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禅福

　　新中国“一五”跨“二五”规划的新安江大型水利工程——“毛泽东点题”“谭震林拍板”“苏联专家定坝址”“副省长提交移民方案”“周恩来调配水泥”。1959年4月9日，周恩来总理来浙江建德白沙，见到热火朝天的水电站建设大军，他激动地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范例”，并挥毫写下了“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

　　周总理视察一年后的1960年4月，新安江水电站首台机组发电后，迅速成为华东电网的主力电源，巅峰时供电占比达到68%，为华东、为中国的工业起步发挥了巨大作用。新安江水库成了“千岛湖”的美名而闻名世界。

　　《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一书抢救出580平方公里水面下，15年浙江淳安、建德，安徽歙县的悲壮移民史——整整花了二十年。

　　邵总嘱托，重走移民路

　　1954年3月，毛主席亲自起草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之后，一身轻松，在离开杭州的前一天，他在杭州西湖北山脚下的书房里召见了当时的省委副书记江华。毛主席问江华:“听说你们在做新安江的文章?”接着又说:“新安江要建大型水力发电站，我支持，但你们不能仅想浙江，要为上海、江苏、安徽做贡献。如果新安江电站装机容量有个几十万千瓦，每年发几十亿度电，那对杭州、上海、南京等地的工业是一个大推进。”1954年5月24日，中共华东局办公厅把浙江、安徽、江苏三省，金华等五地及淳安等三县的领导请到上海和平饭店，四级书记面对新安江开发的三大方案，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最后拍板新安江实行一级开发的大方案，罗桐埠建坝105米，装机容量66.25万千瓦，淹没耕地31万多亩，迁移人口23.5万。我家虽然离罗桐埠有100多里路，但一家6口人也在这23.5万人中。1959年4月15日，我家从淳安县松崖乡松崖村迁移到开化县青阳公社安家，三年之后，除奶奶小脚无法下水，父母与兄妹三人都先后患上了血吸虫病，父母年岁不过50，一年中相隔三个月就先后离开人世。1965年9月，村上长辈们送我上大学，那天一位堂叔紧紧握住我的手，再三叮嘱:“禅福，你将来要是当了官，千万记住，要为我们说话，要让党中央晓得我们新安江移民的苦……”对于我一个汗毛还没长齐的毛头小伙，我问自己，将来究竟能为乡亲们做什么呢?

　　事也真巧，大学毕业，一个学农的大山之子干起了新闻。14年的基层历练，新闻的十八般武艺，也学了几招，从此，对移民疾苦在心灵中留下的阴影经常浮现出来。1988年，我被任命为浙江省广电厅总编室副主任，果真当了“官”。环境的变化，我更加感到水库移民问题自始至终是个“大问题”，国家总有一天会解决这些叠加起来的一大堆难题的。1989年9月，我受浙江省广电厅厅长的委派，到北京请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的邵华泽来浙江讲课。坦率地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官，乡音拉近了我们彼此的距离，我们很快进入新安江移民的话题，我递上了自己采写的《江西省新安江水库移民调查报告》，我注意着邵总编的神情，他好似眼睛一亮，很兴奋，一口气把文章看完。然后对我说:“你这个调查报告有观点、有内容，写得不错，我会把它发在情况汇报的《内参》上，新安江水库的移民问题确实值得关注。”

　　邵总编感叹:新安江水库移民为祖国建设做出的牺牲是巨大的，他们在心灵中留下的震动，在重建家园中遇到的艰难是不曾经历过的人所难以想象的，壮举要永世传承下去。我一直在想，淳安县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应该为他们“立传”。应该去挖掘这段被尘封的历史告示世人。我曾打算自己去写，但由于我身份不允许，我想找一个人，中国报刊副刊研究会的会长、副会长与我关系都很好，还有全国写报告文学的好多大作家，翻来覆去挑选之后觉得他们都不是最佳人选。首届范长江新闻奖评选期间，我发现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推荐你的作品入选了提名奖，你不仅是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广播系统优秀记者，还是淳安县新安江水库移民，我觉得你有这个动力、功力，还有一定的权力，你能挑起这副担子，也真巧，你今天上门了，怎么样，新安江水库大移民这部报告文学你来写吧!

