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在姜家瀛山书院所作的《题方塘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可以说是朱熹在方塘读书思考，并面对方塘一鉴和瀛溪的源头活水，临流触发，切悟理学真谛的一首哲理诗；是朱熹理学思想豁然贯通，骤然升华的诗意勃发。
踯躅于姜家的山山水水，翻阅着尘封的遗文古籍，朱夫子那神逸于姜家的道道足迹，习静于方塘的仙风道骨，讲学、会文于瀛山书院和康塘百琴楼的谆谆善诱和点化之声，仿佛又历历在目，萦萦于耳。
一、 会 友
朱熹来姜家是从会友开始的。北宋中后期，有詹氏一支在姜家的郭村马凹里崛起。熙宁年间，有詹安为乡先生，赠宣奉大夫，官浦江主薄。他“淹贯群书，尤深于经术，其讲解务通大旨，识古今治乱之要”。詹安于瀛山建书院，于瀛山之麓凿方塘，“躬教五子，皆举进士”。詹安之孙詹仪之，习研理学，南宋绍兴二十一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时詹氏家族还有很多在朝中为官的，其中詹仪之的伯父詹大方为工部尚书、枢密院使、参知政事；另一伯父詹大和为桐庐、临川等郡守。他们均与时任宰相的张浚交厚，张浚曾荐举詹大和擢守九江。张浚有子张�，精于理学，与詹仪之很早就成了学术上的朋友。时江西婺源人朱松，为秘书省正字，与张浚都是主战派，私交也很深。故精于理学的朱松之子朱熹与张浚之子张�也早就志同道合，成为挚友。所以，詹仪之也很早就通过张�认识了朱熹。
南宋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戊辰，19岁的朱熹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赐同进士出身。二十一年（1151）辛未，朱熹又入临安（杭州）铨试（即对进士出身者进行的相当于现在的面试和考察的一种考试，就是对将任官职的进士进行出身、体貌、言谈、书法和应变等能力的测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就在朱熹铨试后还在临安访友时，姜家马凹里村的詹仪之也到临安参加会试。会试后，到伯父詹大和的好友张浚家拜访，正好碰上同在张家为客的朱熹。两人相见，谈及故里籍贯。当朱熹得知詹仪之为遂安人时，即有一种故人相见之感（朱熹祖藉婺源，历史上婺源和遂安曾同属徽州）。朱熹又想起小时父亲朱松曾和他讲过的与遂安康塘洪氏的通家至谊。父亲早年在休宁石门求学时，就经常到邻近的遂安康塘会友洪氏，后来还为康塘写过《洪氏宗谱引》等文。詹仪之也向朱熹介绍了詹家的情况和与康塘洪氏的姻亲关系及两家构书舍、育子戚的事，两人一见如故。从此，开始了毕生之谊，也为后来朱熹到姜家讲学埋下伏笔。
詹仪之(公元?一1189)字体仁，号虚舟，南宋遂安马凹里(今姜家上郭村)人。仪之祖父、父亲、伯叔等都在朝中做官，诗书传家。仪之从小就“慨然有志于学”，在爷爷创办的瀛山书院刻苦攻读，并研习理学，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考取进士。仪之尚未为官时，暂且在家中的瀛山书院“孜孜以讲学为任”和研习易经理学为事，故乡父老爱之，远近仕子趋之，“访师问学，笃志力行，以期入乎圣贤之域”。
乾道三年（1167）八月，朱熹带着林中用等弟子自福建崇安去潭州（今湖南长沙）访问时任知府的朋友张�，进行学术思想交流。乾道五年（1169），张�调严州任知府，吕祖谦任严州教授。吕祖谦，字伯恭，金华人，出身于宦官世家，幼承家学，隆兴元年(1163)进士，与张�、朱熹相友善。这时的朱熹、张�、吕祖谦三人，学著东南， 时称“东南三贤”。詹仪之如鱼得水，特赴严州与张、吕“日以问学为事”。这年秋天，朱熹又率弟子来访严州，与张�、吕祖谦继续对“太极之理、中庸、孔孟之义”等进行进一步探究，詹仪之也参与其中，无所不谈，获益匪浅。詹仪之与朱熹的问学之谊又更为深入，遂成莫逆之交。这时，詹仪之表示了欲邀请朱熹到瀛山书院讲学之意，钟情书院引导和教育的朱熹欣然应允。
