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童瑛 整理 余丽艳

爸妈对待残疾人的态度，让我觉得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我叫童瑛，现在是淳安县培智学校的办公室主任，这是一所针对三类残疾儿童实施特殊教育的学校。三类残疾指的是视力残疾、听力残疾及智力残疾。

2003年，参加高考的我犯了一个大错。考英语的时候，我把答案写在问卷上，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填写答题卡的时间不够，题没答完。

原来考上本科没问题，由于这个失误只上了专科的分数线。

这时，我的历史老师特意找到我，他说：“今年残联系统下属的浙江省华强中等职业学校（现更名为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第一次面向普通高考生招收大专学历的特殊教育专业，你可以填报试试。”

听到特殊教育四个字，我顿时产生了兴趣。

小时候，我爸妈在淳安县威坪镇上开了家百货商店。一些残疾人也会来店里买东西，他们有些是聋哑人，有些是肢体残疾。

刚开始看到这些人，我们姐妹两个有点害怕，躲在柜台后面偷偷观察。但是，我爸妈就非常耐心地听他们“咿咿呀呀”，帮他们找要买的东西，细心地包好，还把他们送到门口。

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爸妈对待残疾人的态度让我觉得，他们跟我们并没有不同，他们需要被公平、公正地对待，需要社会对他们的尊重。

我把填报志愿的消息一说，爸妈也都非常赞同，说这是个好专业，特殊教育的老师比一般的老师责任更大，肯定会学到很多东西，会让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

“你们39个女生，以后就要成为特殊教育的中坚力量”

那年，浙江省华强中等职业学校只设置了一个特殊教育班。全班39个学生，来自浙江各地，而且全是女生。

我们要学习的内容特别多，有幼儿教育、特殊教育、康复概论等理论知识，还有舞蹈、钢琴、声乐、绘画等专业课程。

开学典礼上，校长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话：“你们39个女生，以后就要成为特殊教育的中坚力量。”

跟我们班同一楼层的是聋哑班级，智力残疾、肢体残疾、视力残疾的班级在其他楼层。在学校，聋哑学生人数最多，为了更好地与聋哑同学沟通，我们就自发地学习一项新技能——手语。

当时，有一个聋哑女生，长得特别漂亮，手语也很棒，经常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现在已经是杭州电视台的手语主播。我拜她为师，从最简单的你我他，到上课、吃饭、睡觉，在她不厌其烦的教学下，我学会并精通了手语。

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自己的语言能力都有点“退化”了。因为在那个环境中，很多时间都在用手语交流。我还成了聋哑同学钦点的“首席”随行手语翻译。

有一年，我跟几个聋哑同学去西湖边看烟花大会。那天的路上，车子特别多，人也特别多。挤公交车的时候，有几个聋哑男同学，很贴心地伸出双手，把我们女生护住，往车上送。

他们不会用言语表达，但用实际行动默默地呵护身边的人。聋哑同学的内心很单纯，对待朋友很真心。

大学三年，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很大。

这个学校，这个环境，为我敞开了一个我从未认真看到过的世界。

我有一种年轻人的闯劲，觉得这个山里的小县城更需要我

2006年大学毕业后，我选择回到淳安。当时有一种年轻人的闯劲，觉得这个山里的小县城更需要我。

当我满心期待准备投入特殊教育事业时，却被告知：由于当地生源减少，淳安县聋哑学校即将并入杭州聋人学校。而替代它同时也面向更多残障人群的淳安县培智学校还在筹建中。

教育局建议我先去山区小学任教，等培智学校建成后再回来。

我去了王阜乡中心小学。王阜乡是淳安县北部的一个山区乡镇，很多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一个家庭通常是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孙女在家。

