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朱宝华 整理 汪苏洁

我叫朱宝华，今年81岁了。

有人问我，这辈子当过最大的官是什么？团长？民政局长？还是政协副主席？我笑笑说，都不算。我现在当的是“村长”——小区业委会主任，管着六百多户人家的家长里短。

从团长到“村长”，跨度是有点大。但我心里清楚，职位变了，战场变了，可当兵那股劲儿，从来就没变过。

81岁了，我还在路上。

母亲的八个字，我记了一辈子

我出生在石林镇一个偏远的山村。小时候家里穷，兄弟五个，加上一个妹妹，还有爷爷奶奶，全家九口人，全靠父母扛着。日子再难，父母还是咬着牙供我们读书。

母亲没上过学，但她常常叮嘱我八个字：爱国爱家，不计得失。

这八个字，我记了一辈子。

1964年冬天，我19岁，穿上军装，走出了大山。临走那天，母亲一直站在村口，不肯回去。父亲陪着我，走了很远的路，一直送到码头。船开了，他还站在岸边上，目光一直跟着我。他们都没有太多话，可那份惦念，我明白。

到了部队，我从新兵蛋子做起。排长、连长、师作训参谋、团参谋长……一步一个脚印。

有人问我升这么快有啥秘诀？我说没秘诀，就一条——当兵不是比谁胆子大，真正靠的是脑子、是担当、是对每一个战士负责。

老山前线，团长就是“定盘星”

真正的考验，是1986年。

那年，我带着2700多名指战员，开赴云南老山前线，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

临走前我回了一趟家。有保密纪律，任务不能说。我蹲下来，对还小的女儿说：“好好听妈妈的话，爸爸出趟远门。”她眨着眼睛看我，不知道这一去意味着什么。我转过身，眼眶热了，但脚步没有停。

老山前线是什么样的？热带山岳丛林，又闷又湿，地雷密布，毒虫遍地。指挥所离前沿阵地只有二十来公里，炮弹时不时就在不远处炸开。

当团长，脑子里要装下整个战场——敌情、地形、兵力、战术、物资，上千个细节，一个都不能少。战前三个月，我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不是不想睡，是不敢睡。每一个士兵背后都是一个家，我要带他们打赢，还要尽可能把他们带回来。

我坚持亲自带侦察兵去摸地形、查敌情。参谋长拦我，我说：“不知道地形怎么指挥？不知道敌情怎么打？”

有一次前沿侦察，突然遭遇炮击。我带着侦察兵往前冲，耳边全是爆炸声，沙石砸在钢盔上噼里啪啦。碎石溅了我一身，好在命大，有惊无险。回来脱下衣服一看，后背全是冷汗。

战场上，团长就是“定盘星”。士兵们在前面冲锋，我不能乱，不能急，更不能怕。说不怕是假的，可那时候脑子里装的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顾不上怕。

那一仗，我们全团英勇杀敌，涌现出一大批战斗英雄模范。集团军被中央军委邓小平主席通令嘉奖，授予“胜利之师、文明之师”的称号。

凯旋那天，我看着队伍里那些再也回不来的熟悉面孔，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我活下来了，可他们永远留在了那片红土地上。

后来有人问我：“团长，你怕不怕自己回不来？”

我说，人没有不怕的。但有些东西比命更重要——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还有那八个字：爱国爱家，不计得失。

老山前线的战火硝烟，把“初心”两个字刻进了我的骨头里。从那以后，不管走到哪里，我都记得：我是一个兵，一辈子都是。

换了战场，还是给老百姓办事

1988年，我转业回到淳安。先是在统战部，没多久又调到民政局，后来又担任县政协副主席。

有人跟我说，转业了该歇歇了。我说歇不了。以前保卫国家，现在服务百姓，都是一个理。

民政工作管的是千家万户的事。我上任头一件事，就是下乡。民政工作的对象不在文件里，在偏远的村子里，在困难户的屋檐下，在残疾人的轮椅旁，在老战士的病床前。你不下去看，怎么知道他们缺什么？

那些年，我几乎跑遍了淳安所有乡镇和村庄。

有一回下乡，我进山看望一位82岁的独居老红军，他常年守在山间茅草屋里看护林木。那天阴雨连绵，进山的土路又泥又滑。赶路时我不小心摔了一跤，裤腿上全是泥浆。

推开那间简陋的茅屋门，老人正躺在床上。看见我冒雨进来，他先是一愣，挣扎着想坐起来。我伸手握住他的手，滚烫的—发着高烧。我赶忙劝他去医院，老人却一直摆手，说怕给人添麻烦。

看着老人，我很心酸。当即带着随行干部，轮流背他下山去看病。老人康复后，拉着我的手再三道谢。那次回来，我牵头开了专题会，把优抚对象常态化走访、兜底救助的各项细则，一点一点完善起来。

还有一次，我下村入户摸排，看到有个30岁泥瓦工，干活时意外坠楼，从此卧病在床，他本是全家唯一的顶梁柱，出事后，家里没了收入。八岁儿子还小，妻子扛不住压力，远走他乡。一家老小，祖孙三代，苦苦撑着。

我亲眼看到那家人的难处，暗下决心，一定要帮他们渡过难关。我连夜梳理详细情况上报上级民政部门，多方对接帮扶政策，协调他去杭州免费治疗。

三个月后他重新站了起来，县里民政持续跟进，帮他调养身体、疏导心结，一家人慢慢走出了绝境。直到现在，他还念叨：“多亏当初您伸出援手，救了我们一家人，才有了现在的日子。”