　　就这样，我踏上了为新安江移民著书的漫漫长路。

　　淡伯仕途，去了民政厅

　　天下的事也真奇，真可谓“上帝”之托，我后来竟先后担任了浙江省委办公厅信息督查处处长和浙江省委、省政府信访局局长，不少浙江、安徽、江西的新安江水库移民闻讯都赶到杭州向我倾诉移民的历史和今日异地创业的艰辛。根据移民们的请求，我又专题调研了《移民生活普遍下降，遗留问题亟待解决——新安江水库库区移民调查报告》上报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策研究室，向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反映了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困难和问题。第二份调研报告连同原来反映江西新安江水库移民安居创业情况的人民日报“内参”相继都反馈到了浙江省委。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读着这两份沉甸甸的调研报告，仿佛看到了浙江、江西和安徽30多万新安江移民艰难的创业路，他在办公室里坐不住了，忙叫来秘书说:“新安江水库移民的遗留问题一定要设法解决。最近我们抽时间到新安江水库移民重点安置区淳安、开化等地去一趟。”不久李泽民书记就亲自撰写形成了给“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并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一封近万字的长信。1994年他趁着去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间隙期间，把这封长信送到了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开会驻地的房间里。不久，国务院总理李鹏等7位国家领导人联合签发的国办函〔1995〕3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新安江水库移民遗留问题的通知》下发了，针对新安江水库移民遗留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两份调研报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新安江大移民这场国家特别行动，要形成一部几十万字史料性的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权威的内部资料是难以支撑起来的。这是一部传世的报告文学，应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让沉睡的新安江水库底下的故事重见天日，永远传承下去，这也是一项抢救式的文学大工程。

　　机缘巧合的机遇又来了。1999年元旦过后不久，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视察省信访局后，专题听取了信访工作汇报。我汇报到最后，脱稿提出信访干部的健康补贴应该从30元提高到120元，信访局局长应由省委副秘书长或省政府副秘书长兼任等三条建议。张德江书记当场表态，同意了我提出的全部建议，并要求陪同视察的领导抓好落实。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离开信访工作去接触水库移民工作的最佳时机了。不久之后，我壮着胆来到分管干部工作的省委副书记梁平波办公室，战战兢兢地把自己的思想和打算向这位曾是浙江省管理宣传工作的领导和盘托出。梁平波听了，觉得我也是为一方事业，他说:“这次信访局规格升级，省委副秘书长你是第一人选呀!”接着他又说，“这倒也是一个完成自己事业的机会，我可以为你推荐。”当年9月29日，我就如愿地到了浙江省民政厅当副厅长了。

　　如鱼得水，采访亲历者

　　新安江水电站建设中，大坝坝址在苏联专家帮助下，由罗桐埠段向上移至铜官段，但一度材料短缺、质量下降问题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1959年3月14日，周恩来总理把新安江水力发电局副总工程师潘主绥、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李锐和建设工程部部长刘秀峰请到办公室，专门研究落实新安江大坝建设的高标准水泥问题。过了25天，周恩来总理又亲自赶到白沙新安江建设工地视察。

　　我到民政厅工作，新安江水电站建设和移民大潮虽然已经过去四五十年了，但主管移民工作的一些老同志一谈起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和水库移民，他们如数家珍，刻骨铭心。一天会后，我适巧碰上年过八旬的王孝臣，这位一直从事移民工作的老同事，有一肚子的电站建设和水库移民的故事。他最感动的一件事是陪同老省长、老厅长奔赴江西，“半个小时确定十万人迁徙江西安居的故事”。这是江西人民为浙江解决的一个大难题，这也是他终生不会忘记的一件大事呀。