山里条件落后，教学楼和宿舍相隔有1公里。宿舍是借用当地一个山核桃加工厂，在厂房里隔出几个房间，用作老师和住校学生的宿舍。

宿舍和教学楼中间还有一条小河。旱季，由老师带着学生踩着河里的大石头过河。如果石头被淹了，老师就带着学生从马路上绕一大圈，每天定时定点穿梭在学校跟宿舍之间。

因为学生多、老师少，一个老师身兼好几门课的教学。我当时带了四年级一个班，语文、数学、音乐都是我一个人教。

班里有个男孩，家在王阜乡最偏远的小山村，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是个农村妇女，对孩子缺乏管教，导致孩子变成一个刺儿头，不好好学习，还私下拉帮结派，欺负弱小的同学。

他妈妈除了打骂，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这反而激起他更大的逆反心理。

硬的不行，就来软的。课堂上，我特意增加对这个男孩的提问次数，只要回答跟答案沾边，就当众表扬，让他增强学习的信心。晚上，我把他单独叫到我的宿舍，在小饭桌上给他补课。

因为他体格好，在班里也有一定的号召力，我安排他当劳动委员。看到他有进步，我就予以表扬，放大他的优点，让他感受到老师和同学对他的认可。

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这个孩子的学习成绩从三四十分提高到六七十分，做坏事他也不再参与，成为我的一名得力助手。

愿每位特教老师都能成为独具匠心的“开锁人”

2012年，淳安县培智学校建成招生。我舍不得特殊教育的专业，放弃了王阜乡中心小学教导主任的职务，来到培智学校，成为一名普通老师。

培智学校的首任校长方柳莺，毕业于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1989年，方老师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家乡淳安，加入淳安县聋哑学校的筹建工作。

那个年代的淳安，通信和交通极为不便，适龄聋哑孩子的具体情况，需要到每个村去摸排。方柳莺骑车、坐船，翻山越岭、下河过湖，一个村一个村寻找，劝说家长送孩子读书。

农村信息闭塞，农民排斥心理强，聋哑孩子的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出去抛头露脸，怕丢人。方柳莺就蹲点在他们家里，跟家长谈心、谈未来，一次次地上门，一遍遍地劝说。由于路途遥远，借宿在当地的学校、祠堂是常有的事。

经过一年的排查走访，1990年9月，新成立的淳安县聋哑学校正式开班授课，共招收了来自全县各乡镇的18名学生，小的七八岁，大的十七八岁。

刚来的孩子，只会比画手势，不会手语，交流存在很大困难。方老师与同事一起，抓住每一个机会，手把手地教孩子们手语。对年纪小又内向的孩子，她和他们同吃同住几个月，终于打开了孩子的心扉。

2012年9月，新落成的淳安县培智学校建成开学。这里招收的主要是智力残疾的孩子，很大一部分孩子还患有孤独症、多动症，有些连生活都无法自理，教育难度很大。

开学典礼上，方柳莺校长对大家说，“每个特殊孩子都是一把独特的锁，愿每位特教老师都能成为独具匠心的‘开锁人’。”

这句话，我一直记到今天。

我的心揪着痛，比两排深深的牙印还要痛

我想当然地以为，这些孩子最多是不爱说话。作为一个特殊教育专业的老师，教育他们肯定没问题。

但在我上课的第一天，就出事了。

那天，我满怀信心地走进教室，看到教室后面坐着几位家长，走廊上也有家长站着，想来是不放心孩子，或者是特殊情况需要陪读。

上课后，我让同学们自我介绍。前面几个孩子还能说出自己的名字和年龄，表现最好的那个能说出自己的爱好。

轮到一个男孩子了，他长相清秀，理着寸头，衣服穿得也清爽。只是无论我怎么耐心引导，他就是低着头不开口。

我想着是不是太胆小了，不敢说。于是走到他身边，伸出手摸他的头，“老师相信你可以的”——这句话还没说出来，这个孩子突然抓住我的手，张嘴就咬。

我蒙了，也慌了，手上钻心地疼，但是又没办法抽出手。其他孩子也慌了，有的大喊大叫，有的干脆跑出了教室，我忍着痛，怎么安抚大家都不行。

这时候，教室里冲进来一位老奶奶：“小杰小杰，快松口！这是老师！乖，小杰最乖了，奶奶把兔子弟弟给你带来了。”

