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文化丛书》编撰委员会

　　新安文化是指新安江流域文化。

　　新安江是钱塘江的正源，源头分为两大支流。南支称率水，为新安江主源，发源于安徽省休宁县五龙山脉的六股尖；北支叫横江，源于黟县五溪山主峰白顶山。两支在屯溪汇合，流至歙县浦口一段称渐江，歙县浦口以下至浙江省建德县与兰溪相汇处称新安江。新安江与兰溪汇合后称富春江，到萧山闻家堰称钱塘江，流至杭州湾入海。

　　新安江流域地处闽浙山地北缘，黄山、天目山、白际山、五龙山、千里岗、龙门山六大山脉盘桓其间。新安江水呈树叶网络状，由西向东辐射，地势也是由高及低逐步下降。流域平均海拔800至1000米，处在山岭川谷之中，俯视江南。

　　新安江流域以黄山山脉为界，南坡有流向东南钱塘江的新安江水系，直达杭州，是前往江南的捷径。新安江下游严州府与兰江相接，向南直达金华、衢州，是前往江西、福建的捷径。陆路虽地势高耸，山路崎岖，由于地处皖、浙、赣三省交界，成为全国的交通网络中重要的一环。

　　魏晋时期，由杭州经新安江前往江西、福建的通道，是全国交通枢纽上的重点线路。唐代以前，北方通往南方的三大干线，其中两条干线经过新安江流域。一条由洛阳东行至汴州，循运河东南而下，经杭州，沿钱塘江溯流而上，经睦州、婺州、衢州、信州至江西、福建和岭南道。另一条由洛阳走陆路，经汝州、许州至陈州，过寿州、庐州，渡江至采石，经宣州、歙州到睦州，经婺州、衢州，再选择西行或南行通往福建、江西和岭南各地。宋以后，新安江流域交通线路更是呈放射状，四面通达。

　　人类逐水而居，河流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先秦时期，新安江流域先属吴，吴亡属越，越灭属楚。秦末，在新安江中游和上游设黟、歙二县，下游则归富春县管辖。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分歙地置始新、新定、黎阳、休阳四个县，加上原来的黟、歙二县，就有了六个县，以这六个县新设新都郡，郡治设在始新县治新定里（今淳安县威坪镇）。黄武四年（225年），析吴郡富春县地置建德、新昌、桐庐、新城四县，建德县、新昌县（后改寿昌）地处新安江下游。其后新安江流域郡、州、府级机构，先后更名或改设为新宁郡、新安郡、东阳郡、遂安郡、婺州、睦州、歙州，最后定名为徽州和严州；县级机构先后更名或改设为新安江上游的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绩溪县、婺源县，新安江中游的淳安县、遂安县，下游的建德县、寿昌县。

　　新安文化的地域范围，以新安江上游古徽州一府六县，即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绩溪县、婺源县，以及新安江中下游古严州的淳安县、遂安县、寿昌县、建德县为核心区域。新安文化的时空概念起自史前文明，迄于1949年，根据研究需要适当后延。其内容涉及哲学、经济、社会、教育、学术、文学、艺术、工艺、建筑、医学等诸多学科，凡与新安江流域社会历史发展有关的内容，均是新安文化的范畴。

　　新安江流域是我国原始文化的一个独立发展单元，历经早期文明、晋唐兴起、五代至元崛起、明清鼎盛和近代转型五个发展阶段，形成新安文化的完整体系。

　　1974年11月，在建德县上新桥村乌龟洞发现一枚人的犬齿化石，被命名为“建德人”，属于晚期智人类型，距今约五万年左右。同时，新安江流域分布着大量旧、新石器时代遗址，承继“建德人”的文化发展。1959年至1975年，新安江上游的屯溪西郊奕棋村先后发现八座西周至战国早期的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原始青瓷和几何印纹硬陶，具有浓厚的越文化特色。史称当地人为越族，这个时期的当地人民性格强悍，尚武好斗，文化礼仪相对薄弱。

　　晋唐时期，新安文化兴起。晋代“永嘉之乱”和唐代“黄巢起义”不仅造成西晋和唐朝的灭亡，导致中国社会的分裂，而且对我国南方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永嘉之乱”和“黄巢起义”期间，中原士族比较集中地迁入新安江流域，现存的徽、严二州不少姓氏族谱中，对始迁祖的追溯，都上溯到这一阶段。中原士族大量迁入以后，其自身的文化素养和生活习惯渗透民间，越族尚武习俗与中原儒雅之风融合，儒家思想的仁义忠孝和修身齐家理念，开始在新安江流域流行。

