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徐本根）

　　黎明前后的天气最寒冷、最肃杀。1949年初，浩大的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接近尾声，国民党绝大部分精锐被歼灭，百万解放军气势如虹，时刻准备横渡长江。这个时候，早已进入我县境内的解放军游击队开始频频出击，为迎接大军到来大造声势，而各路土匪和敌对潜伏势力也跟着垂死挣扎。在这“黎明”时分，我县清平源区域红旗招展，同时又暗流涌动，光明与黑暗，正义和邪恶，在这一刻交错上演……

　　徐本根，这位现年84岁的老党员，曾经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从他的口中，记者听到了一个又一个惊险的故事。

　　这一把火，点燃了村民的勇气。我想，如果不是因为这把火，大多数村民就不会去抢粮，我也不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49年2月，天气特别寒冷，淳安还没有解放。茶园乡湖下村虽然是周边闻名的产粮区，但是因为平时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繁多，大部分贫、中农家中，粮食已经不多了。大家只能依靠多采野菜度过严冬，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困难。

　　我叫徐本根，当时23岁，是湖下村（现在已经没入千岛湖）村民，属于甲级壮丁。什么叫甲级壮丁呢？这要从国民政府的规定说起。当时国民党规定，18岁到25岁是甲级壮丁，25岁到35岁则是乙级壮丁。这些壮丁，都是国民党军队的征兵重点对象。

　　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征兵，所有村民都存在恐惧心理。原先的时候，国民党军队是一年来一次，征兵的方式是“三抽一”或“五抽一”，简单点就是说一个家庭中如果有三个青壮年，就要抽一个去当兵，而独生子则可以通过交免役费和晚役费免除兵役。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前来征兵的次数越来越多了。自1948年开始，征兵时间变成了半年一次，接下来又变成了一甲抽一兵（一甲就是15人），最后演变成了看见壮丁就抓。闹得所有村民人心惶惶，无心务农。大家都私下说，看样子国民党要兵败了！不然怎会如此呢？

　　我是家中独子，本来可以免除兵役，但是在这种条件下却是更加担心――如果我被抓走了，家中父母该让谁来照顾呢？

　　幸好，解放军游击队来了。就在1948年的冬天，金华萧山游击支队二三十人和皖南支队一百多人来到了茶园区，在清平源附近建立了根据地。我至今仍然记得他们前来时的飒爽英姿：他们统一穿着黑色制服，腰身别着木壳枪，枪托上还系着红布，看上去个个气势昂扬。

　　这些游击队战士来了之后，马上就开始宣传“三抗”。所谓“三抗”就是抗敌、抗粮、抗捐。他们在墙壁上涂满了红色标语，诸如“我们团结起来，迎接大军过江”，“不交粮，不当兵，不交捐”之类。许多村民虽然口上不说，但是心里却是非常激动，因为这些话都说到了大伙的心坎里。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游击队终于开始了大行动。1949年2月22日晚上，游击队成员来到了湖下村，占领了村里仓库，把锣鼓敲得震天响，号召大家去仓库抢粮。湖下村是乡政府驻地，这个仓库是国民党政权设在清平源的唯一一个仓库，可以存放几百万斤粮食。

　　刚刚开始的时候，村里的百姓几乎没有人敢去，我父亲也不敢前往。后来，游击队成员就放了一把火，在仓库内烧起了熊熊大火。这下子，父亲坐不住了。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几乎已经没有什么余粮，错过了这个机会，就只能半饿肚子过冬了。拼了！父亲一咬牙，打算壮起胆子去看一看。出发之前，考虑到我是甲级壮丁，若被国民党军队抓住就极易被送去当兵，于是强行把我留在家中。

　　父亲很快回来了，挑回家满满一担粮食！全家人的眼睛都放光了。下一次，我和父亲一起出动，每人都去挑了满满一担粮食。在前往仓库抢粮的路上，我看到了许多家境贫困的村民，大家都放开步子疯狂奔跑，眼中燃烧着炽热的火光。

　　很快，整个村子都轰动了，大家胆子越来越大。紧接着，游击队又带着大家冲向乡政府，在乡政府门口放了一把大火，当众烧掉了壮丁名册、四征五捐册和文书单，大家都拍手叫好。

　　许多村民在挑够了家中用粮后，甚至还主动帮助游击队成员挑粮至游击队根据地。当时游击队的驻地在清平源的里半源（清平源分为里半源和外半源，里半源就在现在富文村往里区域），我和村里数十人参加了运粮，整整挑了五六天。

　　也许现在的许多年轻人都想象不到当时粮食的珍贵。在1949年那会，粮食就是百姓的命根。拿我家来说，一家五口人，虽然是中下农，租了十几亩田地，但是因为田地贫瘠和地租高，留给自己的粮食并不多，平时吃得最多的是杂粮和野菜。

　　那么，粮食不够该怎么办呢？只能去给人干活赚钱。当时清平源出产木炭，我们就去帮别人挑炭。从村子里到外面码头，有七十多里路，一天只能走一个来回。干活一天，财主给一升米的工钱（大约是1.8斤），他们把米折成金元券（当时的货币）。等到财主把木炭送到外地换成了布匹，运回来再卖了钱，才能支付。当时货币贬值非常严重，当一升米的钱到手头上的时候，已经严重贬值成只能买一刀纸了。