老奶奶把一只兔子塞给那孩子后，他终于松开了我，紧紧地抱住兔子。

老奶奶歉疚地托着我被咬的手，无奈地说，这个孩子不但自闭，还有暴力和自残倾向。刚才可能是我总让他说话，还摸了头，他才情绪失控。

看着头发斑白的老人家噙着泪水向我道歉，再看看那个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的孩子，我的心揪着痛，比两排深深的牙印还要痛。

方校长带着两个老师把其他孩子都召集进教室后，带我去包扎伤口。方校长对我说：“小童，虽然你是学特殊教育的，但是这类人群你现在才开始真正接触。进了我们学校的，都是症状比较严重的孩子，我们的职责不能像普通学校的老师一样，注重学习成绩。我们要读懂每一位学生，把重心放在他们的安全健康、生活技能上。”

方校长的这段话，坚定了我当孩子们“开锁人”的决心。

这么多年下来，所有的突发状况我基本都能正确处理。孩子突发癫痫了，就要及时将孩子翻过来侧卧，避免窒息；孩子上课突然跑出去，就要马上联系老师去跟着，防止孩子做伤害自己或别人的事；孩子突然情绪失控，抢东西、扔东西，就要及时疏散其他孩子，保证每个人都安全的同时，引导他慢慢冷静下来。

很多时候也多亏了家长的帮忙，有了他们的陪读和协同处理，老师和学生才有了更好的教学环境。

他愿意看着我的眼睛，和我说话了

培智学校建成招生后的第二年，方柳莺校长提出了“金色蒲公英行动”，力争提供教育、康复和技能为一体的教育教学模式。

学校成立了几个兴趣小组，我担任的是第一支文明岗和鼓乐队的组建、教导工作。

这两个小组都要求智力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学生参加。文明岗选定了6位女生，后来又勉强挑了3个男生。

这几个男生个子高，长得也帅，就是个人卫生不怎么好，脸上、手上、脖子上都黑乎乎的。而且缺乏自信，笑容很少。

怎么办？只能一个个针对性地解决。

我每天检查他们的洗脸、洗手情况，对卫生保持良好的学生给予表扬和奖励，也鼓励稍微落后的学生，手把手教他们如何正确洗手。

我又专门挑了一间有镜子的教室，给他们讲笑话，陪他们做游戏，逗他们开心，让他们看到镜子里自己的笑容，感受到笑容的美好。

有个男生从来不敢直视别人，也不敢大声说话。无意间我发现，他能很灵活地运用剪刀，我就抽出时间，教他剪纸。他的剪纸水平越来越高，剪出来的作品很漂亮，也愿意看着我的眼睛，和我说话了。

我又陪着他带着作品去参加义卖活动。这个孩子开朗多了，也慢慢有了笑容。

每天上学、放学时段，文明岗成员站在校门口，是学校的一道风景。孩子们的付出得到了家长的表扬，也为其他孩子树立了榜样。

初建鼓乐队的时候，我信心满满。可一进入排练，我发现孩子们根本跟不上。乐队好不容易组建起来，学生也很有激情，不能这么放弃啊！

我把难的乐器换成简单的小型打击乐器，让他们能够记住。虽然是比较简单的乐曲，但至少这支乐队能拉出来表演了。

看着这些孩子在舞台上的样子，家长们特别欣慰，我也有不一样的成就感。

后来，学校还开辟出一块菜地，让孩子们自己种菜。每周三就在校门口摆摊卖菜、算钱结账，锻炼他们的社交和生存能力。

这些都是“金色蒲公英”行动的内容，目的是为特殊孩子走向社会打基础。

送教上门，不落下一个孩子

人们的思想进步了，更多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特殊教育学校。不过，还有些孩子是重度残疾，或者行动不便，或者生活不能自理，不得不待在家里。