　　他激动地说:新安江水库移民高潮正赶上反右派和大跃进时期，当时亲自抓移民工作的沙文汉省长被划为右派，移民处于无序状态。1959年7个月完成12万人的移民安置任务，我在写移民工作总结时的一段话至今还记忆犹新:1959年2月24日至4月30日的66天中，平均每天迁移186户，736人，其中徒步“大行军”移民日均77户，307人；5月9日至14日的6天中，平均每天迁移2583户，10289人，其中徒步移民日均高达3624人。港口联合大队500余人，迁移时，当天晚上开会动员迁移，会开到天亮，早晨全部开始整理东西搬迁。中午12点钟，全村各户把东西全部搬上船，下午两点钟，移民的东西运到茶园码头，卸船后装上汽车，当天连夜全部搬迁到了富阳县安置。这样的迁徙，产生了难以解决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唯一的办法是部分移民重迁，重迁何处?分管移民工作的谭石冰副厅长是红军长征老干部，对移民的疾苦时刻记挂在心上，他自告奋勇地向当时省里分管移民工作的王起副省长请战说:“我与江西现任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在1943年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路上结下了生死之交，公事私办，估计有效。”1968年8月2日傍晚，我陪同谭石冰风尘仆仆赶到南昌程世清家里，谭石冰把浙江的新安江水库移民情况向程世清作了简短的汇报，程世清马上拿起电话告诉秘书，请办公厅通知有关部门，明天上午在国宾馆开个短会。第二天上午8时，王起、谭石冰和我赶到宾馆会议室，只见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江西省财政厅、劳动人事厅、农业厅、交通厅、民政厅等部门的领导都来了，我们一行几个人内心都为之一振。王起同志做了简单的汇报并提出十万新安江水库移民请求江西省帮助安置后，程世清主任就讲了十多分钟的话，就把这10万人迁徙安置任务给落实了。

　　我与王孝臣老处长交谈之后，他事后找出了当年的记录本，把程世清主任的讲话记录整理交给了我，我如获至宝。程世清主任是这样说的:

　　我们非常欢迎浙江移民到江西来，这决不是浙江一个省的问题，也决不是两个省的问题。上海要江西安排15万下乡知识青年，我们也同意了，这是关系到国家建设问题。浙江提出要江西安排10万人，我们非常欢迎。我们能够做到的，要积极去做。关于安置时间问题，以10万人计算，可分两至三年完成。具体时间由有关专区、县商量定，能提早的最好。今年时间不多了，明后两年完成。关于安置地点问题，现在初步定在抚州地区安置5.5万人，上饶地区安置3万人，九江地区安置2万人。关于安置方式问题，安置要因地制宜，我看一个县要集中成片安置上万人是比较困难的，原则上以队插到大队，或者以大队插到公社为宜。移民安置的县、社要把这项工作作为政治任务来看待，这不是单纯的移民问题，也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严肃的政治任务。

　　我如果眼睛只盯在仕途路上，不主动请求去民政厅，近四十年老笔记本上的那段记录是不可能采访到的，这是最原始的，有生命力的“真宝贝”呀!

　　上山下乡，访谈移民村

　　党中央、国务院和浙江省委省政府对新安江水库移民的遗留问题应当说是高度关注和重视的。作为新安江水库移民的游子，我来抢救这段水库移民的历史深感肩上担子的分量。

　　1957年6月25日，时任浙江省杨思一副省长在《关于新安江水库移民安置工作初步方案》中提到，水库在110米高程时，全部受淹耕地332776亩，迁移人口236897人，浙江部分，共移21万多人。1990年11月汉语大字典出版社出版的《淳安县志》公布的淳安移民总数是289951人，这还不包括浙江建德和安徽歙县的新安江水库移民人数。21万多人与289951人差距太大了。

　　搞清这移民的数据，我在浙江省民政厅查阅资料就方便多了。

　　第一笔账是淳安县新安江水库移民（包括遂安县）计划迁移和非计划迁移的289951人中，浙江省和其他省安置的两部分共219641人（218348+1293）人。而计划迁移江西的54134人，绝大多数是后靠重迁的，只有17600是原迁移民（1998年《浙江省水库电站移民志》），因此淳安县的新安江水库原迁移民数应该是237241人（219641人+17600人）。

　　第二笔账是1956年9月至1958年1月新安江电站工区建德县的铜官移民869户，计3968人，除去淳安县芹坑村31户，171人，实际上建德县移民838户，3797人。（引自1986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建德县志》）