　　其实中国老百姓是最讲究实际最容易满足的，他们求的无非是能吃上一口饱饭。游击队来了后，不但帮助老百姓抗兵役、抗交捐、抗交粮，还带领大家反抗苛政，大家自然就拥护他们。

　　这些土匪看上去气势汹汹，其实却是乌合之众。当武工队战士机枪一开，对方上千人立即溃败，吓得屁滚尿流。我开始是紧张，后来是傻眼――这也太不经打了吧！

　　这次烧仓库事件之后的第三个月，也就是1949年5月份，淳安得到了彻底解放。可是，遗留的敌对势力却依然不少。其中，最让百姓忧心的就是匪患。

　　当时土匪的成分非常复杂，包括了地方上的地痞流氓、赌博鬼，还包括了许多好吃懒做之辈。总之一句话，这些人原本都是各个地区的不安定因素。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土匪虽然人多，但是并不成气候，直到土匪头子徐震东将他们组织了起来。

　　徐震东是威坪人，极端仇视共产党政权。他自封为“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浙皖边区游击纵队司令”，率领众多土匪攻打下了威坪镇，打出了“杀猪拔毛”的嚣张口号。虽然后来因为袭击港口被解放军击败，但是依旧拥有上千号人马。

　　1949年9月份，我们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由于清平源是产粮区，徐震东率领的土匪极可能袭击湖下村。

　　在得到这个消息后，区政府决定给这些土匪再上一课。9月13日傍晚，茶园区区长郭东森带着新组建的清平乡武装工作队到了我们村，带来了两挺机枪，三十多条步枪。武工队来到后，立即开始在村里布置防守。我则和武工队宣传组一起，协助做好村里老百姓的安全工作。我们挨家挨户去通知村民，让他们躲到屋子里的床下、桌子下，千万不要出来。

　　才刚刚安顿好村民，土匪就突然来到了。他们从村子对面的山坡上冲过来，铺天盖地，一看起码有上千人。他们还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一个号子，叫人吹起了冲锋号。我心里有点紧张，估计这回要有恶战了，因为他们火力看起来非常猛，子弹如同雨点般倾泻而来，击在屋顶上乒乓不停地响。

　　近了，更近了。根据事先安排，当土匪接近时，武工队成员才火力全开。最后让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武工队火力一开，对方就乱成了一团，很多人被当场打死，更多的人则吓得转身就往回逃。才两三个小时，土匪就逃得不见踪影了。战斗结束后，经过统计，村里的村民和武工队队员居然没有一个人受伤。土匪真是一帮乌合之众！

　　当天晚上，这帮土匪被击溃后，转身往漠川、重坑方向逃窜，他们准备通过淡竹去建德。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去往建德的路已经被解放军剿匪部队给切断了。9月19日，徐震东在清平乡潘家源被解放军剿匪部队击毙，这帮无恶不作的土匪也被打成了一盘散沙。

　　这一次剿匪行动，我们缴获了手枪、子弹、青布、手电筒等物资。作为向导的我，因为工作出色，拿到了一份特殊的奖品――一把手枪。

　　虽然徐震东被击毙了，但是剩余的土匪还是很多。在徐震东死后第二天，我们在聚璧村的内线接到一个消息，有小股土匪在山合源活动，接到这个消息后，我们马上出动追击。

　　这次行动过程中，我是向导，剿匪武工队队长朱以同是指挥。我们翻过了潘家源，马上就遇到了一个挎着枪的土匪。这个土匪怎么也想不到我们来得如此迅速，被我们逮了个正着。“你是哪个部分的？”我们让他举起手。这个土匪吓得回答不出来，最后支支吾吾地表示，他只是徐震东的勤务兵，愿意向我们投降。

　　缴了这个土匪的枪，根据这位土匪的指路，直奔这股土匪的巢穴。到达目的地时，七八个土匪在烧烤一只麋鹿。这些土匪见了我们，丢下吃的就四散而逃。最后，我们顺利缴获了手枪、子弹、青布、手电筒等等物资。

　　剿匪回来后，武工队的领导非常满意。当场就奖了我一把手枪，还附带了三颗子弹。这个出乎意外的惊喜，让我心中激动异常。

　　徐震东死后的第三天，经过武工队的猛烈打击，剩下的土匪全部成了惊弓之鸟。针对该现状，清平乡武工队打出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缴枪不杀”的口号，鼓励所有土匪前来乡政府投降。这一天，我们在乡政府门前摆了三张大桌，每张桌子前都有人负责登记。仅仅这一天，就接受了大量前来投降的土匪。

　　比如，陈春海是当时的土匪中队长，他不但主动投降，还上交了一块重达1斤的金子；项新泰，国民党中的干部，为了老婆孩子不受牵连，前来投降；方炳福，一位本地人，但是却一直在外县当土匪，在武工队强大的攻势下，也前来投降……