淳熙二年（1175），詹仪之任信州（江西上饶）知府。时朱熹、吕祖谦和陆氏兄弟（江西金溪人，当时中国东南另一理学支派陆九渊、陆九龄）等人在信州鹅湖寺（今上饶铅山）论学，史称鹅湖之会。詹仪之作为信州行政首长、又作为讲会三方（朱熹、陆九渊、吕祖谦三人各为一方）朱熹这一方的第一人，至鹅湖与朱熹“往复问辩无虚日”，这段经历使詹仪之与朱熹“学之共鸣，友之相契”更甚。
淳熙四年（1177），詹仪之“帅广东”，任“两广经略安抚使，以濂溪（理学始祖周敦颐）旧治立祠曲江上，张�为之记”。这时，朱熹与詹仪之书信往复很多，其中有《与詹帅书》四封载《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七。时詹仪之“上书论广盐官鬻之弊”，深受“孝宗（赵�）赞许，革除官鬻之弊”。由此升为“吏部侍郎、克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事”，其中“讨平安化蛮蒙光渐，世服其确”。这时，“有嫉之者飞语中伤之”，遂“责授安远军司马袁州安置”。朱熹知道詹仪之这些际遇后，在与仪之的书信中说：“侍郎（仪之）丈入陪近班，日有论思之益，善类方以为喜。今乃以区区一方盐策之故，轻去朝庭，识者不能不以为恨”。足见他们相互之间的知遇之重。“未几，光宗登极，念仪之故官僚，许自便。”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仪之归退故里。仪之为官，恪尽职守，尝言：“居官之法，尽心平心而已。尽心，则无愧，平心则无偏。”深得朱熹认同，故仪之归退时，朱熹特至瀛山书院看望。“是年七月，仪之卒于家”。朱熹闻讯，于次年又来仪之故里“具位致奠”，作《祭詹侍郎文》，为失去这样一位契友而深深扼腕。
朱熹屡次来姜家，在詹仪之的引荐下，又结识了很多好友。其中有资料可询的就有康塘的洪志曾父子四人、狮城无碍寺住持和另一任姓好友。狮城任姓好友的儿子任忠厚，于绍熙四年（1193）负笈从学于福建建阳考亭，成为朱熹门人。
二、悟 道
乾道五年（1169）秋，朱熹来严州访张�后，詹仪之邀请了朱熹到瀛山书院讲学，朱熹也早有到遂安游学和访友之意。于是，朱熹在张�、吕祖谦等好友陪同下，随詹仪之来到遂安马凹里（今淳安县姜家镇郭村）瀛山书院。
一路上，朱熹为青溪（新安江）和武强溪的美景所陶醉。船过铜官峡，他触景生情，作《清溪》诗一首：“清溪时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秋。隔断红尖三十里，白云黄叶两悠悠。”当航船来到武强溪畔的许由山下时，詹仪之向朱熹讲述了当年许由为逃避做官而南遁此山隐居的事，朱熹遂停船登上岸边的一座小山头赏起景来，又赋诗《过许由山》：“许由山下过，川水映明珠。洗耳怀高洁，抛筇墩上娱。”后来，当地人就管这座小山头叫“朱墩山”。 朱墩山和许由山相依相偎，今天已成两座小岛。
朱熹一行到瀛山书院，在詹仪之的丽泽所安顿下来（《瀛山书院志》载：丽泽所，吏部侍郎詹仪之与朱文公、张宣公、吕成公相友善，往来论学于此）。当晚，詹家以当地三宝“山鳗、石斑鱼、鹰嘴龟”等佳肴招待贵客，稍作调养。
在瀛山书院，朱熹为这里的美景和詹氏家族浓郁的文化气息所吸引。仰观瀛山耸秀，俯瞰方塘云影。又对那瀛山书院堂构之精华、学风之浓厚和詹氏家藏典籍之丰裕，倍增兴致。这里的瀛山精舍（书院讲堂）、董陶所（詹安与上蔡谢氏讲论之地）、传桂堂（詹安五子科第堂）、虚舟斋（詹仪之书斋）、半亩方塘等，更让他们应接不暇。之前朱熹曾校定《谢上蔡语录》，这里他又发现谢上蔡与詹安讲论之语录和赖文俊所著《披砂拣金经》、詹仪之所作的《四书释稿》等等，对这些也表现了浓厚的兴趣。
连日来，一群鸿儒，游赏唱酬，山川也为之生色。特别是朱熹和詹仪之，“相与讲明其所未闻，日有问学之益”。朱熹还赞许詹仪之，“所见卓然，议论出人意表”。