　　第三笔账是新安江水库涉及安徽歙县的移民共8363户，37823人。其中歙县本县安置7971户36092人（引自黄山市人民政府办（〔1987〕105号）），旌德县、黟县安置392户1731人。（引自宣城行政公署计划委员会计库办字〔1999〕102号）

　　这三笔账数字都是50年代、60年代新安江水库2省3县移民的原迁数，合计278861人应是新安江水库原迁移民安置人数（其中浙江省241038人，安徽省37823人）。

　　据反复查找资料核算，新安江水库移民安置人次应该是278861人（原迁）+69790人（计划重迁江西）+13062人（非计划重迁江西）+22190（非计划迁安徽）=383903人次。新安江水库移民从规划设计236893人上升到383903人次，超过了原迁移民人数的62%（这其中有自然增长数）。这说明278861名新安江水库原迁移民中其中有105042人是经历了二次以上的重迁移民。

　　新安江水库移民原迁人数与真正的移民迁徙人次数据相差这么大，真要写好新安江大移民的报告文学唯一的出路就是调查研究，否则反映不出移民的真实艰辛岁月。

　　2005年初，我被浙江省作家协会终评审定为省作协签约作家。同年5月，我申报的《国家特别行动 新安江大移民》一书入选2005年签约工程。

　　2005年8月，我又被时任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聘为省政府参事，省政府参事室又把该书作为一个调研课题。这一切为《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一书调研采访提供了方便，但调查研究之路是不平坦的，仅到中央档案馆调阅有关材料就有一段说不尽的故事呀!

　　对采访调研的艰辛，我在《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报告文学中有这样两段记述:

　　下午3时许，来到了江西省乐平县鸬鹚鹤渡口，渡口上的船工说:“现在的水上涨得很快，小车摆渡不安全。”经过我们再三请求，小车上渡船了。但船工还是放下一句话:“车子要返回，渡口肯定封闭了。”我们的车在乡间山道上穿梭，转过一道山弯，山腰中的几间泥墙房，一晃跃入了我们的眼帘。我们异口同声地说:“这就是移民村。”车驶进了村中，一问，便是我们要寻访的39年前黎川转迁来的新安江人。那天采访结束我们绕道返回住地已是次日凌晨二点了。

　　也不知翻过几座山，更不知绕过几条湾，我这个坐车从不头晕的老汉，在经历“九十九个湾”后，胃也翻腾起来了。我见到前面山岙中一片黑乎乎、黄焦焦的房子，我猜定这是新安江水库移民，连声叫停车。我下车问一位老农，这位乡音未改的淳安人说:“这地方叫资溪县石峡乡彭田村立新村小组。我们移民是够苦了，原来家住淳安县合洋乡陈斜村，1959年移到建德市大同乡，1969年3月，移到离县城40多公里的这个深山坞里。”我们在交谈时，许多妇女和老人就围上来了，叽叽喳喳也不知说什么。我带着沉重的心情，从村脚走到村头一户名叫邵治章的家里，见他家的房子泥墙已像怀胎10月的孕妇，墙面已向外突出。一踏进他的房间，一股霉气扑鼻而来，见他床上草席的几个破洞中已露出了稻草，盖的还是淳安带去的老式印花被面，上面的补丁把原来被面印花几乎都覆盖住了。来到他大儿子的房间里，不足12平方的小房间，搭起两张床，一大一小，几乎把整个房间占去了一大半。邵治章老伴见到我这个杭州来的老乡，连声说:“移民来时，我一家四口，1970年造了3间房子，37年了，现在天天担心房子倒掉。3个儿子都大了，大儿子44岁，一儿一女，女儿今年考大学，儿子今年考高中，为了给儿女读书，大儿子和他媳妇到西安做面包，结果亏了2万多元钱。2004年，背了一大笔债回到家。无奈租了20亩田。这两年，他们起早摸黑干，一年下来，耕种20亩田，也只能赚六七千元钱。今年女儿如果考上大学，儿子考入高中，日子还不知怎么过。老三今年35岁了，外出打工两三年了，也没回过家，至今也没娶上亲。”

　　在调研中，我的笔记本上记上一连串发人深省的数字:全村47户，156人；田150亩，亩产600斤；山200亩；外出打工每年80人以上。37年来，只改造了三幢房子，其余几乎全是危房。37年来，进入初中52名，中途辍学32名，考入高中10名，至今没有高中毕业生。25岁至40岁没有讨上老婆的有8人。

　　离开这个村时，许多妇女真挚地拉着我的手说:“请你给我们带回浙江去。”我只能默默地流着泪，面对历史留下的贫困，我能做什么呢?

