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遵义有一座圆拱石桥，被命名为迎红桥，以纪念中国红军那次史诗般的远征。这个城市也有一个响亮的称号：转折之城。

“长征途中，在这里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纪念馆原馆长、78岁的雷光仁说。自此，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雷光仁认为，当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笔下的“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其精神今天同样指引着中国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一座城的红色记忆

遵义会议会址矗立在遵义市老城区，是一栋灰白相间的二层小楼，雷光仁曾在这里工作了十年。在会址二楼的会议室内，摆放着一张旧方桌和十多把木椅，天花板上挂着一盏油灯。这盏灯，照亮了这间召开遵义会议的屋子，更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行的道路。

1934年，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历经湘江血战，损失惨重。次年1月，遵义会议在这个小楼里召开。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如今依然直抵人心。

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道：“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

此后，红军在遵义北部的娄山关赢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通过四渡赤水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和遵义很多当地人一样，雷光仁对红军也有自己的记忆。“母亲给我讲，她干活时红军从家门口走过。为了躲雨，他们借了一个斗腔。”他说。

斗腔是南方一种竹编的晒谷工具。雨停后，红军已经走到邻村，他们交代邻村的老乡，一定要把斗腔归还给雷光仁的母亲。

索尔兹伯里在书中提到了一位名叫孔宪权的红军战士。他率领部队作为突击队参加娄山关战斗，被6发子弹打中胯骨，留在贵州养伤。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筹建遵义会议纪念馆并成为第一任馆长。

现在，他的孙女孔霞已从事红色文化宣讲工作30余年。“在遵义，红军故事像传家宝一样，叮嘱下一代，不要忘了我们从哪里来，要去向何方。”她说。

在今年56岁的孔霞眼中，遵义既传统又现代。

丰乐桥在红军通过后改名为迎红桥，桥上每天人来人往；红军烈士安葬地小龙山改名为红军山，山上的红军铜像被百姓披上红绸，多年来祭奠者络绎不绝。

与此同时，这座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

红军长征途经时，遵义只有3万多人；2025年，遵义中心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60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1%。

孔霞小时候，遵义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条公交线路。“现在，我出门经常需要用手机查询地图。”她说。数月前她坐高铁去延安，当年红军走了9个月的路程，现在用时不到9小时。

发展的不仅是遵义。“贵州到处是山，但现在这里是‘桥梁博物馆’，世界前100座高桥中，近一半在贵州，我们可以站在高桥上‘看世界’。”她说：“当年的长征在贵州，是突出重围，是独立自主。今天我们远离了战火硝烟，但在科技领域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千岛湖新闻网编辑：章新建 马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