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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黄河清　整理汪苏洁

我叫黄河清，今年63岁。退休前，我是一名法官，而今我是一名“和事佬”。

有人问我，工作这些年审过多少案子？我记不清了，几千件吧。1988年进法院，2024年退休，干了整整三十六年。现在，我是淳安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的一名人民调解员，一年多以来，已调解了三百多起纠纷。从进法院到现在，跟法律打交道已经三十七年了。

称呼从“黄法官”变成了“老黄”，但做的事没变——还是帮老百姓解决问题，还是在那条通往公平正义的路上，一步一步地走。

穿上法袍跟自己说：不能糊弄人

1988年我进入淳安县法院，入职那天，我认认真真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既然干了这一行，就不能糊弄人。当时国内法治建设正重启推进，基层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大多没有成熟判例可供参照。法条是有的，但法条之外，那些错综复杂的人情、风俗、邻里间的旧怨新仇，书里没有答案。我深知前路漫长且充满考验，但心中始终清晰笃定前行的目标。

九十年代，我在基层法庭一待就是十二年。那十二年，我像一棵树往深处扎根，看不见枝叶繁茂，但每一寸生长都坚实而有力。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数据库，办案全凭两条腿去跑、一张嘴去问、一盏孤灯下去琢磨。

我养成了一个习惯：边学边干。法律的书要看，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什么都看。图书管理员开玩笑，说我家的藏书都能评“藏书之家”了。我专门做了一排柜子，放从各地买回来的书，看着满满一柜子，心里踏实。

有人不理解，说你一个法官，看好法律书不就行了？我觉得不是这个理。法官断案，断的不只是干巴巴的法条，断的是人情世故，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你不懂历史，怎么理解一个地方的民风民俗？你不懂人情，怎么体会当事人藏在诉状背后说不出口的苦处？

我在书里读海瑞，不是学他怎么当官，是学他断案的那股劲——正直、公道、不阿权贵，把百姓的鸡毛蒜皮都当天大事情来办的倔强。海瑞在淳安当过知县，是出了名的清官。我常想，淳安的法官，不能给海瑞丢脸。那种念头像一颗种子，在那些清贫而充实的岁月里，悄悄生了根。

退休是另一种上岗，调解就像搭桥

退休离岗，我以调解员身份重新上岗，当起了“和事佬”。很多人问我，当了三十多年法官，又做了一年多调解员，最大的心得是什么？我说就一句话：法律是死的，人心是活的。法条白纸黑字不会变，可人心是水，是风，是千变万化的。调解，就是在这两头之间搭一座桥，让死的规定能活着走进人心里。

想做合格的“和事佬”，首先得学会“听”。坐在法官席上，威严是必须的，法槌一敲，全场肃静。可调解员不行，老百姓来找你，多半揣着一肚子怨气、委屈甚至愤怒。这时候，最忌讳一上来就讲大道理。你得让人把话说完，把情绪倒干净，往往是那些家长里短的牢骚话里，藏着矛盾的根由。

去年10月，我接了一个案子。某小区加装电梯，此前业主们已按楼层系数定好出资方案，合同也签了。后来，多名业主提议，改造升级的新增费用不再按系数，改为按户平摊，便在群里知会了一声，随即开始收款。低层住户坚决反对，要求必须依原合同执行。

双方僵持不下，找到了我这里。李某坚持“合同签了就不能改”，王某则说“我压根没看见群消息”。我没有急着下判断，先静静听完每个人的诉求，核心很清楚：大家对“合同是否已变更”存在根本分歧。

我把大伙请进调解室，先肯定当年“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合法合理，然后拿出《民法典》解释：“协商一致”是变更合同的前提，群里发信息无人表态，不等于真正达成合意；而用平摊取代系数是对原合同核心条款的实质性变更。

看大家安静了，我把话题引向解决——不推翻原合同，只对新增费用做补充约定：高楼层按系数多承担，低楼层少承担，今后电梯保养也按这个比例来。更重要的是，方案是大家商量出来的，没人觉得不公平。最终业主们达成了协议，签完字，李某和王某说：“老黄，你说话公道，我们信你。”

