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汪苏洁 通讯员 胡舒琴

清晨的阳光洒进浪川乡马石村，90后村干部王潇和“红岭先锋”队员们已经开始了工作。他们的备忘录里，记录着村里需要关照的人和事：王约生家的药快用完了，王桃云家的水管有些漏水，还要抽空去教汪银香使用手机视频通话……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正是浪川乡“红岭善治”模式最生动的写照。

自2022年“红岭善治”品牌创立以来，这个位于浙西的革命老区乡镇，逐步从“村民找上门、干部被动应”的治理困境，转变为“党员主动访、需求提前解”的积极局面；从零散的党员志愿服务，升级为系统化的基层治理体系。浪川乡以党建为核心、产业为支撑、群众需求为导向，构建起全新的乡村治理生态，实现了从“土八路”到“正规军”的蜕变，为新时代乡村振兴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浪川方案”。

——党建统领——

疏通治理“毛细血管”

“以前村里有事，要么等村民找上门，要么靠老书记拍板，年轻人想干事却找不到抓手。”王潇的一番话，道出了多年前浪川乡基层治理的现实困境。

浪川乡面积109平方公里，下辖17个行政村，户籍人口2万余人，但常住人口仅8000多人，且以老年人为主。治理资源分散、服务力量薄弱、青年人才外流，传统依赖少数村干部“跑断腿”的模式，已难以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尤其是留守、独居群体的服务诉求，常让村干部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被动局面。

转机出现在2022年的一次乡党委会议。“浪川是革命老区，大连岭上的红色故事不能只停留在纪念馆里。”浪川乡党委副书记姜芊回忆道，当时各村虽有自发的党员志愿服务，但多是分散的志愿力量，往往各自开展、缺乏统筹，既不成体系，也缺乏可持续性。乡党委班子迅速达成共识：要将红色基因转化为治理动能，对分散的红色力量进行整合与升级。这一共识，催生了“红岭善治”品牌的诞生。

一场以“组织化、网格化、制度化”为核心的治理改革全面启动。在组织层面，乡党委实施“八个一”培育工程，整合乡级党员先锋队、共富帮帮团等6支队伍，联动17个村组建“红岭先锋”集群，将312名先锋党员编入38个网格，实现“每村有队伍、每户有联系”，让红色力量如毛细血管般深入乡村的每个角落。

马石村的年轻党员先锋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31名队员平均年龄32岁，却熟练掌握修水管、调矛盾等多项技能，成为村里的“全能服务队”。“以前遇到问题不知道找谁，现在看到红马甲，心里就踏实了。”村民王桃云的话，道出了村民对先锋队的信任。

为确保服务不遗漏、不拖延，浪川乡建立了“三级走访+八必到”机制，实现“红色细胞”全覆盖。“三级走访”明确乡干部每年、村干部每季、网格员每周必须深入群众，收集诉求；“八必到”则针对独居老人、困难户等10类重点人群，要求党员在其遇到生活困难、突发意外等情况时，必须“必到场、必跟进、必反馈”。

汇源村“红岭先锋”带队人王启洋至今记得，2023年突发洪水的夜晚，他徒步四公里将独居老人方采莲从危房中背出。事后，队员们连夜整理出“特殊群体应急台账”，详细记录每位重点村民的住址、紧急联系人等信息。这份台账成为“八必到”机制的重要参考，让精准服务有了更清晰的方向。

为避免“走访一阵风、服务走过场”，浪川乡还同步建立“村档+户档+事档”动态管理制度。每一份档案都详细记录村民的家庭情况、诉求反馈、解决进度，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翻开电子台账，一组数据格外亮眼：今年以来，累计收集意见建议185条，解决就业就学诉求49件，帮助救助困难群众36人。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改革并未割裂传统治理智慧。各村的大部分老村干部虽已卸任，却主动加入“智囊团”。他们凭借对村情的熟稔，协助年轻干部化解土地流转纠纷，调解邻里矛盾。“老一辈教我们的不只是工作方法，更是‘把村民当家人’的初心。”王潇感慨道。在新老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村里顺利完成200亩高标准农田改造，还创办了“浪川稻香糕”共富工坊，为十多位村民解决了就业问题。

这套组合拳的效果是显著的。浪川乡矛盾信访总量连续三年下降，数字背后是基层矛盾的及时化解和群众满意度的提升。“红岭善治”让治理从被动响应变为主动发现和解决，将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实实在在地嵌入了日常生活的肌理。

——多元共治——

引来振兴“源头活水”

“红岭善治”模式的高明之处，在于突破传统治理仅依赖体制内党员队伍的局限，以开放包容姿态广泛吸纳社会力量，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共同体”，从而真正激活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

这一创新体现在社会力量的精准引入上。今年5月，浪川乡大胆尝试面向社会公开选聘9名商企精英担任“名誉村长”，为乡村注入资金、技术与市场资源。裕丰村“名誉村长”王建林将直播间搬进村里，单场“山货进城”活动就为村民卖出20余万元农产品。“‘名誉村长’不是挂名，而是要真干事。”正如王建林所说，上岗仅数月，“名誉村长”群体已召开民情恳谈会11场，主动领办基础设施建设、经济产业发展、民生服务保障等各类事项13件。