帮扶完这一家一户，我心里一直有件更大的心事——那些没人照料的孤寡老人和弃婴，怎么办？

那时候淳安财政困难，全县没有一处标准化的社会福利院。17名孤寡老人临时挤在一处落脚，23名弃婴依靠民政干部轮流接回家中代为照料。这样的日子，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我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筹建福利院，一刻也不能耽搁。我牵头起草立项报告，实地踏勘选址，多方筹措建设经费——发动民政系统干部自发捐款，开展有奖福利募捐，又向上级争取专项补助。每一笔钱，都精打细算。

1994年，淳安第一座社会福利院终于建成了。

搬迁那天，我陪着老人和孩子们搬进新居。一位老人紧紧攥着我的手，眼含热泪：“朱局长，活了大半辈子，从没住过这么舒心的房子。”听到这话，我心里五味杂陈。

那些年，我们还推动各乡镇建了23所敬老院。每逢节日，我都会去走走看看。其中一所敬老院里，有位盲人老人，单凭脚步声就能认出我来。期间每年除夕，我都会留在福利院，陪老人和孩子们吃年夜饭。

妻子虽然一直体谅我，心里还是盼着我回家。我常跟她说，院里的老人没有子嗣照料，孩子没有至亲相伴，过年心里难免孤寂。时间久了，她也慢慢理解了我。

除了福利院，我还做了一件大事——推动革命老区狮古山村整村搬迁。

狮古山村位于海拔近千米的山顶，路是羊肠小道，走一趟要3个多小时。我第一次进村调研，深为震惊，全村11户33口人，住着残破的房屋，过着清贫的日子，甚至连电都没有。

一位年轻小伙满脸愁容地同我倾诉：“朱局长，村里条件太差，没有姑娘肯嫁进来，我不想一辈子困在深山里。”这话像利刃扎进心里，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帮大伙走出大山。

从山里回去之后，我立马完善调研报告，接连奔走各个部门、乡镇，逐项对接搬迁筹备工作，多方奔走争取帮扶资金和惠民落地项目。忙了一年多，整村易地搬迁总算顺利落地。

搬迁入伙那天，家家户户都透着对新生活的期盼。后来我重回村里，碰到当初诉苦的小伙子，他笑着跟我说：“朱局长，我现在车子置办上了，媳妇也娶进门了！”

我在民政局干了8年多，得过一些荣誉。但这些奖状，都比不上老百姓一句“朱局长是个好人”。

70岁，我又上了“新战场”

2007年，我退休了。亲戚朋友都说，这下该享清福了。

可我闲不住。先是在县老科协干了10年，带着老同志们写调研报告、下乡送技术。但真正让我觉得“又上了战场”的，是2017年。

那年，我住的小区要成立业委会。大伙儿知道我是当过团长的，非要推我当业委会主任。有人劝我，说小区工作太磨人，你一个老领导何必受这个累？

我想了想，笑了。当年在老山前线我管2700多人打仗，如今在小区管600多户人家的吃喝拉撒——仗怎么打？还不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把大家拧成一股绳？

我接下了这个活儿。有人打趣说，朱老这是从“团长”干到了“村长”。我笑着回他：什么“长”都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

当上“村长”，我办的头一件实事，就是整治小区私拉电线充电、车辆乱停乱放的老大难问题。我带着工作人员挨家摸排、实地选址，动工修建统一停车棚，配齐智能充电插口。如今车棚可以同时满足近245辆电动车安全停放充电。住户们碰见我总竖起大拇指夸赞：“朱老，这件事真正办到咱们老百姓的心坎里了！”

第二件事，是把小区里的老兵组织起来，成立“红管家”队伍，建了“老兵驿站”，我当站长。我们穿上迷彩服，分组包干——拔草、扫垃圾、清理楼道。后来邻居们看我们干得起劲，自己也拎着扫帚跟了上来。

环境理顺之后，我们在小区张罗了“团圆饭”，让业主们坐在一起，边吃边聊。我端着杯子说：“让陌生的邻里亲起来，让清静的小区‘热’起来，让分散的力量聚起来。”一顿家常饭拉近彼此距离，居民说觉得小区自此像个大家庭了。

第三件事，是搞防空演练。我主动跟人防办商量，拉响警报、放起烟雾弹，组织居民往地下人防工程跑。有些老人腿脚不方便，我带人背的背、扶的扶，一个人都没落下。有人说我小题大做，我说：宁可千日无战，不可一日无备。老兵的天性，就是时刻准备着。

后来，小区的“老兵驿站”慢慢做出了名堂，评上了市里的五星级金秋驿站。小区里的文明氛围也越来越好，还拿过县里文明实践项目的金奖。这些荣誉我不是很在意，在意的是大伙儿心齐了、邻里关系热络了。这些年，我也一直倡导学习型业委会，业委会里这帮人也爱学习、肯干事，大家一条心，小区一年比一年好。

褪去戎装，初心未改，阵地未丢。这些年，我还兼任杭州市国防教育团的讲师，给新兵上“第一课”，到学校讲红色故事。有一回，一个小娃娃仰着脸问我：“爷爷，你当年怕不怕？”我说，人没有不怕的。但爷爷怕的不是死，怕的是国家再受屈辱，怕的是老百姓再过不上安稳日子。

读稿人语

八十有一，步履不停

采访朱宝华前，我们看过他的简历。但坐下来听他讲，才发现一个人的一辈子可以这样有分量。

他81岁了，腰板始终挺得笔直。提到老山前线再也回不来的战友，他会沉默；说起福利院里那位只凭脚步声就能认出他的盲人老人，他眼眶泛红。

采访中最打动我们的，是1994年福利院搬迁那天，一位老人攥着他的手说：“朱局长，活了大半辈子，从没住过这么舒心的房子。”这句话，他记了三十年。

从战场到民政，从民政到小区——身份在变，但他的标准始终如一：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绝不绕着走。

81岁，他还在路上。因为他脚下的路，从来都是踩实了再迈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