　　五代至元，新安文化崛起。这一阶段新安江流域的教育与科举得到长足发展，仅南宋时期徽州、严州二府进士就有806名。南宋理学大儒朱熹祖籍徽州，曾两次回徽州省墓、探亲、授课，并在严州丽泽书院、遂安瀛山书院讲学论道。新安人读朱子之书，秉朱子之教，以邹鲁之风自恃，形成新安理学学派，使得朱熹理学在新安江流域广为流传，对整个流域的文化形成和演变起到关键作用。同时，文风郁起，留下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和方岳、方逢辰的诗歌，在全国诗坛占有一席之地。这个时期的新安江流域，制瓷技术、刻书、医学、植物学、光学、生物学等科学技术都取得一定成就。

　　明清时期，新安文化进入鼎盛。私学、官学和书院教育同步发展，推动新安江流域科举繁荣兴盛。淳安人商辂“三元及第”，于明宣德十年（1435年）乡试、正统十年（1445年）会试及殿试均为第一名。理学、心学与朴学相互融合发展，理学家们提倡“和会朱陆”，阳明心学受到欢迎。清康熙、乾隆时期，新安学者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朴学领袖戴震更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启蒙思想家。文学艺术百花齐放，新安画派是明清文人画的正统继承者，徽派版画代表了中国传统版画的最高成就，徽派篆刻成为中国文人篆刻的主流，徽剧乃京剧之母。科学技术成就斐然，新安医学所主张的“固本培元”理论，是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精华；程大位是中国历史上珠算集大成者；郑复光《镜镜訡痴》集当时中西光学知识大成。

　　近代，新安文化开始转型。在西方近代科技和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实业救国成为潮流，培养近代农林、商业、工业人才，是教育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歙县基督教堂在城内创办崇一学堂，迈开新安江流域兴办新式学堂的第一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戴英在休宁县隆阜珠里创办新安江流域近代第一所职业学校——休宁初等农业学堂。随后，徽州乙种商业学校、淳安县初级实业小学、建德县浙江省立甲种森林学校等相继开办。新安学术也开始向近代学术思潮转型，胡适成为近代文化转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人物。文学艺术也在转型中得到提振，由汪渊集句成词其夫人程淑笺注的《麝尘莲寸集》，以词集词，前无古人。黄宾虹成为近代中国绘画领域中的一座高峰，黄士陵的篆刻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被称为“黟山派”，“徽路徽戏”和睦剧得到全面发展。

　　随着中原士族的迁入，中华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新安江流域不断积淀，形成尚武自强、重教崇文、俗尚文雅、治生重商的区域特征。

　　新安江流域早期越人以尚武著称，明清时期新安江流域百姓依然习武自强为常。明万历休宁程冲斗所著《耕余剩技》，是中国武术史上的名著。绩溪县张横秋更是形成“豫徽武术”流派。很多文人在习文的同时练武，新安朴学后期的重要学者汪宗沂，通拳术、剑术、马术，喜谈兵。他的学生许承尧、黄宾虹，一个是著名诗人，一个是著名画家，跟着汪宗沂学习时，练剑、骑马也是必备的功课。

　　中原士族迁居新安江流域以后，注重文化传承。朱熹提倡读书，研究学问，从事著述，强调“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新安理学的兴起，加强了新安江流域重视教育的氛围。儒家思想被塾师细化在教学实践中，塾师编写的大量蒙学教材中，将儒家道德观念灌输给学童。在新安理学的影响下，新安江流域读书著述之风盛行，形成“十家之村，无废诵读”的景象，宋元以来被称为“东南邹鲁”。

　　随着儒家思想向民间基层渗透，礼教在老百姓中扎根。民间礼仪以朱熹《家礼》作为依据，影响深远。休宁《茗洲吴氏家典》根据《家礼》，结合本宗族情况，规定冠婚丧祭的礼仪，作为子孙后代遵行的法典。民国遂安《高峰朱氏宗谱》卷三《家训》，结合家族特点，教育族人如何做人、做事，可操作、能监督，俗向文雅，成为“礼下庶人”的典范。

　　新安江流域有一个异于全国其他地区的现象，就是人们以经商致富为荣，从商成为风气。新安学者提倡职业不分卑贱，引导民众经商，鼓励商人创业，提倡“廉贾”价值观。地方士绅还通过各种方式，创造良好的经商环境。学者的倡导、士绅的鼓励，形成了不轻视商业、不以经商为耻的社会风气。这使新安人在观念上获得解放，造就了雄飞于中国商界三百年的新安商人集团。