如果说在电梯案里我是在“协调人心”，那么在大树案里，我更多是在“核算公道”。

去年八月，千岛湖一场狂风暴雨，把一棵大松树连根拔起，砸向一路之隔的居民楼。雨棚瘪了，花架歪了，防盗窗变了形，十户人家的安宁被搅得支离破碎。最揪心的是七十岁的陈某——家里断了电，恰逢她不在家，因此冰箱里的虫草、海参全化了，她红着眼要求赔偿两万多。社区介入了调解，然而责任方某运输公司一口回绝：“这是天灾，我们没责任，管不了。”首次调解无疾而终。无奈之下，社区副书记许晶走进综治中心找我寻求帮助。

我先扎进泛黄的图纸里翻查，确认松树就在运输公司土地使用权红线范围内，多年来也是他们在管护。随后拨通负责人电话，告诉他不是为难他而是来解决问题，跟他说了相关法律规定，以及管理方应当担责。在协调会上，对方又拿“不可抗力”辩解，我摊开法条一条条讲：松树之前就有倾斜迹象，日常巡查为什么没发现？这是管理疏忽，不能拿“天灾”两个字推干净。说完法，再放缓语气把十户居民的难处一一道来，对方终于点了头：“我们赔。”

可怎么赔又是细碎难题。十户人家，十四处雨棚、五个花架、四扇防盗窗，诉求五花八门。我拿笔记本和社区工作人员一户一户上门登记，量尺寸、拍照、问购买时间，按折旧逐一核算，每户单建一页台账。最难的是陈某那笔没有小票的食品损失，我跑遍镇上药店和菜市场，一家家问虫草、海参的行情价，最后评估赔偿八千元。签协议那天，陈某拉着我的手说：“这个账算得明白。”

从法官到调解员，变的是行头和说话方式，不变的是对公平的较真。法律是桥墩，人心是桥面，而我乐意做那个在桥上走来走去的人——把话说透，把路铺平，让每个人都能踏踏实实走过去。

三十七年了，还想接着干

一件件细碎的邻里、民生纠纷，是我日常调解工作最真实的写照。旁人眼里微不足道的琐事，落在群众身上都是天大的难题，我不敢有半分敷衍。每一起纠纷，我都会耐心厘清前因后果，尽全力妥善化解。

想起当法官时，老前辈跟我说过的话：办案子要不怕难，也要勤于复盘，一步一步踏踏实实走。做调解，要学会倾听，不能先入为主，先给双方留出抒发情绪的空间，再结合情理、事实梳理判断。我出身农村，深知基层群众的难处，唯有真心共情、贴近群众，才能换来大家发自内心的信任。这些年收到的锦旗和感谢，都是我前行的动力。

去年6月到今年6月，我在综治中心累计调解各类矛盾三百余件。遇上棘手难解的纠纷，大家总会第一时间找到我。我说不上专业专家，就是在这行干得久了，案子见得多了一些，积累了些许经验。

在我看来，调解就像搭桥，一边是法律，一边是人心。把责任理清楚、把账算明白，这桥自然就通了。从法官到调解员，称呼变了，身份变了，但那份初心没变——为百姓伸张正义，让每一个当事人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这条路，我走了三十七年，接下来还想继续走下去。

读稿人语

初见黄河清，他正埋头在成堆案卷中梳理线索，腰间束着护腰，不时有同事前来请教案件处置思路。

闲谈间，他总不自觉将话题落到办案日常：如何为当事人搜寻关键证据，怎样为弱势一方争取公平公正。谈及这些，他嘴角总会轻轻扬起。聊起海瑞，他眼中更是熠熠生辉。

“法律是死的，人心是活的。”问及三十余年法官生涯最深的感悟，黄河清不假思索道出这句话。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讲述大树砸楼纠纷案的往事。居民受损物品没有购物凭证，为核定损失金额，他拿着本子跑遍药店菜场，逐条记录市价。我说这些事社区工作人员也能做，他说：“当事人信任的是我，不能光动嘴，得出力。”一个退休老法官，为了一笔没有购物小票的赔偿满市场跑腿。这让我确信，他说的为民解忧之心，绝非空话。

三十七年，他从法官干到调解员。身份在变，但他的标准始终如一——把责任落到该落的地方，把道理讲到人心里去，让公平有温度。

千岛湖新闻网编辑：刘波 梁津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