这些孩子的教育怎么办？我们就送教上门。

我们学校的学生年龄范围大，从小学到高中都有，目前在籍学生共66人，常态在校学习的有57人，其余9人需送教上门。

去年冬天，我负责去梓桐镇送教。这名女学生个子高，样貌也好，但有中度智力障碍。母亲离家几年未归，只有父亲陪着她。

在此之前，她已经在当地普通学校断断续续完成了义务教育。我们除了教她文化知识，更多的是教她生活技能。

为了让她辨别好人坏人，三个老师分别饰演不同角色，带她开展实景演练。

有一次，一个男老师扮演开车的“老板”，一个女老师扮演与老板同伙的“路人”，我扮演女孩的同伴。

我们两个人在路上走着，突然停下来一辆小轿车，“老板”走过来，很礼貌地询问去某个地方怎么走，还邀请我们坐上他的车带路。

那个孩子二话不说就要上车，我说“不能去，万一是坏人呢”。这时“路人”走过来，说跟我们一起去。最终，我没能劝住孩子，只能一起上了车。

车子开到了隔壁村子，“老板”和“路人”露出真面孔，说要把我们卖了。

演练结束后，我跟孩子讲：碰到不认识的人，千万不要跟他们走。好人是不会让你带他们去的，碰到这种人要离得越远越好。

这种“过家家”式的教学方法挺管用，孩子喜欢参加，也明白了很多生活上的事情。她父亲特别感谢我们，说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孩子，普通学校也不会有这样的教育方式。

还有两个孩子，是一对兄弟，家在梓桐镇偏远的山坳里。两个人都是重度残疾，智力也有障碍。

我每次到他们家，两个孩子的眼睛会放光，那是对我到来的开心和期待。我先跟兄弟两个拉拉手，做一些身体上的接触，建立感情。然后给他们讲故事，教简单的加减法，教他们认识自己和家人的名字。虽然他们不能说话，身体也不能动，只能通过表情和眼神进行交流，但我能感受到，坐在轮椅上的他们，同样渴望知识。

我们是教育孩子的老师，也扮演着疏导家长的心理师

特殊孩子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很沉重的负担，不仅是经济上，更多的是精神上。

一次，有个学生家长半夜给我打电话，撕心裂肺地哭，她说真想抱着孩子从楼上跳下来，一了百了。

这个家庭一家四口，老公在杭州打工赚钱，这个妈妈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在千岛湖。她的大女儿有孤独症和多动症，小儿子是正常孩子。

为了女儿的教育，她特意在学校附近租了房。每天早上，她牵着两个孩子，先把儿子送进幼儿园，再把女儿带来学校，因为女儿情况特殊，她每天还要贴身陪读。到放学的时间了，她又牵着女儿去接儿子。

除了孩子睡觉的时间，她每天都要精神高度集中，时刻盯着女儿，儿子这么小也只能被放在第二位。她心里很愧疚，又不得不这么做。

那天晚上，不知道什么刺激到女儿，孩子突然情绪爆发，把家里砸了稀巴烂。儿子吓得躲在厕所里哭。这个时候，她管不了儿子，只能冲上去，紧紧抱住女儿，耐心安慰，稳定孩子的情绪。

照顾两个孩子睡着后，面对一地狼藉，回想着一路走来的痛苦，这个妈妈心理崩溃了，拿着手机跑下楼，给我打了这通电话。

我跟她不停地聊，给她讲我从小到大看到的特殊群体，给她讲她女儿的进步，给她讲孩子在音乐、绘画、手工方面的天赋，给她讲医疗的发展。

聊了一个多小时，她慢慢冷静下来，回到家，收拾好房间，也收拾好心情，继续守护一双儿女。

虽然有着外人无法感知的痛苦和不幸，但这些“星星的孩子”又是幸福的，有家人不离不弃的悉心呵护，有学校提供特殊教育的场所，有我们这群专业、敬业的老师指引方向。

还有很多爱心人士伸出了援助之手，捐赠校服、学习用品，送活动、送表演。学校的师资力量也在壮大，年轻老师越来越多，大家都怀抱着成为特殊孩子“开锁人”的初心。我们希望，这些孩子无论现在，还是以后走向社会，能更多地被关注、被尊重、被包容，因为他们已经很努力地让自己变强大。

（来源杭州日报倾听·人生栏目）

千岛湖新闻网编辑：邹楚环 余程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