　　新安文化不断兼收并蓄，坚持实事求是，遵循儒雅中庸的发展过程，构成以“包容、探索、和谐”为核心的人文精神。

　　在沉淀中原汉文化和践行儒家思想的过程中，新安江流域不断地塑造自身的人文精神，推进新安文化的发展。新安文化的形成，是中原汉文化与当地土著越文化进行融合的过程。在两种文化的融合过程中，汉文化虽然是强势文化，但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促进了越文化的自然融合，从而产生出新质的新安文化。这种包容性，在新安文化发展过程中，贯穿始终，成为新安文化特色。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体现了新安文化的博大气象，是新安文化得以发展的源泉。

　　在新安文化发展过程中，新安人一直遵循实事求是原则，努力探索规律，追求真理，勇得时代风气之先。朱熹提出“濯去旧见，以来新意”，戴震主张“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胡适要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都是不懈求索、勇得时代风气的典范。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体现了新安人的思辨能力，是新安文化得以不断创新发展的动力。

　　新安文化是宋以后中国儒家文化在民间社会最完整的体现和典型范例，其儒雅中庸的内质得到很好的体现。“薄利多销”成为新安商人的经营手段，是“中庸”思想在商业领域的一种表现。新安宗族在“中庸”思想的指导下，和睦相处。艺术上，也非常讲究中庸平和。新安篆刻中的雅逸隽秀、平和光洁，新安版画内蕴的恬静和安乐。儒雅中庸的和谐精神，使得新安江流域社会平稳安定，是新安文化不断发展的基础。

　　新安江流域靠近越文化核心区，其文化既具有新安文化特点，又带有钱塘江流域良渚文化特色，体现出新安文化与良渚文化融合的趋势，对河系流域上下游文化碰撞、交融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新安江流域至今保存下来的地面文物遗存10000多处、8000余种文献、100余万件文书，跨越千年历史，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尤其地面文物遗存、非物质文化文化遗产和文书档案，均为第一手资料，是人们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村社会实态不可多得的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周绍泉先生指出：以徽州文书为代表的历史文书档案为主要资料，综合研究历史社会实态，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潮流。

　　新安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传统文化的典范，独树一帜，在各自领域都处于领先位置。从新安文化中提炼出来，形成新安宗族、新安学术、新安商人、新安教育、新安建筑、新安书画、新安工艺、新安科技、新安文学、新安戏曲、新安饮食、新安民俗等文化现象，是新安文化中的精华，对其展开研究，具有普遍的学术意义。

　　新安江流域四面环山，风景秀丽，人们的审美观受到山水环境的影响。新安四雕艺术、文房四宝艺术、盆景艺术、新安书画、新安文学等，都是自然环境同新安人审美观相结合的产物；新安饮食、方言的形成，同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及资源有关；新安宗族社会构成和村落结构，同地理环境也是密切相关，这些都具有地理文化单元的人类文化学研究价值。

　　新安文化是移民文化，中原士族的内迁，决定了其社会与文化的诸多现象和特点。同时，新安文化的昌盛与发展，还存在着一个由新安江流域再向外移民的过程，并对侨寓地的文化产生影响。如新安学术、徽剧、新安艺术、新安刻书、新安篆刻等对扬州学派、京剧、江南园林、江南版画、浙派篆刻都有渗透和影响。研究新安文化，可以获得中华大文化溶合各民族文化、各地方文化的一般与个别规律，为繁荣中华大文化作出贡献。

　　新安江流域是宗族社会，明清时期农村基层依靠宗族自治管理，现存不少宗族公约中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条文。从内容上看，它们符合当今所提倡的环境保护和社会文明。从实施机制上看，它们是靠“公约”的形式自我约束，这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带来启示。新安文书中的商业合同，反映了新安人市场观念的成熟；分家契约反映了新安人遵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诉讼文书反映了古代新安江流域民间已有较强的法制观念。新安江流域古村落中，以人为本的思想贯穿村落建设，对当代环境规划设计带来启示。

　　新安文化博大精深，对新安江流域上游的徽州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徽学。但对整个流域的整体研究还是一个空白，编撰《新安文化丛书》，力求科学、全面、准确、系统展示新安文化的各个方面，对于新安文化学术研究及开发利用，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邹楚环 王志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