　　上车之后，陪同调研的资溪县移民开发局郑卫东局长又向我报了一笔数字:现在全县新安江水库移民还有3421户、14179人住在像邵治章那样的危房里。

　　历经20多年的苦磨，上京入沪下江西，奔皖访淳去丽水，高端访谈，乡村串门，历经千辛万苦，行程两万多里，跨越浙赣皖三省八个市（地），走访22个县的近200个移民村，踏进了1000多家散落各地的新安江水库移民的门槛，记录了大量新安江水库移民的真人真事，他们的亲身经历催人泪下。把这一切奉献给读者，目的就是让大家在领略千岛湖那涟漪荡漾的湖光山色的同时，记住曾在淳安土地上生活过的那些人。

　　荣获“五个一”工程奖

　　2008年初，35万字的《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报告文学脱稿了。这部反映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历史的书应由我国最有权威的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多次获得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脚印编辑接过我送上的这部巨著，她一看书名，粗翻阅了一下连声称赞这是一部好书，并告诫这样大主题的书是要审批的。为了让编辑们对这部书有更深的感受，当年5月我又赶到北京，请脚印工作室的一班编辑亲临淳安现场寻找沉睡的历史。他们访问了一户户移民户，踏看了一家家移民房，她们的心灵中也都感知了移民们迁徙他乡的艰辛。回到北京，三位编辑每人编写一遍，人民文学出版社7月中旬，就将书稿报送到新闻出版总署。过了一个月，书稿退回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室的同志打电话询问，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司的同志回电只说了“你们自己定”五个字。这样大题材的书谁敢定。国庆节后，我再次赶到北京，盼请出版社再次上报，我也不抱多大希望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不助我，难成事矣，等呀!等。”涉及多位高层领导关注、推动中国工业起步大工程建设题材的书应由中央党史研究室来把关。当年11月上旬的一天，北京来电说:书稿审批已经通过了，我们出版社也感动了，审批书稿只经历了半个多月，这样快的速度在我们出版社也是罕见的，大家都很激动呀!

　　我再次上北京，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改，按修改意见把原稿压缩到30万字的《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月新年的第一部报告文学，正式出版向国内外发行了。

　　《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这部书到浙江、江西、安徽后，新安江移民的这批特殊群体竞相购买。2009年2月，人民出版社和杭州出版社又共同出版了这部书。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对该书作出了“这本倾注了二十年心血的巨著将以其特有的价值载入史册”的评价。4月30日浙江省委原书记李泽民给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黄坤明的推荐信中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杭州出版社共同出版的童禅福同志写作的《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是一部有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的难得的好作品。2009年4月23日在世界读书日这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赶到千岛湖，在淳安县新华书店举行了《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报告文学首发式。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余的娜手捧着这部巨著，含着眼泪激动地说:“作者拿起记者的笔，采访了移民们的足迹，对淳安历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杭州出版社时任副社长尚佐文激动地说:“我参加书籍出版发行的仪式可谓不少，今天我真感动了。在没有任何组织的情况下，参加发行仪式的人员越来越多，要求作者签名售书的队伍越排越长，有妻子给丈夫买的，有外孙给外公买的，有爷爷给孙子买的，有的甚至买上两本三本的，他们觉得能够看到这本书，这是自己的幸运，他们感到，我们在上世纪那个痛苦的年代，那段痛苦的历史，终于有勇敢者把它记录下来了。他们连声说:‘我们拿到的不是一本普通的书，是捧着一段历史’。”

　　2009年6月，浙江省委宣传部组织评定“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全票通过。评委会认为“这是一部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史料，没有‘史官’增删过的史料，历史里的宝，可谓是一部中国现代工业起步的史记”。

　　摘自《淳安文艺》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刘波 王志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