这天一大早，朱熹又在方塘边的得源亭里读起詹氏家藏的书来。晚秋的清凉，爽爽地袭来。朱熹一边读书思考，一边观赏着方塘美景，或一目十行，或斟字酌句，或闭目神思，或极目山峦，或凝眸方塘。但见方塘源头，层峦森壑，云岚浮幻。瀛溪两岸，柳风竹影。清澈的源头活水，源远不断地注入方塘。方塘一鉴，澄波似镜。湛蓝的天空，轻漾着朵朵白云。方塘之中，天光云影，万象森列。朱熹感慨着这大自然赐予的灵秀和美景，似乎彻悟到了什么。“噫！亦何自而得此哉？”不就是因为那“源头活水，流而不息”吗？朱熹回想着这么多年来，上下求索，学无止境，而今鸢飞鱼跃，从佛家的困惑与道家的迷茫之中游离出来，深深融入理学的瀚海之中。正是“夫学莫贵于自得，斯逢源资深，道义之出无穷哉”。由此，朱熹豁然贯通，临流触发，即兴而赋成有感于问学的千古绝唱《题方塘诗》：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这首诗里，朱熹把半亩方塘喻作一面明亮的镜子，天光云影在这面明亮的镜子里徘徊荡漾，变幻出各色鲜活灵秀的自然美景。这面镜子就像自己心灵的窗子，只有用“源头活水”来冲洗自己心灵的窗子，才能使自己心灵的窗子不断地摄取窗外的美景，这个心灵的窗子才会晶莹剔透、淡泊、宁静、庄重、诚实和美丽，才会有长久的鲜活的生命力，以此生动地总结和阐述了自己的为学之道。朱熹通过半亩方塘的“源头活水”而豁然通达，悟到了“源头活水”之道，认识到要“上承千圣之绪，下启后学之端”，架构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就必须借助于所谓的“源头活水”，即自孔、孟、周敦颐、二程以来的道学传统，从中不断地吸取营养，丰富自己。由此，阐释了人类追寻真理、追求进步而不可缺少的无止境的创新精神，成为朱子理学思想升华的一次契机。
随后几天，朱熹对这首诗又进行了反复思考和吟咏，对它的寓意又有了更为深层次的理解，他认为“天光云影”，“源头活水”，就是“即物穷理，格物致知”。“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要去掉“人欲”，洁净心灵，就能换醒心中的“天理”，通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源远不断的积累过程，“用力之久”，而产生“豁达”的知识扩展，才能真正把握“天理”，实现人的智慧、道德完美，而成为“圣人”。为此，朱熹又把《题方塘诗》改为《观书有感》，即所谓“因为《题方塘诗》以见志”，这就是朱熹的“方塘悟道”。 明代学者钱德洪《瀛山三贤祠记》：“余读晦翁朱先生《方塘诗》，乃叹曰：此朱子悟道之言乎！”
有了“方塘悟道”，日后的朱熹才思如清泉喷涌而出，著述不断，哲学思想体系更为成熟，终成为集理学之大成者。
三、讲 学
朱熹在瀛山书院作了《题方塘诗》后，兴致很高，随即为詹氏族戚子弟讲学，远近仕子也慕名从游，随行的张、吕和真德秀等也讲学其中。这次瀛山讲学，实际上是一次由朱、张、吕、真、詹等之间为主，并有从学者参与的讲论，即所谓“高居远尘杂，崇论探幽冥”。讲述为学之道和朱子这一学派的理学观点，宣讲其理学体系，间以介绍其他学派，使从者开阔视野和提高学术思想水平。
张、吕等因有职务在身，先期离开。朱熹等在詹仪之陪同下，又专程到康塘访友讲学。
康塘，在原遂安县城北二十里的十七都一图（今为姜家镇霞社村康塘），是旧时过往瀛山书院的必经之地，为名闻一时的“遂安三山四塘”之一。这里“山川佳胜，木石鹿豕，可居从游，诚高蹈之墟，君子之居也”。
朱熹与康塘洪氏有着“通家至谊”。 康塘洪氏乃宦门望族，其祖先为东晋时兵部尚书洪绍。洪绍自京口迁居遂安武强溪北岸木连村（今汾口镇仙居村一带），其第五子洪纂，字令光，刘宋元嘉十五年（438）为始新（淳安）县令，洪氏遂在淳安厌村、养村、庆源一带住歇。南宋名臣洪皓其祖概出养村，而其后裔又辗转复迁养村，故洪皓故里为江西鄱阳，但其曾孙洪璞又是淳安养村人。遂安康塘洪氏，也源自淳安养村。北宋乾德年间，有洪师圣（养村谱称洪师孟），字胤元（以避赵匡胤讳，谱中易为“允元”），自淳安养村徒居康塘村（初名金峰庄，后分为里、外康塘两村），是为康塘洪氏始祖。