与此同时，浪川乡依托“红岭善治”品牌，进一步拓宽参与边界——积极吸纳社会各界群众组建“红岭星光”志愿服务队，将分散的善意与热情有序凝聚。服务队围绕生活服务、文化宣传等领域，常态化开展四大类“一月一活动”，从帮老人理发体检、组织文艺汇演、宣传政策法规，到参与防汛抗旱、环境整治，处处可见志愿者身影。这一举措让志愿服务从偶尔的“活动”升级为有持续影响力的“品牌”，成功获评县级优秀志愿服务微品牌。

在激活外部力量的同时，“红岭善治”更注重挖掘本土内生动力，通过“老带新”传承与“产业赋能”创新，打破乡村发展的沉寂。在马石村，王丁元、王丁春、严小昌三代老书记构成跨越数十年的“老带新”传承谱系，他们卸任不卸责，凭借丰富经验与崇高威望，在新班子遇难题时倾囊相授。

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时，部分村民对土地流转存顾虑，王丁元主动上门，用多年经验与对村民的了解耐心沟通，最终打消疑虑；调解邻里纠纷时，王丁春依托威望与调解经验，总能找准矛盾症结，促成双方握手言和。这种精神赓续，让年轻先锋队队员不仅学到工作方法，更传承了对乡土的责任与情怀。

如今，“红岭星光”已成为浪川乡的“闪亮名片”，既吸引更多村民主动加入，更推动“红岭善治”的参与主体从党员扩展至全体村民及关心浪川的社会人士，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良性循环。

这种治理创新不仅解决了基层治理实际问题，更重塑了乡村社会生态。马石村村民纷纷主动加入“银发巡逻队”，协助先锋队排查安全隐患；汇源村村民自发成立“矛盾调解小组”，参与邻里纠纷化解；全乡范围内，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成为乡村振兴新生力量。这种内生动力的激活，正是乡村振兴最坚实的基础。

——产业融合——

结出城乡“共富繁花”

“治理做得再好，没有产业支撑，村民口袋鼓不起来，终究是‘空中楼阁’。”浪川乡党委书记李刚的话，点出了基层治理的关键——必须将治理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浪川乡正是通过“治理搭台、产业唱戏、群众受益”的路径，实现了治理与发展的良性互动。

在浪川乡稻蛙共富基地，负责人王建林介绍说：“以前这里是低产桑园，亩均年收入不到2000元。改成稻蛙共生模式后，亩均收益达到1.2万元。”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红岭善治”打造的“党建+产业”平台。

此前，乡党委整合15个村集体和相关企业党支部，成立稻蛙共富联合党委，通过“统一蛙苗供应、技术指导、品牌销售和收益分配”的“四统一”机制，有效解决了农户单打独斗的困境。“联合党委成立后，不用愁技术，也不用愁销路，只要按标准养殖，年底就能分红。”村民汪建国算了一笔账：他家的地加入稻蛙项目后，年增收超4万元，自己还能在基地务工拿工资。

数据显示，2024年，浪川乡稻蛙共富基地已建成600余亩，稻蛙产量72万斤，综合收益突破2000万元，带动500多人就业，真正实现了“一亩田、千斤粮、万元钱”的高效益。同时，项目还推动了1500亩桑园退桑还耕和2754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兼顾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

在“红岭善治”框架下，浪川乡更是不断拓展产业发展路径。全乡已建成49个来料加工点，涵盖服装裁剪、玩具组装等项目，年发放加工费800余万元，帮助180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村民余美娟笑着说：“以前在家只能做家务，现在每天能赚80元，还能照顾老人孩子。”

针对芹川古村部分老宅闲置的问题，乡党委通过“红岭善治”平台引入社会资本，由专业团队进行整体运营，打造民宿、非遗工坊等业态。一期已引进投资400万元，盘活村集体闲置资源8处。如今的芹川村既保留了古村风貌，又吸引了大量游客，村民通过房屋出租、参与经营实现增收，村集体经济稳步增长。

“‘红岭善治’找准了治理与产业的结合点，形成了‘以治促产、以产固治’的良性循环。”李刚说，它既解决了产业发展中的协调难、信任难、落地难等问题，又通过发展成果增强了群众对治理的认同感和参与度。当群众看到治理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时，“红岭善治”就从上级推行的政策，转变为关乎自身利益的共同事业，实现了从“要我治理”到“我要治理”的根本转变。

夕阳西下，王潇结束了一天的走访，在“民情备忘录”上划掉最后一项任务——帮汪银香家调试好视频通话。屏幕那头，汪银香的孙子笑着挥手，老人的脸上满是幸福。这一刻，大连岭的风拂过稻田，带着蛙鸣与稻香，也带着浪川乡对基层善治与乡村振兴的无限期许，奔向更远的未来。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刘波 汪妙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汪苏洁 汪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