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小区停电，要找些东西，蜡烛火焰晃荡晃荡的，不安全，便寻思要只手电筒。走出小区，连跑了几家小店，均没有手电筒可卖。年长的，脸带歉意，表示没货；年轻的，对何为手电筒表示不解和茫然。最终，我只能悻悻地拿着打火机和蜡烛回家，心理纳闷：曾经是生活的必需品，咋冷不丁就被冷落了。

　　在我戴红领巾的时候，拥有一只手电筒是无比荣耀的，这感觉类似现在小孩拥有属于自己的漂亮手机。小学五年级，晚上有自习课。我家在姜家镇宏山村，离学校只有十多分钟的路程。上学要经过不到500米的街，晚上没有路灯，只有三家木板搭建的小店有橙黄的煤油灯火，这种煤油灯是带有玻璃罩的，灯火摇曳，却任凭风吹而不会熄灭。晚上下课，四五成群，一路脚步急骤；遇有谁带了手电筒，这晚的心情会爽朗很多，也会有人说笑和听一片蛙声了。

　　手电筒并不贵，当时，三节装的大概也就是两元上下，但对于许多家庭仍是“大”数字。其时，小学低年级一学期的学费不过是两元，尚且有些家庭还不能按时缴费，耗“电油”厉害的家电――手电筒自然有许多家庭是不购买的。遇有急事非要照明，就向隔壁邻居借用一下，所以，上了年纪的村民晚上出门，往往带些煤头纸，一把葵花杆或松明之类的。说起煤头纸，丰之恺有段精辟之言：“我小时看见我们染坊店里的管账先生，有种种吹煤头纸的特技。我把煤头纸高举在他的额旁边了，他会把下唇伸出来，使风向上吹；我把煤头纸放在他的胸前了，他会把上唇伸出来，使风向下吹；我把煤头纸放在他的耳旁了，他会把嘴歪转来，使风向左右吹；我用手按住了他的嘴，他会用鼻孔吹，都是吹一两下就着火的。中国人对于吹煤头纸技术造诣之深，由此可以窥见。”正如丰之恺所说的，中国人人人具有三种博士的资格：拿筷子博士、吹煤头纸博士、吃瓜子博士。吹煤头纸“国技”，不仅不发达，而且近乎绝迹了。葵花杆也是特制的，葵花籽收成后，把葵花杆浸泡在水里，待杆芯腐烂后取出，晾干。去除糟粕，剩下的是纤维脉络分明的白色葵花杆。这种葵花杆，不仅易燃，而且耐烧。在这根葵花杆上，先人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传承和体现。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黑白电视机已在小镇普及，手电筒自不必说了，真正成了生活日用品。街上安装了路灯，宏山路段也有两只路灯。一只是汽车修理铺老板的“广告灯”，另一只是集体路灯。小学新建在村旁边，上学只有一炮仗路，中学把小学给并了，中小学生上学都不必带手电筒了。但手电筒没有“失宠”。晚上，下田看水，走门串户等都需要带上手电筒。夏夜，只要不下雨，水库边不时有“渔夫”的手电筒光束在茫茫的夜色中划来划去。暑假，我随着大哥做了几天的“渔夫”，让人终身难忘。那时，新安江库区水位较高，真正的渔民不多，捕捞手段还处“发展”阶段，鱼比较多，也比较“傻”。晚上八点过后，浅水区便不显热，鱼儿进来觅食了。我们一手握鱼叉，一手拿手电筒，瞪大眼睛寻找猎物，这活看似简单，但操作起来便见功底了。头几个晚上，我是颗粒无收，大哥多少总能逮到几条。后来，总算给我叉了一条“白条”，尽管是猫食，也让我心跳加速了好一阵子。我当时很不服气，认为我的工具不来事，大哥拿的是四节电池的手电筒，而我只是两节电池，关键时刻还要摇晃几下才会亮的“古董”手电筒。

　　参加工作已近十年，若非停电，我也不会有买手电筒的念头，因为在这个城市里，我能去的地方，晚上都有路灯，根本用不着手电筒。手电筒在城市里找不到市场也在情理之中。随着城乡化的推进，家乡小镇会慢慢工业化，届时，也会有年轻人对何为手电筒表示不解和茫然。回忆手电筒的趣事，不仅是怀旧，更是表示人生历程的完整性；不忘历史，更是让自己珍惜过去，善待现在。

　　姜红飚