朱熹的父亲朱松，累官至司勋吏部员外郎，尝与洪璞曾祖洪皓同朝，并且在极力反对秦桧“决议和”的政治立场上，观点一致。其时，朱松与同列上章，极言不可“议和”，因此惹怒了秦桧，于是“风御史论他，出知饶州，未上卒”。而洪皓的经历更为坎坷，宣和中，尝奉使至金，“抱印符卧起，留金十五年”，同时使金者十三人，只有洪皓与张邵、朱弁（鹜源人）得生还，“后以论事忤秦桧，数责濠州团练副使，安置英州。久之，始复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州卒”。朱熹又与闻名天下的洪皓三子（即洪适、洪遵、洪迈，时称“三洪”）有过同朝为官的交情，而且有着政治观点上的一致。凡此种种，便是朱熹与洪皓后代的康塘洪氏维系着一种不寻常的关系，保持着一种特殊感情的缘由。所以，朱熹要专程至康塘拜访。
这时，康塘村有洪志曾，字廷佑，为瀛山詹仪之家族的外生，自小“奋步蓬瀛”，即在瀛山书院求学，是一位“爱泉石，乐琴书，迹不履城市，交不接浮夸”的隐君子。他在村中建有育英堂和锄花别墅，育英堂为教化子戚之所，锄花别墅（朱熹易其名为“百琴楼”）为琴棋娱乐之所。朱熹与洪志曾相交后，一个羡其“隐君子”的作派，一个慕其“大儒者”的风范，彼此相见恨晚，遂成契友至交，结下不解之缘。洪志曾有三个儿子，虽未及第，然已足见功底，故朱熹“乐以教之”。康塘的山水环境和琴书之乐也让朱熹“悉皆留情”。这次，朱熹于康塘讲学数日后，由婺源返回崇安。
随后几年，朱熹又数次专程赴姜家讲学。有文字记载的就有四次，即：乾道七年（1171）（《朱子年谱》：自福建崇安五夫里至遂安瀛山詹仪之故里）、乾道九年（1173）（朱熹《三瑞堂记》：岁在辛卯，余访友遂安），淳熙元年（1174）（朱熹《三瑞堂记》：淳熙甲午新安朱熹记）、淳熙十六年（1189）（朱熹《康塘洪氏旧谱引》淳熙已酉年二月新安朱熹）等。在姜家，朱熹主要讲论“格致之学”和“补大学格致章”，即朱熹《大学章句》中的《补大学格物致知传》。这是朱熹认识论的总纲，是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论的精髓，是姜家讲学的主旨所在。讲学中，朱熹常与仪之商榷“格致之学”，“阐格致之论”，将商榷的结果“于瀛山而补辑之”，使朱熹的《大学章句》更为完善。朱熹和詹仪之经常在一起交流和切磋学问的真谛和学习心得。朱熹在《与詹体仁书》中说：“如大学格物一条，比方通畅无疑；前此犹不免是强说。故虽屡政，更终不稳。当旦夕别写求教。前本告商省阅，有纰漏处，痛加辩诘，复以示下为幸也！”朱熹与詹仪之所探讨的“理气关系、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等，提出了非常深刻的辩证法观点，对我国理论思维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在朱熹的引导和教诲下，于乾道、淳熙年间，瀛山书院先后有詹渊、詹洙、詹�、詹�之、詹价之等人考取进士，其中詹�得殿试第一，中了状元，大魁天下，获孝宗皇帝赋诗嘉勉，官至龙图阁大学士。康塘洪志曾三个儿子洪法、洪汲、洪沭也都考取了进士。朱熹讲学在姜家乃致整个淳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会 文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詹仪之归退故里。朱熹特至瀛山书院看望，入居詹家在鉴湖（庄口村）的居舍，两位风霜老友，虽经一番仕途风雨，但还是感怀于世事沉浮，忧患于国运兴衰，正是“枥骥倦千里，笼鹤思九皋”。这时朱熹又想起了康塘的老友，“念昔田舍日，不知山林高。一朝逢世纷，故丘得潜逃。”还是到康塘逃世去吧！
