匹马，取得了初步战果。

　　然而，叛匪仍然不断骚扰，邵柏恒所在部队乘胜追击，直接追到额耳齐斯河北岸。河水又冷又急，叛匪藏在对岸打着冷枪，企图阻止部队过河。邵柏恒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渡河突击队。他背着七八公斤重的枪弹，一跃而上伏在马背上，双手拉紧缰绳，与战友们一起，勇往无前抢渡了额耳齐斯河。激战半个多小时后，叛匪狼狈逃窜，500多户牧民和上千马匹被解救出来。

　　第二天下午，部队又接到命令：另有一股叛匪窜入准葛尔盆地北边的戈壁沙漠，邵柏恒和战友们接受命令分头追击。叛匪在戈壁滩上兜起圈圈，玩起了捉迷藏。战士们辨马蹄印，察锅灶灰，寻找着叛匪的蛛丝马迹，就这样追了七天七夜，粮草断了，马也饿死了，大家含着眼泪将死马煮熟了吃掉。后来，战士们找到了兵团农牧场，兵团职工男女老少蜂拥而至，热情欢迎战士们的到来，那场面真是戈壁军民一家亲、戍边屯垦心连心啊！

　　匪患不灭，战斗不止。不久，叛匪又在富蕴至奇台一带的公路上活动，骑二团机枪排被敌人伏击，19人牺牲，枪支被劫走，百余名叛匪化整为零窜至戈壁沙漠躲了起来。此事震惊了中央军委和军区。上级命令邵柏恒所在的骑兵二团立即追击叛匪，在公安部门以及当地老百姓的配合下，叛匪被包围起来。部队首长请来一名当地颇有名望的爱国人士前去与匪首谈判，最终叛匪集体缴械投降。北疆剿匪战斗宣告结束，总共击毙击伤叛匪20余人，抓获、劝降、自首700余人，解救牧民3000多户，再次取得重大胜利。

　　一波刚平，一波陡起。1959年3月，以达赖为首的叛国集团在西藏发动叛乱。一股叛匪于1960年在右巴州末县南山（阿尔金山）一带出现，他们挟牧民，夺财产，杀战士。骑兵团奉命追剿，誓将叛匪全部歼灭。

　　1961年4月，为了追歼叛匪，战士们途经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这里缺氧、洪沟、瘴气（有毒气体）、水苦，邵柏恒和战士们每天都处在危险之中，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邵柏恒此时已是一名机要员，他背着文件包、腰佩手枪，时刻不敢放松警惕。在部队的追击下，叛匪们惶惶不可终日，夹着尾巴逃回了西藏境内。

　　1975年底，部队搬迁到水磨沟新营区，那里的水硫黄超标，四五百人每天饮水非常困难。于是，邵柏恒找到米泉县委书记，经过商量，部队的饮用水难题解决了。

　　从入疆成为一名骑兵团战士，邵柏恒一步步晋升为团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副团长、团长等职，为新疆部队建军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他对笔者说：“头顶八一军徽，宣誓为保卫祖国不怕流血牲牺，这是我的信仰。只要人民群众能够安宁祥和生活，能够为牺牲的战友报仇雪恨，遇到任何生命危险，我都无怨无悔，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二） 

　　1986年，邵柏恒转业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工作。在新的岗位上，他勇于担当，踏实工作，继续书写着不平凡的人生，为建设美丽新疆作出了新贡献。

　　从1986年至1999年，他起草了新疆与兄弟省区市加强经济技术合作的协议、纪要、招商引资政策等文字材料达100多万字，参与接待来疆考察洽谈合作代表团（组）500多个、3000多人次。他起草的《关于加强新疆、深圳经济合作共建西北国际大通道的协议》《山东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建立相互支援关系和进一步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会谈纪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国内外、省、市区联合开发棉花生产基地若干问题的办法》等，落地实施后对新疆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邵柏恒在起草这些文件过程中，一无参考资料，二无先例，但他始终践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针，深入实际，到农业、供销、国土、税务、棉产区等部门调查研究，制订了一系列符合实际、政策到位、针对性强的好政策。

　　这期间，遍布天山南北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全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也在新疆崛起。仅棉花生产一项，产值就达上亿元，棉农的效益大增，腰包也鼓了起来。

　　一次，邵柏恒向浙江省政府经合办主任提出了在新疆创建浙江民企组织的想法。经过深入研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浙江省联合向民政部打了报告，经民政部批准，2001年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浙江企业联合会（试点一年），邵柏恒被聘为高级顾问，负责“联合会”的具体运作。一年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批准“联合会”正式名称为“新疆浙江商会”。浙江方面把新疆浙江商会的模式向全国推广，各地商会纷纷筹建起来，成为全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一支生力军。

　　邵柏恒还参与策划运作了乌鲁木齐市对外经贸洽谈会的具体工作，任大会副秘书长，因对外经贸工作成绩斐然，多次受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的表扬。

　　他赶赴广东等地，大力宣传“新疆是祖国的一块宝地”，引起了热烈反响，为全国支援新疆起到了积极作用。他还负责接待港、澳、台及世界各地数十批客人，积极牵线搭桥，为新疆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如今，邵柏恒年事已高，谈起家乡的父母，他哽咽了，“我参军是瞒着父母去的，古今戍边忠孝难双全，有一天去向马克思报到，我的骨灰一半要撒到当年在乌市红山公园植树造林的地方，另一半埋到父母的坟墓后边，以圆忠孝两全的心愿吧！”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刘波 王志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