　　从此，清平源区域再也没有一支成规模的土匪。

　　邵自龙牺牲了，被土匪吊死在了别人家中。我在房东的帮助下，躲进了柴火和茅草中，手握着冰冷的手枪，两眼不合，捱了整整一夜。

　　本以为经过武工队大力剿灭，清平源的土匪已经全部消失。可是没想到在1949年10月1日，我又遇到了一次危机。这一次，我的搭档光荣牺牲。

　　当天，我和农民协会的邵自龙同志，一同前往青田村。根据计划，我们将登记该地所有农田的产量，村民自己上报数量，我们登记之后再核实。到了青田村后，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则在大会堂中召开村民会议。在开会之时，我发现会场上总有几个人在交头接耳。我虽然有点疑惑、有点担心，但是心中并不害怕，因为我身上带了两把枪。一把放在怀里，一把挂在外面。

　　很快，就轮到了财主周复生上报数据。由于他上报的数据太少，邵自龙和他发生了剧烈争吵，两人甚至扭打了起来。见势头不对，我就上前扳开了他们。

　　很快到了中午，我在该村吃了中饭，才刚刚开始登记数据，就有一个村民急急忙忙前来报告。他说：“邵自龙死了！”我当场吓了一大跳。怎么可能？这个村民说，是被吊死的。我心中马上咯噔一下，没想到，心中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在确认邵自龙死了后，我立马写了一张纸条，大概介绍了这里发生的惨案，叫一位可靠的村民用最快速度送到乡政府，并嘱咐他在送完纸条后去趟我家，告诉我的妻子，如果我回不来，请不要过于悲伤，一定要把我们两岁的女儿带好带大。

　　这位村民走后没多久，许多人便涌进了我所在的农户。他们把我团团围住，不让我走。其中有几个人更是直接说：“想走也不是不可以，不过先把手枪留下。”我想，一旦手枪被他们拿到，我肯定没命。于是就一狠心，既然这些人不让我走，我就干脆不走，反正我有枪在手，谅他们不敢如何。

　　我所在农户的房东是一个厚道人。看到我处境非常危险，怕对方结集更多人前来抓我，就把我藏到了柴火堆中间，上面盖了茅草。我躲在茅草堆中，手紧紧抓住冰冷的手枪，子弹上膛，心中忐忑不安。

　　很快，天黑了，土匪来了，有八九个之多。他们一进村就闯进了我住的房子，直接问房东：“姓徐的在哪里？！”房东谎称，天没有黑我就往里面走了。这几个土匪一合计，估计我是去里面村庄安慰邵自龙的家人了，就往里面追去。

　　如果土匪在里面没有找到我，会不会折回来寻找呢？在茅草堆中，我额头的冷汗不停下坠。等啊等，非常漫长的一夜终于过去了，土匪始终没有再来。

　　第二天八点多，后援人马终于来到。两名公安局的同志和一名乡政府的同志来到了青田村。我向他们汇报了情况。回到家里后，妻子见了我，哇地一声就哭了。家中的老父亲见了我，也转悲为喜。

　　后来，案件破了。原来，这一切都是周复生指使的。最后，周复生被枪毙，几个土匪也被判刑关进了监狱。而我的搭档邵自龙同志，则被评为了烈士。

　　土地改革难，难就难在贫、中农在地主、富农的千年积威下，提不起足够勇气。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打击地主、富农的气焰，让贫、中农鼓起勇气来。

　　次年掀起的全国土地改革是件意义深远的大事，它不仅意味着劳动人民终于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同时也使广大农民分到了土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以后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淳安开始试点土地改革时，我担任茶园乡土改队队长，负责对该地区的土地拥有情况进行摸底调查。调查的内容主要是摸清到底有多少地主富农，有多少贫农和中农，富农中又有多少是不劳动的，有多少是亲自参加生产劳动的。

　　对于如何划分贫农和中农按当时的规定是，中农是拥有自己土地，但自己下地干活，所得粮食刚刚够一家人维持生活的。而贫农则是没有土地，或土地十分稀少，靠给地主家做工来维持生计的。

　　当时我们的工作原则是让大家先自报成分，然后再集体评定。对于富农，要先斗一斗，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几千年来贫中农对地主长期的畏惧心理。除此之外，我们还枪毙了一批地主，以此杀鸡儆猴，起到震慑作用。

　　接下来，我们把土地都收回来，然后平均一下，算出个平均数值，做了土改方案，准备开始执行。但是，我们还是低估了几千年来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力。最大的问题出现在贫困群众不敢要土地，因为这些土地原先是地主的，许多农民害怕地主复辟后会遭到打击报复，大多不敢参与。

　　针对这个情况，我们提出了打倒“地主不劳动，还是堆金山”的宣传口号，发动大家，让百姓继续批斗地主，让大伙儿都鼓起勇气来。通过发动群众斗地主，激发老百姓心里对地主的怨念和仇恨，最终使得大家敢于放开胆子要土地。（记者　方俊勇　见习记者　徐家贤　整理）

千岛湖新闻网　编辑：徐爱梅　徐满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