两人来到康塘（朱熹淳熙已酉年二月《康塘洪氏旧谱引》：“余居鉴湖，访友康塘”），“手捻黄花还自笑，笑比渊明，莫也来访早。”早有洪志曾老人带着三个儿子躬恭相迎。相别已经十多年了，这日相见，分外亲切。这时，洪志曾的三个儿子不但学术上已更为成熟，而且，琴、棋、书、画也是好手。他们邀恩师游息于康塘环翠池，讲论唱酬于百琴楼。这种“讲论唱酬”，他们就叫作会文，也叫社集。所以，朱熹在康塘的会文，主要是在“通家至谊”前提之下，在以往交友和讲学的基础之上，师生之间学术上的进一步探究、商榷、讲论、答和，师友之间在百琴楼和环翠池中的琴书之乐和诗词唱和等。
朱熹《三瑞堂记》：“宅傍建一楼，高十余丈。楼置瑶琴百具，每当风晨月夕，幽致飘然。按弦而抚，百琴应响，如出一律。所谓啸虎闻而不吼，哀猿听而不啼。惜期子（按：应为‘子期’）不再，空负此高山流水也。”这就是朱熹笔下的康塘百琴楼。在百琴楼中，朱熹和他的朋友、弟子们讲论、商榷、作文、赋诗、书画、弹琴、下棋等等，即所谓会文。朱熹《三瑞堂记》：“余每造其宅，与三君子商榷古今，匪朝伊夕。”“其宅”指百琴楼，“商榷”也就是会文之一。朱熹在康塘百琴楼的会文，是古代文人的一种附庸风雅的乐在其中的文化境界，也是当今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一种人文精神和文化氛围。
就在这时，朱熹作了《康塘百琴楼歌》，这首歌虽然写的是康塘百琴楼的琴书意境，但也可见当时会文之一斑。序言：“余尝习静于银峰之半亩方塘，时与洪子守成昆仲会文百琴楼中，故作歌以志之。”“习静”为思考之意，即为朱熹于半亩方塘的哲学思考；“洪子守成昆仲”就是指洪志曾的儿子洪守成、洪守泽、洪守引三兄弟；“会文百琴楼中”指朱熹和洪氏三子在百琴楼中会文，所以作歌以志。洪法（长子），字守成，乾道辛卯年（1171）进士，官至校书郎。次子洪汲、字守引，三子洪沐、字守泽，皆淳熙甲午年（1174）进士。朱熹称道他们为“文坛骥足，中原旗鼓”。《百琴楼歌》句“卓哉硕人生其间”的“硕人”指的就是洪氏三兄弟。有“崇楼广置百张琴，兴来鼓操乐且耽”句，指朱熹在百琴楼会文时，兴致来了就会鼓操百琴，随手弄弦，琴弦“高、古、洪、幽”，忽如“鹤鸣皋”、“传太初”、“响刀弓”、“咽泉流”的琴声，且乐且耽。“书虞卷，琴满案”句，指在琴声中读书，“任教披吟历万卷”；“棋虞喧，琴满轩”句，指在琴声中下棋，“任教当局猛争先”；“ 画虞癖，琴满壁”句，指在琴声中画画，“任教骨髓爱奇笔”。由此可见，朱熹和守成昆仲演绎和切磋琴、棋、书、画技艺也是他们会文的主要内容之一。他们的会文不是争鸣，而是谆谆善诱中的“百琴之乐乐融融”、“百琴之乐乐泄泄”和“百琴之乐乐习习”。最后，百琴楼中的琴书盛事，让朱熹也发出“噫嘻，振振绳绳，深有庆于洪氏之后允”的感叹！
这一次，说是会文，朱熹亦如逃世之行，远离市宦。会文之余，又寄兴于百琴楼前的环翠池，一时雅情逸致。朱熹《三瑞堂记》：“楼（百琴楼）后竹千竿，楼之左右，百卉备举。前一池（环翠池），广可二十余亩，中有鲤�、菱莲、蒲藻，无不悉具。两岸桃李繁饶，池内置设画舫，凡宾朋交错，皆游赏其中，即曲水流觞，何多让焉！”这就是环翠池，康塘人也叫游嬉塘。环翠池“方而不方，圆而不圆”，尽显曲环之美，朱熹常与洪氏父子游赏于此，或登舟舒啸，或临流赋诗，诗酒放歌，花晨月夕，自有一番“一日三秋”之慨，一唱：“日映风帆软，荷开水殿香”；一和：“任风随上下，带雨别东西”。 一时“父子相娱之乐，好友相契之益，称极盛焉”。情景宛然，令人倾慕。
朱熹在姜家期间，留有很多遗文墨迹，但由于年代久远，真正流传至今的已经较少。现在尚有记载的文字有《题方塘诗》、《过许由山诗》、《康塘百琴楼歌》、《三瑞堂记》、《康塘洪氏旧谱引》等文。墨迹有朱熹等三家六札卷（朱熹、张�、詹仪之三位学者的信札合卷，藏故宫博物院）、《题方塘诗》碑、康塘“三瑞堂”匾额、百琴楼“三瑞呈祥龙变化，百琴协韵凤来仪”门联、郭村“仁义忠孝”匾额、黄村桥“山口”路碑等。
汪永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